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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年农业合作化小说人物结构关系和形象的变迁

2009-01-29葛清芝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2009年8期

摘 要:农村合作化小说贯穿十七年始终,其间作品内容发生了许多变化。人物结构关系和形象愈发纯净、政治化,展示出政治文化情境对小说的巨大影响。

关键词:农业合作化小说 人物结构关系 人物形象变迁 政治文化情境

十七年文学中,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小说可谓多矣。从建国到文革前,小说中人物结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对立,人物结构原则也越来越僵硬。在对原有人物结构的继承上,人物日趋定型化、脸谱化,减弱了先前小说中生动的个人和世俗气息,代之以社会前进力量的代表形象,是集体的缩影。本文通过分析《三里湾》和《艳阳天》的人物结构关系和形象塑造来看这种继承和变迁。

《三里湾》是建国后第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带有典型的赵树理印记。赵树理说他写作《三里湾》目的在于对农村合作化问题的思考,是因为下乡工作时感到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农业合作化应不应该扩大,对资本主义思想的人和对扩大农业社有抵触的人,应该怎样批判。[1]他自己就曾多次强调“《三里湾》写的是农村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2]。但赵树理在小说中并没有用暴力叙事来推行权利话语,而是通过将权利话语的对立性实现转化为家庭的变迁、婚姻的选择、代际冲突这样一些世俗化、生活化的表述。

小说是紧紧围绕一个互助组入社展开的。围绕这个问题,人物分为对立的两派。与当时的很多作品不同的是,《三里湾》没有塑造反动人物的形象,没有写地主、富农在农村中的破坏作用,用后来有些评论家的话说,就是没有涉及“敌我矛盾”。

小说里充满了先进人物与落后干部的资本主义思想及社员的保守个人主义思想的斗争,如王金生等干部与范登高的落后思想的斗争,青年团员范灵芝、王玉梅与糊涂涂一家争取有翼的事情,但这些人物的对立不是绝对不可调和的,而是夹杂着很多生活情感在内的,如亲情、爱情、友情。把这些事件贯穿起来的是农村生活伦理,人物的矛盾也大都是农村能人的精明算计,典型的要数糊涂涂在入社问题上的考虑。小说中马多寿(糊涂涂)作为家庭的家长,开始在家庭决策中具有决定权,在合作化的生产力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的时候,他算了一下,发现不入社的收入更多,就决定不入社。然而当二儿媳陈菊英和二儿子、四儿子将土地献给社里,马多寿发现在现有的生产资料下从事个体生产已比不上入社的收入高时,也就决定入社并和最小的儿子马有翼一起生活。但在重新组合的家庭中他已处于从属的地位了。由此可见,矛盾的解决不是依靠政策的宣导,领导人出色的个人魅力和威望,或者谆谆的教导,而是靠个人权衡利弊的考虑,这里呈现出的是更多真实的民间生活场景。

在正面人物的塑造上,与其他人物相比,概念化、平面化的倾向相当突出,完全是为了教育广大群众而按政策设计的,如王金生,他在文本中的活动仅表现为开会,至于形象生动的个人化的行动展示则寥寥,这类人物的塑造成了日后作品的重心。

