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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思嘉和莎菲:大变革时代的命运分析

2009-01-29张尚信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2009年8期
关键词:郝思嘉悲剧性女权

摘 要:《飘》的女主人公郝思嘉和《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女主人公莎菲同是生活在大变革时期,同样具有酷爱独立和自由的女权思想。莎菲由于感受到新的变革时代的气息,而不能容忍爱情生活中的平庸和苍白,一种时代的苦闷造成了她爱情的悲剧性。郝思嘉虽然对解放农奴制的变革心怀不满,但她在实际生活中又顺应着时代变革的趋势,在资本主义文明社会中如鱼得水,在爱情生活中亦是光彩夺目。

关键词:郝思嘉 莎菲 变革时代 女权 自由 悲剧性

郝思嘉是美国女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Margaret Mitchell,1900-1949)的长篇小说《飘》的女主人公;莎菲是中国现代女作家丁玲的成名作《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女主人公。前者发表于1936年,后者发表于1928年。在相距短短几年的时间里,中美两国的两位女作家不约而同地写出了一个女子渴望、争取并享有天马行空式爱情的自由的故事,这不能不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

兴趣的焦点之一是女权。20世纪二三十年代前后,正是西方女权运动渐入高涨的时期,“女人问题”尖锐地提上日程。早在此之前,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像一颗炸弹,打破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在性压迫问题上的虚伪的缄默,也惊动了东方知识分子中的先觉者。

关于丁玲,茅盾和鲁迅先生曾有过精辟的论述。茅盾在《女作家丁玲》一文中,曾指出丁玲“是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是‘五四以后解放的青年女子在性爱上的矛盾心理的代表者”[1](P180-181)。鲁迅在《坟·娜拉走后怎样》中也很精辟地指出:“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1]他所道出的思想症候,正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广大知识青年的“时代病”,也就是茅盾所说的“时代苦闷”的真正内涵。

至于《飘》的作者米切尔,更是深深地受到本土乃至家庭的女权主义思想的影响。众所周知,美国19世纪女权主义的思想领袖玛吉丽特·福勒,在《十九世纪的女人》一书中全面提出美国女权问题的各个方面,包括思想的、经济的、两性关系的,其进步的思想潮流和成果影响广阔而深远。米切尔生活在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并在这里念完中学。她于1918年进入史密斯学院学医,但由于对社会问题的关心,几年后她选择了《亚特兰大日报》记者的工作。这当然与其父母的职业也有关。她父亲是亚特兰大市历史学会主席,特别是她那爱尔兰人的母亲,更是佐治亚州争取妇女选举权的创始人之一,爱尔兰人的挑战性格和争取妇女选举权的斗争,对女儿米切尔女权主义思想的实质性影响是完全可以想象得到的。

总之,20世纪前期,在世界范围内,女权主义对知识精英们来说,不仅仅是一个启蒙时期,也是一个渐次实践的时期,从中国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到美国的《飘》,我们清晰地看到了这一点。

莎菲和郝思嘉在以下两个方面极为相似。其一,两人都生活在社会大动荡、大变革时期;其二,两人都渴望自由,特别是那种天马行空式的爱的自由。

所谓社会大动荡、大变革时期,对于莎菲,正如丁玲所说:“《莎菲女士的日记》并不反映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的黑暗,因为这篇作品写于1927年,当时我不可能把大革命失败后的社会反映到作品里去,我写的是第一次大革命以前一些人的苦闷。”[2]20年代中期,由于受到“五四”革命潮流的猛烈冲击,几千年的封建堤坝开始坍塌。觉醒的青年男女从封建礼教的桎梏中冲了出来,抱着纯真的幻想寻找光明。但社会并没有给他们提供一个理想的乐园,他们仍处在一个政治气压低得让人喘不过气来的年代。这使得那些认为迈出封建门槛就能获得新生活的青年男女不得不感到苦闷,这也是强烈渴望自由的莎菲理想受阻的悲剧性缘由。

