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宇

昆明执政经验调研报告的价值

以吕日周为组长的课题组,经过一年多的调查研究,所形成的长达75页4.4万多字的课题调研报告,详细地描述了昆明一年多的改革及变化。应该说,选题敏感并重大,调查认真并广泛,研究比较深入,论证比较充分,从而使昆明的执政经验具有较高的价值和较好的说服力。

昆明执政经验调研,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听其言的听声阶段。锣鼓听音,说话听声。在此阶段,下面赞扬声,中间争议声,上面不吱声的“三声现象”,同时存在,相互作用。二是观其行的检验阶段。百闻不如一见。仇和带领一班人坚持改革创新,从强力整治“城中村”到城市面貌大改造,从苛行问责到官员必须掌握5门外语,对昆明普通民众来说,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变化。三是推广的拷贝阶段。在科学的制度尚未建立健全之际,最有效的激励是重用,最有用的增援是复制拷贝更多的勇于改革创新的“仇和式”干部。

30年来,在一些地方和单位,那些勇于创新的改革者常常流汗流血又流泪。这也严重影响了来自基层的改革动力。

所以,笔者更感兴趣的是,仇和这样的改革先锋,还能继续在改革的路上向前冲多远,走多久?还能否带动更多的人在改革之路上“敢闯、敢试、敢冒风险”?在笔者看来,课题报告最具价值还不是昆明执政经验的分析归纳总结,而是提出了一个十分敏感却又非常重要的问题:“如何营造改革者群体辈出的生动局面?”

改革开放30年动力三阶段

纵观改革开放30年,就动力的来源而言,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最初的动力,主要来自最高领导层。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由于有10年浩劫的親身经历,从而对必须进行改革开放的认识非常到位。一开始就从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入手,通过解放思想,否定“两个凡是”,恢复党的集体领导,重建中央纪委,平反冤假错案,拨乱反正。并力争通过机构改革吸纳优秀人才,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此阶段党内民主成为我党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不仅能对中央(包括毛泽东)过去所犯的错误进行认真反思,深刻剖析,而且党内的不同认识,还能通过党的会议、党的报纸进行认真讨论,以形成共识或求同存异。此阶段的政治体制改革,不仅同步而且先于经济体制改革,因而才能有力地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

第二阶段的动力,主要来自中层骨干。经历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此阶段的政治体制改革因投鼠忌器而极其敏感。最高领导层权衡国际国内形势,谋求安定,力保稳定。政治体制改革在这一特定时期,动力主要来自中层骨干的自觉推动。1985至1993年无极县委书记刘日,闯出了闻名全国的“无极之路”。1997年至2000年遂宁市市中区区委书记张锦明,在步云乡组织了中国第一次乡长直选。随后,张就任雅安市委组织部长,在雅安市雨城区和荥经县推行党代会常任制试点,并于2002年12月,举行了第一次县级党代表直选。2000年,沉寂10年之久的吕日周出任长治市委书记,在改革试点地原平县强力推进改革,“政府搭台,农民唱戏”,严格整饬吏治,深度发掘“报纸最有力量是批评”这一优势,充分发挥《长治日报》在舆论监督方面的作用,用密切联系群众的最大优势,化解了长期执政下脱离群众的最大危险,使“长治变法”成为世纪之交中国地市改革中的一个样板。

第三阶段的动力,主要来自基层群众。经历20多年的改革开放,由于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时推进,既得利益势力逐渐形成并坐大,来自高层和中层的改革动力逐渐衰减。广大群众要求共建共享改革成果的呼声不断高涨。改革之伟力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开始成为全党的共识。2007年十七大报告由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推导出“尊重人民主体地位”。“深化”两字取代了多年来政治体制改革“积极稳妥”提法。同时强调“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但是,在一些地方和部门,由于改革的成果没有实现分享和共享,一些群众的改革愿望和动力以扭曲的方式出现,甚至以群体事件来折射和表现。尽管各级党委政府对群众信访越来越高度重视。但是,群体访、越级访有增无减并始终在高位运行。与此同时,由于30年改革者的命运多舛,那些善于深入群众、化解矛盾、推进改革、赢得民心的如刘日、吕日周等改革先锋,大多被闲赋搁置,难以施展身手。改革进入第三阶段后,利益分化非常明显,反腐败形势仍然严峻,干群关系十分紧张;但敢于冲在改革前沿“手把红旗旗不湿”的弄潮儿,却逐年递减。

据此,“如何营造改革者群体辈出的生动局面”,不仅是当前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必须正视的重大课题,也是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全面推进改革,特别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必须破解的重点难题。

重用改革先锋的用人导向

清代思想家、政治家魏源,曾以其深刻的洞察力和独特的视角,为我们勾勒出一幅从人才站位透视权力结构、政权兴衰的历史挂图:“至治之世,士在公孤;小康之世,士在僚采;倾危之世,士在游寓;乱亡之世,士在阿谷。”

通过这幅图,对照我们改革开放30年的人才站位及选拔任用,大概有这样一些普遍现象:专注于经济领域的改革官员,只要有突出政绩且被高层领导和基层群众认可,便有可能升至省部级及其以上;如果改革由经济领域进入政治领域,但只涉及技术层面的改革官员,且有突出政绩并被高层领导和基层群众认可,也有可能升至地厅级或省部级;如果涉及政治领域中权力来源、权力结构、党内民主、领导制度、监督体制层面的改革官员,即使政绩突出、民意良好,但一般会止步于县处级或厅局级。或许,这种状况也暗合了古人关于“小康之世,士在僚采”(僚采即古时县、州、府等中层官员)之说。

最好的用人导向是制度导向,当用人制度还正在建立健全过程中,政策导向、案例导向也是需要的。2000多年前的商鞅,为使秦国能吸纳各国优秀人才,用“徙木立信”这一成功的经典案例,深入浅出地诠释了秦国崇尚法治、尊重人才政策和人才强国战略,为广纳各国精英做了一个最具创意的广告。

如果能变通地采用“徙木立信”的方式,大胆启用改革闯将,让他们在干群关系最紧张、改革最困难的地方去化解矛盾,凝聚人心,大胆创新,深化改革。通过这种用人的案例导向,也能展示中央重用改革者的决心,并在全国各地逐步形成良好的用人导向,营造改革者群体辈出的生动局面,从而有力地推动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

而要做到这些,一是要为改革者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使“敢闯”者有所“依”。需要为“敢闯、敢试、敢冒风险”的改革者打聚光灯,需要为他们及时喝彩。因此主流媒体应在第一时间为改革者作及时的跟踪报道,在争议和是非面前要敢于为改革者撑腰壮胆。

二是要为改革者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使“敢试”者有所“靠”。要让改革者始终敢为天下先,并形成改革者群体辈出的生动局面,既要靠领导抓典型抓出来,也要靠领导以身作则带出来,更要靠科学合理的制度安排催生、培养、成长出来。这种制度既是改革者勇气的依托,也是改革者利益的保障。

三是要辩证认识对改革者的争议,正确处理改革中的失误。改革是对现有体制、机制、制度弊端的一场革命,是对既得利益的挑战,是以单兵突进、孤军深入的方式对传统势力发起的战术冲击。因此,改革者个人利益的牺牲是必然的,引发的争议是必然的,偶尔的失误也是必然的。有鉴于历史,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教训,各级党委政府绝不能一有争议就否决改革者,一有失误就否定改革者。因为,改革通常会有争议与失误,而没有争议与失误的,通常也不是真正的改革者。

允许这些改革先锋的存在,已经证明历史在进步;如果能允许这些改革先锋的发展,那么则更能证明时代在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