中国文化历来有“文以载道”的功能,意在强调文学的教化作用,文本与现实之间有互文本性。人物结构关系由现实结构关系而来。但从延安文艺整风以来,文艺的意识形态化便展开了。文艺要发挥政治的功能,写作已不再是通常意义上的反映现实,而是承担起来构造现实、改变现实的作用。《三里湾》、《山乡巨变》、《创业史》这些合作化小说却并不以“改造农民”作为直接的审美命题,其原因即在创业主体的身份转换上。合作化运动的历史主体毕竟是农民,教育或改造农民的审美命题无论怎样处理都显得过于消极、不合时宜,所以要用充满激情的创社会主义大业的宏大叙事来遮蔽“改造农民”的历史命题。作为历史主体,毕竟要能够体现出一种积极进取的历史主动性,要有对历史脉动的自觉感悟和执着追求。在这一方面,合作化小说立刻显出了叙事资源的匮乏,远远没有个人创业的那种叙事内涵的丰富性和生动性。以《三里湾》、《山乡巨变》为例,如果说其中的创业叙事至今仍有较强艺术感染力的话,那也主要不是来自它的历史主体身份,而是来自个人创业主体强大的叙事渊源与叙事背景。《三里湾》、《山乡巨变》较早地反映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但并没有解决历史主体的身份合理性问题,如历史主动性、对历史脉动的自觉感悟等。《三里湾》是把扩社、开渠过程中的矛盾作为工作的问题来反映的。而《山乡巨变》则完全没有摆脱自上而下地以运动过程来结构小说的模式。从创业叙事的角度说,它们其实都没有走出个人创业叙事的巨大阴影,在貌似历史主体身份的叙述中,留下了太多从个人创业主体向集体创业主体身份转换的匆忙痕迹。这不仅表现在内容的单一,即仅以扩社、入社来组织生活素材,缺少创业叙事内涵的历史延续性上,而且表现在个人创业主体与集体创业主体(历史主体)两种叙事内涵的不相协调上。

文学作品需要新的人物结构和人物形象。因此,1956年后对赵树理的批判抑制了作家大胆地反映现实,只能谨慎地按照政策去图解现实,塑造主流意识形态想要的人物关系结构。此后越来越多的正面人物占据了画面中心,越来越多的正面人物开始成了政策和毛主席语录的宣讲者,道德高尚、“高、大、全”的特征越来越明显,但人性因素越来越少,人物关系也越来越紧张,阶级斗争成了主旋律。政治权力结构在修辞学上投影成“三突出”的英雄人物塑造原则。

《艳阳天》作为文革前最有影响的一部小说,用来分析人物结构关系和形象的变迁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首先看正面人物的塑造,以萧长春、韩百仲、马老四为代表的干部群众和积极分子,在文中比比皆是。韩百仲的直率,焦二菊的莽撞,焦淑红的生涩,有力烘托了完美干部萧长春的形象,大胆心细,思虑周全,沉着冷静,无私忘我等优点集于一身,并能用乡情伦理打动人,又以怀旧忆苦感化人,文革“高大全”的人物塑造原则已基本形成。如果说萧长春是党政优秀干部的代表,马老四则是东山坞完美道德的代表。作为社里的牲口饲养员,爱牲口重于爱自己,如雨里遛牲口一节,还有吃糠咽菜的情节。“所有的人,不论什么心思的,听到马老四偷偷地吃糠咽菜的事儿,都被震动了。东山坞除了这个忠心耿耿的饲养员,谁吃野菜了?假吃的到处宣扬,真吃的不让别人知道,这一比,真金和泥土,不全出来了吗!所有的眼睛,全都望着这个年迈体弱的老人,他的身上像是放出光芒,这光芒耀人眼目。”[3]东山坞一个光芒耀人眼目的最高道德形象终于出场。富裕中农喋喋不休地希望以土地多寡来分红的要求在这道德偶像的光芒照射下显得不值一驳。如此,富裕中农的不合理要求在被萧长春的政治规训之后,又接受道德话语的再次裁决。以马老四为代表的有着穷人的骨气的道德楷模在东山坞备受尊崇,而富裕中农则以“昧了良心黑了肝”的糟蹋粮食、投机倒把而接受道德审判。东山坞的阶级斗争最终以贫下中农和富裕中农的道德水准的较量而决出胜负。

这一压抑物质欲望成就精神高贵的现象在文中还有很多。这种思想是建国以来意识形态一直灌输的结果。毛主席利用这种建构的话语体系和情感结构,建构了一个英雄主义的时代,使6亿中国人口的大多数心甘情愿地为国家建设而压抑了个人欲望和物质追求。

