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红星　李艳梅

摘 要:安娜为了爱情毅然离开了丈夫和儿子,与情人渥伦斯基走到了一起,对丈夫来说他不是一个好妻子,对儿子来说她不是一个好母亲,同样,对情人渥伦斯基来说她也不是一个好情人。安娜对婚姻的背叛以及对爱情扭曲的追求最终导致了她悲剧的发生。

关键词:安娜 爱情 责任 道德

安娜是沙俄时代上流社会的一位贵族妇女,她漂亮迷人,个性突出,给读者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印象,但正是这样一位让人一见顿生爱慕之情的女人,卧轨自杀了。着实让很多读者为之震撼、同情,为之惋惜、声讨,痛斥导致安娜悲剧的一切因素,同时也下了一些不很恰当的结论,所以,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一下安娜这个人物形象,纠正一些对她、对卡列宁乃至渥伦斯基的一些不恰当、不公正的评论,并对当时的社会环境作一个客观的分析和评说。

安娜是一个复杂的人物形象,分析她的思想性格,主要从四个方面来入手,即:安娜与丈夫、情人、儿女以及社会的关系,和安娜对这四种关系的行为态度。

一、对丈夫卡列宁

安娜在十八岁时由姑母做主嫁给了比自己大二十岁的官僚卡列宁,他们之间虽然谈不上爱情,但生活也相对稳定。卡列宁是一个学识渊博、工作责任心很强的人,但生活上死板、僵硬、缺乏生气,并且年龄又大。所以,当年轻英俊、风流倜傥的渥伦斯基出现以后,安娜的爱情被唤醒了。从此开始了对丈夫的疏离与背叛。

开始时,由于伦理道德的关系,安娜曾试图压制白己的情感,但最后,她终于抛弃了作为妻子的责任,成了渥伦斯基的爱情俘虏,并对丈夫的人格、尊严进行了无情的嘲讽和伤害。

安娜在赛马场上的失态,让丈夫卡列宁十分痛苦,可安娜却这样认为:“我是一个坏女人,我是一个堕落的女人,但我不爱撒谎,也不能容忍谎言……,他这个人还能有什么感情呢?如果他杀死我,杀死渥伦斯基,我倒还会尊敬他。”[1]这说明安娜并不了解丈夫的感情,不能为丈夫的情感无奈付以理解。当然,安娜是个勇敢的女人,她有真诚的、不虚伪的一面,她想要痛快的爱、自由的爱,于是她向卡列宁坦白了一切。但卡列宁做出了维持原状的决定,也许有人会随同安娜的意志认为卡列宁是在用虚伪无耻卑劣的手段糟蹋安娜。其实不然,卡列宁固然有虚伪的一面,但他是一个善良的人,这个决定也是合乎于现实的。卡列宁想问题是不会像安娜那样感性的,他想的问题远比安娜的思考更深入。处于一个上流社会,一个特定的环境,就必然会受到各种条件因素的制约,他为了家庭的名誉,为了孩子的成长,同时也不乏是为了安娜本人,这个决定是无可非议的,虽然他心里难免有嫉恨,但也是一个丈夫应有的正常反应,我们不可妄加指责。

安娜对卡列宁的决定非但不领情,还拼命寻找背叛的理由。她谴责丈夫虚伪、冷酷,并对渥伦斯基这样说:“他不是个男子汉……,要是我换了他,我早就把这种妻子杀掉,撕成一块块……,他不是人,他是一架做官机器。”[1]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出安娜对丈夫理解的偏颇,以及因为爱情而导致的对丈夫缺乏理智的恨。很多读者认同安娜,认为卡列宁是一架做官机器,毫无情感可言,其实这是没有站在卡列宁的角度想问题,而是在情感上一味迁就安娜的错误表现,是对卡列宁这个人物认识得不够。的确,卡列宁是一个缺乏生气和感情变化的人,但他并非毫无情感可言。他的出身、性格、学识、年龄,使他将年轻人的热情压下,并且看似僵硬,而从政的工作又使他沉稳有加。但是,卡列宁为官确是有着深刻的背景原因的。他自幼便成孤儿,对于一个孤儿而言,为官不但可以提高社会地位,也是一种高收入的来源,这样,他的家庭就可得到保障,经济上也会相对稳定。所以,我们不可以把卡列宁为官单纯地看作是一种权利欲的驱使,他严肃认真,正直从政,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政治工作狂,但却不能单纯地把因为生存而热衷于自己工作的卡列宁当成一架做官机器来看。