《飘》中的郝思嘉当然也是处于大动荡时代,而且是农奴制的大变革时代。郝思嘉作为农奴主家庭的后代,由于南北战争对她家园的毁损以及对她赖以生存的旧制度的摧毁,在个人生活上她将会面临比莎菲更大的悲剧。但也许由于美国政治的宽容及其人道主义精神,郝思嘉的悲剧性得到了最大限度的缓解。从废除奴隶制度和维护国家的统一来看,南北战争是正义而神圣的,但从战争带给南方人民的灾难、对立甚至是仇恨来看,这场战争又是美国人民和林肯总统永远的痛。斯诺夫人在总统发布向南方发动总攻的命令后不久,她作为普通作家访问白宫时,就感到总统“默默忍受着一种枯燥、厌倦和痛苦”,林肯当时说:“不管战争如何结束,我感到战争结束后,我是活不了多久的。”[3](P75)总统的这种内心的矛盾与痛苦,决定了他对南方人民的苦难的怜悯和对他们不满情绪的宽容和承受。

对郝思嘉本人来说,她虽然仇恨北方佬,对旧制度充满着无限惋惜之情,但是她对新的资本主义文明又有着特别的投契之情。

战争还在进行时,她就死死抓住两件事情:一是经营她魂牵梦绕的塔拉庄园;二是经营她寸步不让的锯木厂和酒厂。她的丈夫弗兰克和他周边的人坚决反对她经营锯木厂,但她一意孤行,并把锯木厂办得红红火火。她执着一念:“试想想让弗兰克去开办锯木厂,真见鬼!如果他把商店都开成了慈善机构,他还怎么能指望从锯木厂赚钱呢?”“我若经营这家商店,肯定能经营得比他更好!就算我对木材生意一窍不通,我经营锯木厂肯定也比他强!”[4](P738)

郝思嘉成长的环境有一个传统,即男人无所不知,女人却不太聪明。她自小更深受这种教育影响,“相信单单女人是什么事也干不成了”。但是她却是个叛逆者——她心里老是想,“我认为,没有男人帮助,女人照样什么事都干得成……”[4]

这也许是战争教育了她。她在购买锯木厂后,最大限度地利用囚犯的劳动,使出浑身解数与同类竞争,那种倔强的女商人、女强人呼之欲出的特征,是战争环境所造成的。战争不仅使她接触了那些不受礼教束缚的北方女子,也使南方旧制度的道德文明处在崩溃之中。郝思嘉原本是反对这场战争的,但当她意识到战争能改变南方的旧制度,从而也能改变她的命运时,她又有着“尽不妨让战争永久延长下去的”心理。难怪她最后的丈夫白瑞德也称她是“一个火热的小叛徒”。

什么是资本主义精神?那就是商业精神。这在郝思嘉的思想和行动里都体现出了。小说作者将郝思嘉从奴隶制文明中剥离出来,也从男权统治中剥离出来,从爱尔兰人的挑战性一步步发展为代表新的南方、亚特兰大出现的私人企业和资本主义萌芽,使之同老庄园主的奴隶制经济形态分道扬镳,同男权统治下的“贤妻良母”背道而行,这是米切尔塑造郝思嘉与白瑞德这两个形象的最大用心所在,也是《飘》作为一部文学名著的价值、倾向与魅力所在。

有趣的是,郝思嘉原本没有资本主义文明的理想,但南北战争让她涌入资本主义文明,而且如鱼得水,乐此不疲。而《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莎菲,原本就是一个执着的理想主义者,她追求一个健全美好的社会,渴望人与人之间没有虚伪,容不得没有理解的盲目关怀与体贴。也许是她的期望值太高无法实现,因而苦闷不堪。

莎菲对理想的追求,集中体现在她对爱情的理解和处理上。作品写了两个同莎菲产生爱情纠葛的人物:一个是苦苦追求她而她却认为他思想平庸,一点也不理解她因而不予接受的苇弟;一个是见面之后就点燃她胸中爱情之火而最终发现却是不值得她爱的凌吉士。

在某些方面,凌吉士可以称得上一个理想化的男子,他有美好的“风仪”,又懂得爱与温存。莎菲在一月一号的日记中这样写道:“他,这生人,我将怎样去形容他的美呢?固然,他的颀长的身躯,白嫩的面庞,薄薄的小嘴唇,柔软的头发,都足以闪耀人的眼睛,但他却还有另外一种说不出,捉不到的丰仪来煽动你的心。”[5](P151)因此,她大胆地向他表白了爱。

但是,莎菲与凌吉士的恋爱最后还是失败了,原因是莎菲看到了他的另一面:“我懂得了他的可怜的思想;他需要的是什么?是金钱,是在客厅中能应酬买卖中朋友们的年轻太太…… 他的爱情是什么?是拿金钱在妓院中,去挥霍而得来的一时肉感的享受,和坐在软软的沙发上,拥着香喷喷的肉体……”[6](P165)就这样,莎菲终究还是和“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凌吉士分了手,看似专门谈恋爱的莎菲空空而来,又空空而去,她身旁的男人她一个都看不中。

