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李劼人《死水微澜》中的蔡大嫂无疑是一个“中西合璧”式的女性主体形象。她以自己身上野性的自由精神和性格强悍、大胆泼辣的个性突破男权统治的藩篱,实现了作为女性主体的一场生命欲望的旅行,体现出强烈的女性主体意识。她释放出的强力的女性生命能量既有法国文学中“包法利夫人”的影子,又有川西地域文化特征的“辣妹子”的精神性格。李劼人在中西文化的碰撞和激发中对中国男权社会和男权意识的越轨与突破,以及对自身的超越,表现出了宏大的文化视野和广阔的现代意识,重建了女性的“神话”。

关键词:《死水微澜》 蔡大嫂 男权统治 女性主体 自主意识 生命欲望

阅读20世纪中国的现代文学,女性形象缤纷多姿,在林林总总的女性空间里,在活跃着各类异常夺目的女性走廊中,李劼人《死水微澜》中的蔡大嫂无疑是一个“中西合璧”式的女性主体形象。她释放出的强力的女性生命能量既有法国文学中“包法利夫人”的影子,又有川西地域文化特征的“辣妹子”的精神性格。受法国文学尤其是自然主义和中国古代传统文学熏陶与浸染的李劼人,正是在这种中西文化的交汇与融通中发现了女性的生命状态,接近了女性生命的本真状态。

一、物质梦想中的女性主体意识

《死水微澜》的创作目的是写历史,表现甲午战争到辛丑条约签订期间,四川成都北郊的一个小乡镇天回镇的社会风俗画面,通过袍哥与教民两股势力的消长过程,表现了帝国主义在入侵中国后,一潭死水似的现实如何掀起了些许的微波。而在文本中最具魅力和活力的却是爱情叙事,尤其是爱情叙事的主角蔡大嫂,而有关历史的叙事与想象则显得有些暗淡无光。

“在传统的男权文化炮制出的女性神话中,女性被界定为消极、被动的客体。处于情爱中的女性往往以被扭曲的形象出现,形成一个对立的两极:要么是贞女,要么是荡妇。这种传统的性别陈述将女性模塑为表达男权文化中女性价值尺度的空洞符号,最终遮蔽了女性作为人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而李劼人在他的大河系列小说中赋予那些女性以野性的精神和无所羁绊的意志,使他的文本情爱叙事注入了浓郁的世俗气息。堪称代表的是《死水微澜》里的蔡大嫂形象,作家给予其充分的自由精神和强悍、大胆泼辣的个性,并使整部作品中的女性形象透露出追求世俗享乐的强烈色彩。

蔡大嫂(即邓幺姑)本是一个生活于乡间的平凡村姑,但她从小就有一种不同于一般村姑的执拗倔强的个性,连她的父母也无可奈何。按传统男权文化的目光,她本应该与农活有天然的联系,农民的身份似乎注定她要安于现状,等待嫁人、生孩子、干农活、做家务等,成为男人的“附属”,这种“附庸”地位似乎是父权统治下的女人的生命法则。而蔡大嫂的独特之处恰恰是她对男权统治的无所顾忌的反抗和对自己女性命运的掌握。她从韩二奶奶对繁华都市的绘声绘色的描画中引发了青春的梦想,而不甘心作一个乡间默默无闻的少女。她的青春梦想和《包法利夫人》中爱玛的一样,充满了对光怪陆离的都市上流社会生活方式的艳羡和追求。为此,韩二奶奶的染病去世成了她人生中最大的悲痛,因为某种意义上,她成为邓幺姑的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领路人,是她人生的第一个“精神导师”,正是韩二奶奶对成都繁华的细致讲述和生动描摹,才使一个乡间的不谙世事的少女开始了对物质文明生活方式的向往与追求。

不安于乡间的邓幺姑在“领路人”半路“缺席”的迷茫处境中,并未放弃对物质梦想的渴求,她以委曲求全的方式嫁到一个较乡村而言物质文明更为发达的小镇,成为天回镇的一个小商人蔡大傻的妻子。虽然这种生活方式远没有自己想象中的成都的美妙、舒适与惬意,然而毕竟使自己的农民身份得到了扭转,在等级上跨入了“市民”的行列。