安娜在家会见情人,这是对卡列宁尊严的公然蔑视和人格的侮辱。任何一个正直的头脑清醒的丈夫都不会容忍自己的妻子存有外遇,更何况在家里接待情人。于是卡列宁做出了离婚的决定。但当他得知妻子病危的消息时,还是马上回到了妻子身边,去尽一个丈夫的责任。在这里,曾有人指责卡列宁的虚伪,因为他明明想她死。但请站到卡列宁的立场,站到我们自己的立场,恐怕我们连这份虚伪的责任都尽不到。卡列宁所表现的,自始至终都证明着他良好的道德和修养。濒死前的安娜一反常态,对丈夫大加赞美,并成了真正了解丈夫的人,死神的临近,让她记起了丈夫的好:“阿历克赛不会拒绝我,……,只有我了解,……。他这个人真好,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这个人有多好。”[1]当安娜见到丈夫后还不断地请求丈夫的饶恕,与以前骂丈夫不是人,声称自己无罪恰恰相反。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种反应,为什么安娜前后的反应如此悬殊呢?这是因为她知道自己的行为是错误的,她明白丈夫是个好丈夫,只是以前自己不愿意承认罢了,所以现在只有得到宽恕,她内心才会平静,她不能带罪去见上帝,对基督教义合理婚姻的破坏,使她惧怕在上帝面前受到惩罚,同时,也可以看出安娜对丈夫内心深处的依赖。

但病好后的安娜,却又恨起了丈夫,恨他的宽宏大量,尽管她知道自己抵不上他的一个小指头。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安娜对丈夫的宽容和仁慈非但不报任何感激和尊重,还又站到了与丈夫对立的一面,这不能不说安娜的自私和残忍。同时,到国外后,也不愿想丈夫的痛苦,甚至“丈夫的痛苦又使她太幸福,她这一点也不后悔”[1],这都反映了安娜的冷酷与绝情以及掺有自私和虚假善良的本性。所以,对于一个尽到责任的丈夫,一个希望挽救妻子的丈夫,我们不能再苛求于卡列宁,否则,那就成了一种无情的索取,一种自私的共鸣。所以说,安娜非但不是一个好妻子,更在人性上存有问题。

二、对情人渥伦斯基

渥伦斯基是彼得堡上流社会的一个公子哥,在他身上既有优秀青年的一面,又有贵族公子哥的劣根性,按奥勃朗斯基公爵所说,他是彼得堡花花公子中的一个最好的标本。他聪明、勇敢、温文尔雅,内心也不乏真情实感。在遇到安娜之前,也曾过着奢侈、放荡的享乐生活。他随意玩弄女孩子的感情,却认为生活中最重要的是毫不忸怩地沉迷于任何一种欲望,而嘲笑其他的一切,这不难看出渥伦斯基的享乐主义和自我主义。

渥伦斯基遇上安娜后,安娜深刻热情的付出与纯真爱情的力量提升了他的心灵,使渥伦斯基结束了他原有的生活,并在情感上、爱情上趋于严肃认真。他尊重安娜,深爱安娜,他认为安娜应获得他合法妻子的地位,和更多的尊重。为了安娜,他不顾家人的反对,放弃了功名前程,甚至不惜自己的生命,所以说,渥伦斯基对安娜的爱也是真诚的。

有些读者认为安娜错爱了渥伦斯基,因为他经不住上流社会的诱惑,重返了社交界,并且开始对安娜表现出了冷淡的态度。这里我们就要重点分析一下了。渥伦斯基的确是深爱安娜的,只是人并不是能够独立于社会之外的,只要活在人类社会当中,就不可能脱离社会各种条件的诱惑和制约。同时,男人也不同于女人,尤其是一个上流社会的男人,他不可能使自己长期局限于两个人的世界,这不仅是他们存在性别的差异,更有性格和趣味的差异。安娜所要的是与渥伦斯基寸步不离的厮守,一个完全的理想中的二人世界,但渥伦斯基的性格和兴趣爱好,使他不仅需要爱情,也需要丰富的交际生活,而且处于一个世俗的社会,处于“一家之主”的地位,渥伦斯基也是不可能完全没有交际的,重返社交界是他的必然。所以,对有些读者所认为的,渥伦斯基厌倦了安娜,不再爱安娜的观点,笔者认为是不成立的。渥伦斯基重返社交界,使安娜产生了失去他的恐惧心理。她怕他在外面找别的女人而抛弃她。为了“挽回”渥伦斯基,她刻意打扮自己,凡是渥伦斯基喜欢的,她都表现出极大的兴趣,甚至为了刺激渥伦斯基的醋意而故意与别的男子调情。但是,正如托尔斯泰指出的:“她最关心的毕竟还是她自己,关心怎样博得渥伦斯基的欢心,而且曲意奉承他。”[1]她甚至对列文也进行了女性的诱惑,尽管她知道列文是个正派的人,并且是吉娣的丈夫。罗曼·罗兰曾说过:“无法抑制的情欲蛀蚀着这个高傲的女子的精神大厦,她身上优秀的东西,她的勇敢真诚的心灵瓦解了,毁灭了,她没有力量去对抗上流社会的虚荣心,她的生活除取悦她的情人再没有别的目标……,嫉妒折磨着她,征服了的肉欲迫使她的举止、声音、眼神中处处弄虚作假,她堕落到要使任何男子都为之着迷的女人之列。”[2]而安娜越是想网住渥伦斯基,越是要支配他,他便越会保持他所认为的男子汉的独立性,并慢慢地不能忍受安娜对其自由的干涉,进而冷淡于她。于是,安娜的精神支柱也就崩溃了,导致这场悲刷的直接因素也就出现了。

