王文仲

1967年2月到1969年5月，我在中央文革记者站工作了28个月。40年过去，许多事忘记了，多亏朋友的帮助，给我找些资料，才实现了一些琐事的相互连接。现将回忆起的几件事整理如下，以备不忘。

神秘的花园村1号

最初印象

1967年2月，我从辽宁省军区某部连副指导员任上，调到中央文革记者站。

这时的北京，“文化大革命”运动如火如荼。上海的“一月风暴”正向全国蔓延，北京一些单位出现了“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彭德怀已经被揪回北京批斗……然而，由于北京在国际上的特殊地位，大字报还不能随便张贴。但是，来自全国各地大串联的革命师生却随处可见。他们手中反映全国各地“文化大革命”情况的小报、传单，不断撒向北京的各个角落。北京的造反派也充分利用地缘优势，努力发挥引导潮流的作用。

记者站的办公地点在海淀区花园村1号。这个院子的东墙外是全国总工会干校，南边隔路相望的是商学院，往前是海军总医院，再往南就是钓鱼台国宾馆。

花园村1号。是一个不大的院子，有几栋二层小楼。这里的机构设置精干而高效，有秘书组、编辑组、通联组、北京组、服务组、印刷车间。另外，还有一个直属中央文革的、由杨松友领导的信访组，负责拆阅全国各地寄给中央文革的信件。我见过邮政车给他们送信，一麻袋一麻袋的。我想：这么多信，能看得过来吗?在这个院子里工作的有100多人，加上派往外地的记者，一共有200多人。

来到记者站后，我发现这里的人都具有很高的政治素养和文化素养，他们站在“文化大革命”的最前哨，但不随风倒。这个院子里的人，不搞“早请示、晚汇报”，不跳“忠字舞”，每个人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和院外轰轰烈烈的运动相比，这里俨然是一片净土，至少我在这里的前半年是这样的。

记者站的负责人有四位：徐学增、李思温、姜文品、赵秀生。徐学增、姜文品都是新华社军事部记者，一个驻南京军区，一个驻济南军区；李思温是中央办公厅的干部；赵秀生是沈阳军区某军训练大队政委。他们四位都是1966年8月以后抽调上来的，都是很有水平也很受大家尊重的人。

分配到通联组

我被分配到通联组后，党的小组长刘钰同我谈话，向我介绍了这里的人员情况和任务。这次谈话给我印象深的有两条：一条是要尽忠职守，为毛主席站好岗放好哨。这不仅增强了我的光荣感，同时也增加了我的精神压力。另一条是讲保密纪律。这里是中央文革记者站，对外称《解放军报》记者站，地点是花园村1号。但对外不能讲花园村1号，只能说代号：811信箱。不能私自带亲属、战友到这里来，也不能对任何人包括父母、妻子、朋友讲在这里的工作情况。这里的电话四通八达，上可以通党中央、国务院首长，下可以达各省、市、自治区领导，但不能私用。这里的文件很多，但不向你传达的文件绝对不能看……

后来我才明白，1966年七八月间，鉴于有些地方党政机关已不能正常运作，党中央不能及时、准确地掌握各地情况，因此，毛泽东在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提出，选调一批人，以《解放军报》记者名义，派往各地为中央调查了解情况。于是，就有了这个神秘机构——中央文革记者站。

从军队调人，是中央军委给各大单位分配的名额。从沈阳军区调来多少人，当时我不知道，我们团只分到一个名额，便落到了我的名下。后来才弄清楚，沈阳军区一共有40多名干部调到这里。这个记者站对外称《解放军报》记者站，工作人员的身份却有所不同，有《红旗》杂志记者、《解放军报》记者，还有《人民日报》记者、新华社记者……我的身份是《红旗》杂志记者。