波伏娃曾说:“……婚姻是要联合两个完整的独立个体,不是一个附合,不是一个退路,不是一种逃避或一项弥补。”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邓幺姑下嫁蔡大傻的婚姻选择并不是以两性相吸引为基础的,她的婚姻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她对自己女性主体的把握以物质的满足为先决条件。但这并不意味着她的生命的俗庸和对父亲秩序的臣服。没有“双性和谐”为基础的婚姻关系必然会在外在环境的偶然触动下轰然倒塌,蔡大嫂后来的情爱选择也证明了物质的满足不是爱情的唯一保证,只有加上精神上的沟通与交流才是婚姻牢固的基石。蔡大嫂野性的性格注定了她要再次踏上她的光荣梦想的旅途,为理想中的爱情冒险,愿意以“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姿态来对抗世俗的流言和蜚语,张扬女性主体的爱情欲望。

二、爱欲梦想中的女性主体意识

“传统的情爱书写往往将女人置于非人的地位,女人只是非本质的存在。在女性成长过程中,获得本质特征需要一个肯定的过程,男人的承认和肯定是女性被认可的重要仪式,男人是女人成长中的导师和引路人。”刘慧英也曾指出:“几千年来男权主义的统治和奴役导致了女性的自主意识的失落与泯灭。”曾受中西文化侵染的李劼人却颠覆了这个“传统”,在他的笔下,女性人物往往是强悍的、泼辣的,充溢着旺盛的生命力。蔡大嫂、伍大傻、郝香芸、黄太太等一系列女性形象往往在爱情场中处于主动地位,有着强大的精神优势,而男性人物常常是阳气不足,呈现出“阴盛阳衰”的现象。这与整个中国正统文化的伦理特征中的禁欲主义色彩大相径庭。文本中女性的原始的野性和生命力度恰恰颠覆、嘲弄了父权文化的道貌岸然和对女性个体的生命挤压,放射出女性特有的生命光华和亮丽风采。

作为有着强烈的自主意识的蔡大嫂产生了对平庸生活的厌倦,罗歪嘴的江湖豪气和潇洒自在的人生态度与傻子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在比较中,她无所顾及地爱上了丈夫的表哥罗歪嘴,而嫌恶木纳老实、一心只知道拨弄算盘的蔡傻子,开始了一场情欲的放纵与满足。而在这场情欲的追逐中,引起她的情欲梦想中的女性意识发芽的则是一个风尘女子——刘三金,在这个蔡大嫂的“导师”的指引之下,对爱欲的热烈向往与追求突破了男权统治为女性设置的“藩篱”。

他们彼此倾慕:蔡大嫂喜欢罗歪嘴的无所不能、仗义豪爽,这与丈夫的倒憨不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罗歪嘴肯为她的一句话为官家小姐解围,使其八面威风。他也欣赏这个“乡坝里的婆娘”,佩服她的会说话。在他眼里,蔡大嫂有情调,又不野,“很合口味”。他们居然能将私情公开化,旁若无人地去赶集、逛青羊宫,在人们的面前打情骂俏,他们的这种赤裸裸的、如火如荼的爱情之旅对于世俗的社会无疑是一个严峻的挑战,正如《包法利夫人》中的爱玛一样,蔡大嫂的个体生命热力得到了极大张扬。

由此可以看出蔡大嫂的生命欲望的旅程轨迹:从少女的苦闷和青春的憧憬,到成为掌柜娘蔡大嫂后的婚姻的幻灭与不安于现实平庸生活的内心躁动,又到成为罗歪嘴的情人。而当爱情遭受外力的打击时,一贯我行我素的蔡大嫂的女性自主抉择意识再次在关键时刻表现出来。为了权势的梦想,她再次做出了令男权社会惊异的举动,即再次改嫁他人,成为权势的执行者:做大户人家太太顾三奶奶。至此,她成功地实现了一个女人的人生理想的“三级跳”,完成了生命欲望的旅程和女性自主意识和主体形象的全面表演。