我们不能骂渥伦斯基无情,因为他对安娜的爱自始至终都没有变,只是安娜将爱情等同于生活,将爱情看作全部生活要义的做法,非但无法拴住情人,反而使渥伦斯基与她越走越远。可以看出,安娜悲剧的重要原因在于她自身性格的偏狭和斤斤计较的气质。她的生活情趣只有单一的甚至畸形的爱情,最终,她的爱情也只能成为一种盲目的性爱以及自私的理由和情欲的象征。

三、对儿女

谢辽查是安娜与丈夫卡列宁的儿子,由于卡列宁的事务缠身和缺乏生气,活泼可爱的儿子便成了安娜最幸福的源泉,在安娜与卡列宁平静的生活中,儿子给安娜带来快乐和安慰,是她生活的乐趣和精神的支持。安娜与情人在一起后,心里也是由儿子的事而耿耿于怀,放心不下,一心想要回儿子,当遭到拒绝后,更是痛苦矛盾。她回国的目的之一就是看望儿子,并且在儿子生日那天不顾一切地去看望儿子,这说明安娜是非常爱儿子的,失去儿子对她来说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

但安娜毕竟抛弃了儿子随情人走了,当母爱与情爱发生冲突时,她选择了情爱,甚至蜜月之初,更是幸福的想不到儿子的存在,即使偶尔想到儿子,也是因为生了渥伦斯基的气,或者有了什么别的苦恼。可见,安娜虽然爱儿子,为失去儿子这份支持而痛苦,但她更爱渥伦斯基,更爱她自己,儿子的地位总是低于情人渥伦斯基的。

在这里有几个问题,即难道身为人母,就必须以母爱为主吗?就必须放弃自己的爱情追求?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难回答的问题,要看我们以什么为重要了。有的人看重儿女,儿女是自己的最大的幸福。而有的人更看重自己的快乐。那么这两种母亲应该怎样评价呢?恐怕这需要从她的家庭、社会环境以及对子女的影响上来看待这个问题。毕竟孩子是无罪的,任何一个做父母的都有照顾子女的责任,都要为子女的成长、幸福担负一定的义务。否则,他(她)就不是好的父母,更不要说给孩子带来伤害了。

10世纪的沙俄时代,还是一个比较传统的时代,当时的人们由于传统观念和宗教原因并不主张离婚。一个离婚的家庭,不仅是夫妻双方感情的破裂,也是一种宗教合理婚姻的破坏。在社会上,这会给家庭成员带来耻辱。卡列宁不愿离婚,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不仅是为了自己家庭的荣誉和脸面,也是为了孩子。他希望孩子能在一个完整的家庭里成长,并给他一个良好的生活和学习环境,他不希望给孩子带来伤害,也不希望给孩子幼小的心灵蒙上家庭悲剧的阴影,但所有这些,安娜不会想到,也不会去想,在她眼里,爱情是至高无上的,谁也阻挡不了的,所以说,对儿子谢辽查,安娜非但没有尽到母亲的责任,在一定程度上还会给慢慢成长的儿子带来心灵上的阴影。

安妮是安娜与情人渥伦斯基所生的女儿,是一个没有得到多少母爱的孩子,尽管在国外时受到过母亲的宠爱,但很快,随着父母回到国内,她也便失去了母爱。从陶丽的眼中我们可以看到:“安娜、奶妈、保姆和婴儿之间很少接触,母亲难得到育儿室来。安娜想给孩子找一种玩具,可是找不到……,最使人惊奇的是,问到婴孩有几颗牙齿,安娜答错了。她根本不知道她最近长出的两颗牙。”[1]而安娜本人甚至觉得她在育儿室是个多余人。如此一个母亲,可以想象她对安妮的关心程度有多低,她的心思已经全部转移到如何拴住情人了。同样,将安妮与谢辽查相比,安娜的母爱也是不公平的。不仅如此,她对女儿的未来同样漠不关心。安妮是安娜与渥伦斯基的女儿,按说应该姓渥伦斯基的姓氏,继承渥伦斯基的财产,应该有一个合法的家庭,但安娜在法律上并未与卡列宁离婚,所以安妮名义上就是卡列宁的女儿,但事实上她得不到合理的法律上的承认。渥伦斯基常常觉得这是他的一块心病,而安娜则不会关心这些。安娜临死前虽认为有没有谢辽查也照样过,但毕竟还想到了儿子,而对幼小的安妮,她是连想都想不起来的,可见安妮在母亲心目中是几乎不存在的了。