主要任务就是抄稿子

刘钰同我谈话的当天，我就开始上班工作。

我的主要任务就是抄稿子。说得具体点，就是抄外地记者用电话传回的稿件。工作无定时，什么时间有电话就什么时候接。

抄稿子任务很重。分散在全国40多个城市和重要口岸、厂矿的记者，很敬业，不分昼夜地工作。他们的积极性越高，我们的任务就越重。因为那时国家的通信渠道处在瘫痪半瘫痪状态，不能按时投递，还经常出现泄密事件，唯有电话传输保险、快捷。因此，通联组几部保密电话，昼夜都处在工作状态，夜间更忙。像新疆，与北京有两个小时的时差，北京都午夜12点了，新疆才晚上10点。这时，新疆那边的同志发稿子，就意味着我们要彻夜不眠了。

记者的风格不同，有的喜欢长文，有的擅长短写。我们抄的稿子，有的几分钟就可以了，有的要几个小时。记得驻哈尔滨记者发回的一篇稿子，我们四五个人轮流抄写，中午换班吃饭，十几个小时才放下电话。等到月底结算电话费时，受到国务院财务部门的批评，说：用这电话费钱，坐飞机送稿子也够跑两趟了。还好。这篇《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夺权斗争的基本经验》，得到了毛主席的重视，成了“建立三结合革命委员会”的先声，连在“一月风暴”中建立起来的“上海人民公社”，也不得不顺应这个大势改称革命委员会。

记者站的工作程序十分严格。通联组抄完稿子直送编辑组，编辑编好后送领导审定，然后送印刷车间排版、印刷。

记者站当时有两个刊物：一个是《快报》。只送毛主席、林彪、周总理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一个是《简报》，主要印一些时效性不强的长篇文章，数量不多。

《快报》的时效性特别强，稿子随到随编，随编随印，随印随送，一点都不能耽搁。我记得，开摩托车的通信员整天都处于待命状态，睡觉很少有脱衣服的时候。听说毛主席习惯夜里办公，所以夜里的文件更不能耽误。

集训、整顿、办学习班

到了1967年底和1968年初，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王力、关锋、戚本禹相继被隔离起来。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慌了手脚，指示记者站将派往各地的记者召回，进行集训、整顿、办学习班。从此，记者站的正常工作秩序被打乱。

1968年2月，江青把记者站的记者召集到钓鱼台，名义上是号召揭发批判“王、关、戚”，实际上是怕烧到自己，为洗清自己定调子。即使这样，他们还不放心，陈伯达、姚文元、康生等人轮番光顾记者站，了解记者站的动态，划框框，定调子，统一口径。

最有意思的是陈伯达，他多次来到记者站，毫无掩饰地进行压制、捂盖子。他曾点名问去福建的记者：你们收集了多少陈伯达的材料呀，弄得记者很紧张。可是，他对大家提的有关揭发批判“王、关、戚”方面的问题，却不置可否。陈伯达还吹毛求疵，弄得大家不知如何是好。一次，他一上记者站办公楼的楼梯，看到楼梯上有斑斑点点的痕迹，硬说是痰渍，就说：你们的作风要很好改变，这么脏，你们觉得舒服吗?要好好搞一搞。他这一句话，记者站立即行动，连夜发动大家搞卫生，一连干了好几天，用去污粉擦楼梯，又用碱水洗。因为不是痰渍，怎么也擦不掉。

其实，陈伯达的真正用意并不在于搞不搞卫生，也不在作风上，而是让记者站转移方向，不要揭发“王、

关、戚”。进而保住他自己。

参加周总理接见和周总理被欺骗

周总理：记者站记者到了没有

我在记者站通联组工作了六七个月。这时，先期派往江西南昌的记者王福生等要返回北京作新的安排，记者站领导便决定派我去南昌，采写报道江西“文化大革命”的情况。

1967年7月下旬，就在记者站领导决定派我去南昌的当天，我买好了第二天去南昌的火车票。谁知到晚上，当我正收拾行装准备出发的时候，记者站领导又通知我把火车票退掉，告诉我准备参加完一个重要活动后再走。

“重要活动”，就是周总理接见江西来北京汇报的各方代表。上级指示，让派往江西的记者刘宝明和我一同参加接见。刘宝明是江西记者组组长，已经在江西工作半年多了。

接见是在夜间。晚上8点多钟，记者站就派车把刘宝明和我送到了人民大会堂，在安徽厅等候。一直等到次日凌晨1点钟，周总理来到了安徽厅。陪同周总理一起来的有姚文元、萧华等。周总理刚刚接见完另一个省的群众代表，还没有来得及休息，就走进了安徽厅。