文中主要矛盾是围绕是不是按土地分红,但隐含的另一问题在于多余的粮食交国家还是归个人,弯弯绕等人害怕的还是交公粮这点,这样的矛盾在《三里湾》当中并未触及,《三里湾》中对分配问题说得很清楚,劳力、土地、牲口等等统统参与分红,这样似乎更公平些。《艳阳天》却只剩下劳动力分红一项,其他统统未提。这个问题关涉到按劳分配还是按资分配。从科学管理来讲,仅仅按劳分配是共产主义才能实现的理想方式,在物质极大匮乏的情况下,“一大二公”是不合理的,不利于真正的进步,只要有多挣的可能,民众就会有多拥有的欲求,这于人的本性是非常合理自然的,但文中仅仅把产生这部分欲求的人归属于富农、中农、地主和一些争权夺势的干部。面对当时无法解决的这一问题,叙述者将之划归为阶级对立问题,将其看作阶级敌人。这样,经济问题转变成了政治问题、阶级问题,在政治越来越白热化的年代,如此处理便成为唯一的对策了。

这种矛盾的叙述处理自然得调整人物关系结构。在政治文学一体化的年代,文学作品不仅试图反映历史,更想把想象虚构的秩序变成现实。因此,原先的处理方法只能使大众对分配产生更多的设计,但把这种苗头定性为阶级敌人、反社会主义,是极其错误的,但它会震慑人们,从而达到思想的高度统一。

因此,《艳阳天》中人物结构关系便出现了剑拔弩张的情势。小说一开始便把这种对立展开。一群中农在居心不良的干部挑唆下,要求土地分红,很快东山坞分成两大阵营,沟南的贫农积极分子,沟北的富农、地主等落后分子。这一点是不是从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得到启发,不得而知,地域成了阵营的自然分界。《三里湾》的糊涂涂等农村能人已演化为两类,一类是焦振茂们积极分子,一类则演化为中农弯弯绕,袁天成一家则演化为把门虎、马大炮一家。这些人一开始追随反动干部、地主危害集体,最后在沉痛的教训下才幡然悔悟。这种设计意在彰显党的团结中农政策,也显示政府的宽大仁慈。《三里湾》中的范登高、袁天成则化为马之悦,退化为地主代言人,是负有罪行深藏党内的反动敌人。马之悦不仅有个人发家梦,还是阴谋家,玩弄权术,历史不清白,这就从历史、现在两方面彻底判处了这类人死刑。这自然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投射到作家创作心理上产生的处理模式,这种方法是万金油,处理任何问题都行,在之后的文革作品中大行其道,更有变本加厉之势。

“以阶级斗争为纲”是1958年反对个人主义、修正主义的延续,是打倒封、资、修的同一体,马之悦三者兼具,是政策设定的敌人,这是现实政治斗争中权力斗争的具体化,是社会主义政权与资本主义政权的争斗,政治阶级的斗争在意识形态中体现出来,并直接在作品中体现出来,所以,与赵树理的《三里湾》围绕经济问题来写截然不同的是,东山坞的斗争已明显演化为权力的斗争,两条路线的斗争。全书围绕权力展开。

至此,反映经济的合作化小说已演变为政治小说。《艳阳天》的人物关系结构成为文革创作的模板,并变得愈加僵硬。十七年以来,作家们在对现实趋向的必然性艺术假定上,进行一种政策预想模式的必然性叙述。这种叙述愈来愈要求形象、结构的纯净度,最终在东山坞建构出了阶级斗争的合作化艳阳天。

注释:

[1][2]赵树理:《谈谈花鼓戏〈三里湾〉》,选自《赵树理文集》(第4卷),北京:工人出版社,1980年版。

[3]浩然:《艳阳天》(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613页。

参考文献:

[1]赵树理.三里湾[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

[2]浩然.艳阳天[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

[3]赵树理.赵树理文集[M].北京:工人出版社,1980.

[4]杜国景.论农业合作化小说中的“创业叙事”——以《三里湾》、《山乡巨变》、《创业史》为中心[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5).

(葛清芝 广州华立科技职业学院511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