作者这样来安排莎菲的命运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们认为,恰恰在这一点上,丁玲成功塑造了莎菲而且赋予了莎菲的形象以时代意义。同时,也使她的悲剧具有了发人深思的内涵。从莎菲大胆地敞开她的心扉和表达爱这一点看,莎菲无疑是大革命时期的新女性的代表。

经历了1927年大革命洗礼的中国,其时代特点是“五四”时期的1919年所不能相比的。1927年,北伐战争的胜利,国共合作的破裂,“四·一二”的大屠杀,南昌起义的枪声,秋收暴动的雷霆……这是风起云涌的时代,这是新旧大搏斗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有观望者,也有游离于斗争之外,甚至自甘堕落的人。莎菲虽然未参与斗争,但她感受到了时代的气息,从而不满意原来那种苍白而颓败的生活,她是一个渴望过上新生活的代表。她没有参与政治,但她把爱情看成她生命中的一件大事,也是一面镜子,在这面镜子上可以映照出她的灵魂。她与凌吉士的分歧,也是各方身处大变革时代中的一个缩影。看不到莎菲与时代呼应的一面,我们就不能正确理解她的典型意义。

《飘》中郝思嘉既有与莎菲相似的一面,又有与她相悖的一面。如前所述,郝思嘉对解放农奴制的南北战争有着本能的不满和反抗,甚至亲手杀死过“北方佬”;但她在实际生活中却又顺应着时代变革的趋势,在资本主义文明社会中如鱼得水,有其特别的投契之情。

莎菲的生活带有遗憾的悲剧性,郝思嘉的生活却异彩纷呈。这其中也包括她的爱情、婚姻生活——虽然其中有种种变异,但这变异不是社会和别人强加于她的,而是按照自己的愿望或欲望主动选择的。可以说,她的爱情和婚姻生活毫无压抑之感,充满着主动、狂放和浪漫,丝毫没有莎菲那样的悲剧性。

莎菲在爱情上享有着天马行空式的自由。执着于爱情的苇弟,为人诚实善良,乐于奉献,对莎菲一直给以无微不至的关怀和体贴,不管莎菲对他是热情还是冷淡,友好还是捉弄,他始终毫无怨言。然而,对于这样一个理想的伴侣,莎菲却认为他缺少新的东西,毅然关上了爱的闸门。对凌吉士,她是爱过,在灵与肉的纠缠中既有甜蜜,也有痛苦,当她理解了痛苦的实质后,她自由地离开了他。对两个男人的拒绝,都缘于缺乏精神上的共振,或者说,他们的“时代病”造成了某种爱的悲剧性。她自此消极下来,决定搭车南下,“在无人认识的地方,浪费我生命的余剩”[7](P179)。

比之于莎菲,郝思嘉在爱情和婚姻上更自由,更独往独来,且光彩夺目。在少年她就向阿希礼求爱,转而却与查尔斯结婚。查尔斯在军中病逝,她为了掌握财产和保住种植园,又与她不爱但完全可控制的弗兰克结婚。失去弗兰克以后,与一直关心爱慕她的商人白瑞德两相结合,从此,她住上了亚特兰大最高档的住宅,穿上华贵的服饰,穿梭于高级场所,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上都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但她心里还是忘不了初恋的阿希礼,竟去她的锯木厂与他调情,这对白瑞德确乎不公平,但她认为这是真爱。

她确实是一个浪漫的并享有最大自由的幸福女人。这种幸福和自由,首先根植于她那叛逆的和放荡不羁的个性,这也是她爱尔兰人的本性;然后才是资本主义文明的制度,使她享有着生命的自由,并赋予她以人权和女权的广阔思想天地。而所有这一切,对莎菲则是可望而不可及的,这也是她们命运如此迥然不同的根本原因。

注释:

[1]林志浩,王庆生:《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读》(上册),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2]庄钟庆,孙立川:《丁玲同志答问录》,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3期。

[3]马兆政:《外国10元首传·从荒野草原上走来的林肯》,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1987年版。

[4][英]玛格丽特·米切尔:《飘》,李美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

[5][6][7]林志浩:《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读》(上册),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张尚信 湖南永州 湖南科技学院外语系 42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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