参加接见的有100多人。其中，有江西省“大联合筹委会赴京控告团”(简称“大联筹”)和“联络总站赴京汇报团”(简称“联络总站”)各50人，江西省委、省政府、省军区的部分负责人，还有“首都红代会”4人。

会场气氛比较紧张。“大联筹”、“联络总站”两派代表分坐两边，中间用通道隔开。这是周总理提议这样坐的。为的是发言时便于区分。省委、省政府、省军区的领导大都不敢往前坐，有的就在两边或后排。

会议开始前，周总理还问了一句：记者站记者到了没有?

刘宝明和我站起身说：到了。

周总理说，好，并示意让我们坐下。

周总理：你们再这样吵我就退席了会议开始，周总理的开场白话音刚落，“大联筹”的代表抢先发言，指责“联络总站”撕毁“八条协议”，继续制造流血事件，并与武汉“百万雄师”(即被王力、谢富治宣布为保守组织的“百万雄师联络站”)串通一气等。

“大联筹”代表发言讲的“八条协议”是指1967年7月12日，在周总理主持下达成的《江西省双方赴京汇报团关于贯彻执行“六二四”通知及总理指示的协议书》，有双方30多个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在上面签了字。主要内容是：立即停止武斗；不得再动员农民进城；收缴武器弹药；“抓革命、促生产”；立即释放扣留的对方人员；全部拆除宣传广播车；严惩流血事件的策划者和指挥者。

周总理接着“大联筹”代表的话说：火烧煤校的事是13日，包围火车是15日，这两件事都是在“协议”签订后发生的事。

据“大联筹”代表控告：“火烧煤校”，是安源老工人揭发的，说宜春军分区和萍乡武装部策划了7月13日火烧萍乡煤校的事件。“包围火车”，是指责“联络总站”7月15日用机枪扫射58次快车，打死五人、打伤七人的事件。

“联络总站”不接受“大联筹”的说法，认为是无中生有、栽赃陷害，双方在会场吵了起来。周总理几次制止，但双方都没有停下来。姚文元坐在那里，一句制止的话都没有。周总理生气了，站起身说：你们再这样吵我就退席了!并离开座位真的要走。这时双方的争吵才停了下来。

周总理又听了一会儿双方的陈述，对“联络总站”代表说：你们“联络总站”在地方力量大，既达成了“协议”，就该遵守这个“协议”，就不能动员农民进城。周总理还质问萍乡武装部：你们配合烧房子、攻打火车，有没有这回事?

没有人回答。

周总理接着说：现在问题的关键在军区。军区必须通知军分区、人武部，把民兵的枪收起来，停止武斗。

在这里，周总理向大家透露了一个信息，就是“成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事。他说：对解决江西问题，我们正设想一个方案，最好能促成成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不要再搞军管。有群众组织代表参加，有亮相的领导干部，条件成熟时军区也参加。

就在会场气氛稍有缓和的时候，自称来自安源的几位老工人，控诉起宜春军分区和萍乡武装部策划火烧煤校的罪行，会场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这几位老工人在谈到红卫兵被活活烧死时，声泪俱下。周总理相信了这几位老工人的说法，很难过，又气又急。一连串的追问：多少人包围?“老保”(指保守派)有多少?学生有多少?

周总理十分生气地对萍乡武装部的领导说：你们武装部干这样的事，你听一听!接着，他又大声地对江西省军区领导说：吴瑞山!吴瑞山!你们就干这些事情。你听嘛!还有抚州、宜春、莲塘、萍乡、赣州、吉安。都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你们要负责任的。

吴瑞山站起身向周总理保证说：我们查清楚要严肃处理。

萧华接过话说：要把策划的祸首抓出来，严肃处理!

