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叶舟的中篇小说《羊群入城》在“写什么”与“如何写”两个层面上,对“当代小说应该如何表述底层”这一新世纪“底层写作”论争中的焦点问题给予了精妙解答。而在“为谁写”这一层面上,《羊群入城》仍未脱出“快意苦难”的误区。

关键词:《羊群入城》 “底层写作” 观照视角 “快意苦难”

当今文坛有关“底层”生活的小说越来越多。曹征路、刘庆邦、王祥夫、罗伟章、巴桥、北北、方格子、项小米……当代文坛不知何时冒出了这么多知名或不知名的“底层”作家,就连20世纪80年代先锋小说的始作俑者残雪、90年代新写实的中坚方方、池莉,也都纷纷改旗易帜,搞起了所谓的“底层写作”。以至于新世纪一位初出茅庐的所谓青年才俊兴奋地大声疾呼:“当前文坛又进入了一个写‘底层的黄金时代!”他把“底层”当作自身追名逐利的跑马场了。这并不是说当前文学不可以书写“底层”,毋庸讳言,充斥着苦难与卑微的底层也亟须被“揭开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1],但那么多作家都一窝蜂地写底层未必就是件好事。作家个人创作视野的狭窄导致了小说题材的单一化和片面化,像写城市贫民的作家仅限于曹征路、方方、池莉那么几位,而陈应松、罗伟章、王祥夫、葛水平等似乎是专写“三农”的……题材的单一化已使当前的底层小说无可救药地陷入了“模式化创作”的泥沼中。比如写“三农”就必然是民不聊生,基层官员鱼肉乡里;写农民工就必然是讨薪无着,上演跳楼秀或最终客死异乡;再比如写城市底层女性,就必然是失业、下岗、做三陪女沦落风尘……

而另外一些作品却是“底层写作”的精华。比如鲁敏的《颠倒的时光》等一批反映“三农”问题的小说,行云流水般的文字中流淌着乡土的温情,跃动着时代的脉搏,阅读中让人感觉久违的田园诗意正朝自己姗姗走来;再比如叶舟的小说《羊群入城》。

《羊群入城》的作者叶舟原本是写诗的,或许正源于此,诗人自由创造的天性与奔放的激情使他不会涉足“底层”伊始就把写某种单一类型的小人物当作自己的专利。在这篇小说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底层小人物:一个是农民工羊倌平娃,另一人为城市贫民、广场管理员周大世。两者之间的生存博弈又是通过“赶羊过广场”这一合情合理而又丝丝入扣的情节连缀起来的,让人不得不佩服作者精妙的构思和高超的驾驭力。在语言和氛围的营造上,小说同样可圈可点。通观小说全文,情节发展始终未离开那个广场,但作者却借助汪洋恣肆而又字字珠玑的语言和蒙太奇或魔幻手法,让主人公通过天马行空般的联想和想象来展示二者的命运遭际与碰撞,较之于当前众多白描手法泛滥成灾的底层小说来讲,《羊群入城》的出现的确让人耳目一新。

当代小说应该如何表述底层?这似乎是一个大而无当的问题,但《羊群入城》至少在“写什么”与“如何写”两个层面上给予了部分解答。而在“为谁写”这一层面上,作者叶舟似乎还不甚了然,虽然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顾名思义,“底层写作”是“为了底层”的写作,但问题的关键是,在许多作家企图为底层代言的同时,他已经假定在自己与底层之间存在着等级差异,从而不自觉地流露出某种优越感。批评家张韧在考察从新写实到底层文学的转向时,认为“视点下移”是其最主要的变化[2],这无意中向我们透露了这样一个重要信息,即新写实与底层小说虽然都关注底层人物生活,但作家对底层的观照视角已由“平视”改为“俯视”了。俯视固然可以悲天悯人,但也不可避免地会使作者高高在上从而堕入“看客”之流,这一误区,初涉“底层”的叶舟同样难辞其咎。即以对底层苦难的书写而言,《羊群入城》就似乎仍未脱出快意渲染的误区,比如小说中对周大世用激光笔照人和警棍击平娃的描写,再比如对平娃和周大世打架场面的描写,无一不比残比烈,并推向极致,甚至出现了一种“快意苦难”的倾向。

这种所谓的苦难叙事不仅掏空了作品的悲剧效果,而且直接影响了小说自身的说服力,使小说结尾处对人性与良知的拷问和复归显得十分突兀与可疑。之所以在此提出警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物质日益丰富,精神渐趋式微的新世纪,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事实是,当代作家已普遍中产阶级化了。高高在上的优越感与“俯视”的视角使他们那些书写底层的“苦难叙事”已很难获得广大底层读者的情感认同,而最终证明所谓的“底层写作”只不过是出版方与作家合谋于当今文坛的另一场商业炒作而已。在文学思潮花样翻新、日新月异的新世纪,如何以“平视”的视角,“重新走进人民” [3],切实为“草根”阶层服务?这一问题在当前包括叶舟在内的诸多底层作家的创作实践中难觅答案,“底层写作”的求索创新之路仍任重而道远。

注释:

[1]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12页。

[2]张韧:《从新写实走向底层文学》,文艺争鸣,2004年,第3期。

[3]蔡翔,刘旭:《底层问题与知识分子的使命》,天涯,2004年,第2期。

(鲍红新 云南昆明 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 650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