三、权势梦想中的女性主体意识

孟悦、戴锦华认为:“一方面女人不是玩偶,女人不是社会规定的性别角色,但女人也不是她自己,因为所谓‘我自己,所指的不过是‘同男人一样的男人的复制品,另一方面,女人若是否认同男人一样,承认自己是女人,则又会落到历史的旧辙,成为妻子,或女人味的女儿。”《死水微澜》中的蔡大嫂泼辣、野性的一面,她的一系列举动在男权社会看来都是出轨的,是封建卫道士眼中的伤风败俗行为。而同时,她所有的自主自为又是与男性相关的,并非是脱离男性而实现彻底的人格独立和精神自主。这也许与她的乡村出身未受教育的客观条件有关。从文本可以看出,她的选择无不与男性世界相关,因为蔡大嫂已不再是传统女性神话中虚幻的天使和妖女,而是凡俗中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的真实的人,蔡大嫂对现实的把握中心就是生存和情爱欲望的实现,而当这一切都达到了她的满足之后,在新的外力的推波助澜的作用下,她生命中别的欲望就有了新的膨胀和渴望。顾天成,一个作基督教教民的有势力的大粮户,因个人恩怨要报复蔡大嫂的情人罗歪嘴,罗逃之夭夭,音信渺无。失势后的蔡大嫂认识到了权势的重要性:有权有势,蔡傻子才能得救,自己的富贵繁华方能长久,儿子的似锦前途才有保障。于是又有了对权势的梦想,不惜以自己的婚姻作交易。这次的选择她是自我引导,自己作自己的精神导师。

在与顾天成的交易中,她以自己的美色为诱饵,来达到自己追求权势救丈夫与情人的目的。“只要把话说好了,可以商量的!”在她与顾的谈判中根本不允许讨价还价,一切都是她说了算,一切都由她支配,根本不考虑世俗世界和男权文化秩序的存在,不受男权统治下的习俗和男权道德的约束。面对如此刻薄的条件,生性好色的顾天成满口答应,足见蔡大嫂的魅力之处。商量的结果是,蔡大嫂提出一系列苛刻的条件,并订立了一个不平等的“条约”。而她呢?“她仅仅答应了一件:在蔡兴顺出来以后就嫁给他。附带的是,仍然要六礼三聘,花红酒果,像黄花闺女一样,坐花轿,拜堂,撒帐,吃交杯,一句话说完,要办得热热闹闹的!”从这些言谈举止、思虑谋划中,仍可见她那执拗倔强、不安本分的欲求,这欲求是她的生命动力,是她野性性格特征的表达,是她改变自己命运的奋斗之源。她对于自己的选择有着正当的理由:“……放着一个大粮户,又是吃教的,有钱有势的人,为啥子不嫁?”“哈哈!只要我顾三奶奶有钱,一肥遮百丑!”这就是她生命大胆的宣言,权势欲望赤裸裸的表达。而蔡大嫂光彩照人、魅力四射、风情无限的女性形象也终于如雕塑一般屹立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长廊中。

李劼人通过自己的情爱叙事肯定了女人和男人一样有追求情爱和欲望的自由。以男权社会中传统道德的眼光来看,她的身份居于良娼之间,亦良亦娼。而用女性主义的眼光看待这个魅力四射的女性形象,她的身上不仅折射出历史的风云,也揭示了在父权社会文化中一个女性是如何冲破男权统治的藩篱的精神成长历程。蔡大嫂反叛传统道德,大胆挑战父权观念,蔑视男权传统的男性中心意识,不守父权礼法,挣脱男权道德的束缚,她的价值观和道德行为既不符合父权传统“贫贱不能移”的道德准则,也脱离了传统中国女性忠贞、娴淑的“妇道”。她充分发展自己生命的欲望,情爱的追求,自由的本能,违背男权统治下传统道德“善”的标准而大胆突破男权统治的藩篱,符合人性之“真”,作家赋予了蔡大嫂以光芒四射的审美魅力。

四、小结

李劼人以开放的现代观念和现代意识赋予蔡大嫂这个女性形象以独特的精神品格,使其有了自身的女性生命热力和生命欲求,大胆突破男权统治的藩篱,成为一个自主自为敢于掌握自己命运的女性形象,在一个男性社会里撑起一片“女性的天空”。作家正是在父权制社会至今的历史中,在强势性别群体,在作为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文化的男性立场文化的包围下,折射出其男性创作主体的可贵的女性立场,在思想价值意义层面,它是对以人性的观念来否定和对抗性别等级秩序,无意识地投射出了自我的男性立场。这不仅是女性形象对文本世界中男性统治藩篱的突破,也是创作主体的李劼人在中西文化的碰撞和激发中对中国男权社会和男权意识的越轨与突破以及对自身的超越,表现出了宏大的文化视野和广阔的现代意识,重建了女性的“神话”。

参考文献:

[1]胡玉伟.李劼人:重建女性神话——“大河小说”情爱叙事的文本阐释[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3).

[2][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

[3]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藩篱[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

[4]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李彦凤 贵州兴义 黔西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医药系 562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