周总理斩钉截铁地说：这个案子破了以后，一定要捉拿凶手!随后，他又对“首都红代会”的代表说：你们在北京组织一个联络站，设在西苑吧，把这些材料调查一下，主谋要严办。调查完后，可交给联络员。

周总理这次接见，持续了三个小时，到4点多钟才结束。

下飞机后，几名汇报情况的老工人不见了

出了人民大会堂后，在车上，刘宝明对我说：总理今天的讲话，对我们记者组今后工作很有指导性，但鉴于两派对立的严重性，我们的报道要慎重。听得出来，他这是以组长的身份向一个新成员讲这番话的。停了一会儿，刘宝明告诉我：回去抓紧时间准备。咱们还得往机场赶，我们坐飞机去南昌。

飞机是周总理给“萍乡煤校事件”调查组派的专机。刘宝明是调查组成员，我不是。我算是派往江西的记者，要随同调查组一起去了解情况。

9点多钟，飞机在沙河军用机场起飞。这是一架小飞机，只有十二三个座位。同机的人中，除调查组和记者外，还包括在会场向周总理控诉宜春军分区和萍乡武装部策划火烧煤校罪行的那几名老工人。调查组是让他们带路的。座位不够，机组人员先让我们几个年轻一点的坐在过道地板上。过了一会儿，又让我们坐进了他们休息的服务舱。快到下午1点钟的时候，飞机降落在南昌向塘机场。

一下飞机，我的第一感觉就是热。一股热浪袭来。衣服顿时都让汗水浸透了。进到机场休息室，有事先准备好的冰镇绿豆汤，又解暑又解渴，暑气缓和了许多。当我们稍事休息准备乘车去萍乡时，却发现那几位老工人不见了。调查组负责人屋里屋外去找，也不见踪影。等到把“萍乡煤校事件”调查清楚后才发现，那几名所谓的老工人向周总理汇报的情况是假的，根本没有烧死红卫兵的事。调查组分析，他们是怕事情不好交代才偷偷溜掉的。

这几名所谓的老工人汇报的情况，是他们的本意，还是被人利用，不得而知；他们是不是安源的，也无从查考。后来，我再没有接触这件事。但宜春军分区、萍乡武装部以及江西省军区，却背着策划火烧煤校的罪名，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得以昭雪。

“萍乡煤校事件”调查告一段落，调查组随即返回北京向周总理汇报，刘宝明以安排记者组工作为由，抽出身带我去南昌。并把我介绍给在那里留守的孙璞方，

交代一些事情后就回北京去了。

毛主席为我改文稿

在江西工作期间，南昌记者组只有我和孙璞方两个人。我俩有分工，我跑省革筹小组、省军区领导层多一些，反映的内容多是“抓革命、促生产”、复课闹革命、制止武斗，以及领导班子自身革命化和工作方法等情况。

五个月中，我写了多少篇稿子、被采用了多少篇稿子，已经说不清楚。但有两篇稿子我没有忘，那就是经毛主席批示转发的两篇：一篇是《江西省革筹小组注意工作方法》，另一篇是《江西省军区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教育部队的经验》。

一篇稿件转发全国县团级单位

《江西省革筹小组注意工作方法》一文，大约完稿于1967年11月上旬，11月中旬登在记者站编印的《快报》第5414号上。这篇报道，是从总结经验角度写的，一共写了四条：一、围绕中心抓活的典型，用群众去教育群众。二、深入群众，听取群众意见，抓群众的活思想。三、派出大批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结合中心任务，到工厂、农村做宣传工作，并“抓革命、促生产”。四、坚持学习毛主席著作，促进自身革命化。

1967年11月16日，毛主席看到第5414号《快报》后作出了批示。批示是这样的：姚文元同志：

江西工作的四条经验，似可转各地参考，请商各同志酌定。

毛泽东

十一月十六日

除这个批示外，毛主席在文中还加了几处批语和注释。在我的报道稿第三条中，有这样一段话：“形势不能迅速好转，一个重要原因是毛主席的声音传不下去。”在这一句后面，毛主席写了一个批注：“此种现象在全国很多地方存在。”