安娜在与渥伦斯基的一次争吵时曾骂渥伦斯基的母亲说:“一个母亲不懂得什么是儿子的幸福和名誉,就是没有心肝。”[1]而她对自己的孩子又怎样呢?其实,她更是一个不称职的母亲。

四、对于上流社会

安娜虽然是俄国上层社会的贵族妇女,但却受到了资产阶级自由思想的感染,她追求个性解放,追求爱情婚姻自由,当遇到渥伦斯基后,更没有刻意隐瞒自己的爱情,最后与心爱的人远走高飞。安娜鄙视上流社会中一些贵族男女的堕落虚伪生活,她能够不顾一切地向传统道德观念挑战,而且,面对社会舆论的压力,安娜始终不悔于追求个人幸福的选择,认为“即使一切要从头再来,也还是会一样的”,由此可以看出安娜勇敢和执着的个性。

但是,人终究是一个社会中人,安娜从小便是在典型的俄国贵族教育和宗教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上流社会的一切在她身上留下了不可消除的影响。她虽然敢于与情人私奔,但内心也是矛盾重重,她无力摆脱传统道德对她自身的束缚。她对自己既是妻子又是母亲的身份去追求爱情有着一种精神上的痛苦。同时,社会荣誉和地位的丧失,更加重了她的苦恼和心理负担。当陶丽来看她时,她不止一次问陶丽,对她与渥伦斯基结合的这件事的看法,这说明安娜很在乎别人的眼光的,她希望通过陶丽的肯定而获得内心的平静,减轻心理的压力。再者,面对社交界,安娜虽表现的很勇敢,但内心却很虚弱、矛盾。她盛装看戏,对自己的出现所引起的不满虽表现的镇定自若,可内心却感受像被钉在耻辱柱上示众的人。如果她确信自己所做的一切无可非议的话,她也就不会有这样的感觉了。

大多数人认为上流社会是造成安娜悲剧的重要因素,不错,上流社会的确给安娜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并且通过安娜的自身弱点直接影响到她的内心,使其充满了痛苦和矛盾。但是,在当时的年代,无论安娜在哪个社会阶层都是不被允许和承认的,哪怕是放到今天,我们也不会提倡婚外恋的。所以,我们不要一味谴责那个上流社会的虚伪、冷酷。同时,作为一个社会,都有其一定的道德准则和法律规范,这既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东西.又是一种促成社会稳定的砝码。毕竟我们所处的现实世界是一个理性的世界,而非蛮荒的原始世界。如果人人率性而为,那社会必将陷入混乱,而我们今天的第三者也应该名正言顺,而不是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一致的谴责。我们赞成追求幸福的爱情生活,但要遵从一定的道德观念和法律规范来合理解决。安娜的爱情追求虽然勇敢执著、轰轰烈烈,但她把爱情等同于生活,为自己的情爱而抛弃一切责任的做法,就导致了她必然成为渥伦斯基,也是她自己的无条件的奴隶。正如杨正先先生所说:“安娜的死是她内心矛盾和只关心自己的必然的结果,是爱情破灭后无可奈何的选择。”[3]

从以上四个方面来看,安娜既不是一个好妻子,也不是一个好情人,既没有尽到母亲的义务,又违背着社会的道德,她虽然有勇敢真诚的一面,但我们不能因为她的美丽和对爱情执著追求的个性而忽略她更多的不足。她的悲剧是由她自己一手造成的。人不可以独立于社会,也不可能脱离于社会。社会的发展需要勇敢的叛逆和改革,但并不代表着不顾一切的毫无原则。托翁的“道德的自我完善”的思想虽然看起来还很遥远,但却是我们可以找到的最好的出路。

注释:

[1][俄]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草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262页、第447页、第508页、第507页、第790页、第760页、第918页。

[2]刘桂荣:《矛盾的心灵历程——安娜悲剧命运的分析》,太原:太原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1年,第11期,第42页。

[3]杨正先:《对安娜形象的再认识》,武汉:外国文学研究,1991年,第7期,第85页。

参考文献:

[1][俄]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M].草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2]王群.安娜和苔丝悲剧之比较[J].外国文学研究,1990,(8).

[3]刘桂荣.矛盾的心灵历程——安娜悲剧命运的分析[J].太原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1,(11).

[4]杨正先.对安娜形象的再认识[J].外国文学研究,1991,(7).

[5]杨宏,王永奇.从存在主义女权理论对安娜悲剧的再审视[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5,(5).

(陈红星 日照广播电视大学 276826;李艳梅 曲阜师范大学 273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