根据毛主席的批示，1967年11月17日，以中发[67]349号文件形式，将《江西省革筹小组注意工作方法》转发全国县团级单位，文件按语中特别强调：“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四条工作经验很好，现转发你们作参考。其中第三条说到必须解决毛主席的声音传不下去的问题，此种现象在全国很多地方存在，望各地认真检查解决。”

另一篇稿件转发全国省军级单位

《江西省军区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教育部队的经验》是我1967年11月至12月间采写的，也是从总结经验角度，写了四个问题：一、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大讲两条路线斗争。二、放手让部队继续到阶级斗争大课堂里经受锻炼，在斗争中理解、贯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三、省军区部队和进驻江西的“支左”部队实行统一领导，互帮互学。四、及时传达毛主席、党中央的最新指示。大约在1968年1月底2月初登在记者站编印的刊物上。

毛主席对这篇稿子的批示有个过程。我所知道的情况大致是这样的：1968年2月9日，周总理给毛主席、林彪写报告，报告上有“遵照主席批示”一句。从语气分析，2月9日之前，毛主席应对《江西省军区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教育部队的经验》一文有过批示(是第一次批示)，但遗憾的是，至今没有看到毛主席批件的内容。

周总理的报告说：“遵照主席批示，碰头会于今(9日)晚通过代中央起草的转发《江西省军区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教育部队的经验》的批示，现送上，请予审批。”周总理主持代中央起草的批示稿中指出：江西省军区党委“狠抓两条路线斗争教育，使一些在‘支左中曾一度犯了错误的部队，在提高认识、提高无产阶级政治觉悟的基础上，到新的地区担负‘支左任务，经受锻炼，迅速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受到革命群众的热烈欢迎，收效很好”。“中央认为，他们的这种做法是正确的，为部队改正错误、立新功创造了条件。”

毛主席看到周总理的报告后，于2月10日作出批示：“送林、周再阅。加了一段，请酌定。

毛泽东二月十日”。

毛主席说“加了一段”，即在周总理代中央起草的批示中的“为部队改正错误、立新功创造了条件”后面，加了这样一段话：“我们国家有大量的地方部队(独立师、团、营、连)，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野战军，有责任帮助他们，犯过错误的帮助他们改正错误，有成绩的要宣扬他们的成绩，把他们看做是和自己一样的阶级兄弟。当然，首先要使自己弄正确，如果自己有错误还没有改正，那是不能完成这个任务的。这是一个伟大的任务，我们必须在一年左右完成这个任务。”

根据毛主席的批示，2月10日，以中发[68]28号文件的形式，全文转发了《江西省军区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教育部队的经验》一文，发到全国省军级单位。

两份中央文件对江西的影响

中发[67]349号和中发[68]28号两份中央文件下发之后，应该说对江西省形势的稳定有一定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首先是得到了江西省革筹小组(省革命委员会)的重视。文件发到江西后，省革筹小组领导认为，伟大领袖毛主席批示照办的文件，对把江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对制止武斗、稳定形势，对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是一个非常锐利的武器。因此，要认真贯彻，坚决执行。要借这个东风，迅速把全省各项工作推向前进。遂决定翻印四五千份，扩大发放范围。

其次是宣传舆论界依据文件的口径加大了宣传力度。比如1968年1月4日《人民日报》第三版刊登的《井冈山下风展红旗如画——记江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空前大好形势》一文，就引用了中发[67]349号文件中的“毛主席的声音传不下去”这个话，并由此引申开来说：针对这个情况，江西省革筹小组“成立后的第一次会议，讨论的第一个问题，安排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怎样把毛主席的声音最迅速、最广泛、最直接地送到全省人民群众中去”，先后组织三批“三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万人宣传队深入到厂矿、企业、农村，省革筹小组领导同志亲自到问题最多、矛盾最尖锐的地方和单位，直接宣传毛泽东思想。“全省95％以上的县、市和单位，迅速实现了按系统、按部门、按班级的革命大联合。”

再就是这两篇报道，以中央文件下发之后，无论是在当时两派斗争激烈之时，还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我都没有听到来自江西省的、或者是来自江西省军区的，对这两篇稿子提出的指责和批评，这也是我感到欣慰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