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试图在对苏童小说的阅读分析中结合全新的隐喻观——隐喻不仅是一种修辞手法,更是一种思维工具来审视其小说语言中的隐喻手法的具体表现。

关键词:苏童小说 语言 隐喻手法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中国当代文坛上出现了“先锋派”这样一个作家群,他们打破了语言传统的习惯定势,表现出了言语形式上的新异。苏童作为20世纪末最具有冲击力的先锋作家之一,对小说形式有多种富有个性的探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语言表现形式,其中一个很有特色的形式就是隐喻手法的巧妙应用。

一、对于隐喻定义的相关理解

对于隐喻,中西方研究范围和旨趣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的隐喻研究局限于辞格范围内,侧重于对形式的研究,在

《现代汉语词典》(2000年修订本)中对隐喻下的定义:隐喻是比喻的一种,不用“如”、“像”、“似”等比喻词,而用“是”、“成”、“就是”、“成为”、“变为”等词,把某事物比拟成和它有相似关系的另一种事物。如“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也叫暗喻。而在西方,隐喻是一种更宽泛的概论。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隐喻研究向认知领域扩展,研究从表层进入了深层。西方学者认为,隐喻不仅是一种修辞手段,而且是一种思维方式。莱考夫和约翰逊指出:“隐喻普遍存在于日常生活中,不但存在于语言中,而且存在于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中。人类赖以思维和行为的一般概念系统从根本上是以隐喻方式呈现出来的。”[1]现代认知科学研究表明,人们的思维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隐喻式的,人们用熟悉的物质结构概念去观照陌生的主要是非物质结构的抽象概念,从而形成一种有效的认知手段。本文正是从现代西方广义的隐喻观出发去研究苏童小说语言的,苏童用他独特而创新的方式向我们展示了其小说语言里面的隐喻世界。

二、隐喻手法在苏童小说语言中的具体表现

(一)用一些自然景物的意象来隐喻作品中的主要人物

苏童在其小说中比较喜欢用一些自然景物的意象来隐喻作品中的主要人物,这样的隐喻是从一些视觉的或是物质的属性出发直接获取的,是有形的隐喻。正像有的评论家所说的:苏童小说“仿佛是一条不知来向和去势的河流,河水汩汩地流逝,根本分不出它的先后秩序。时空的界限消失了,现在即是未来,未来即是过去,过去便是河流,只有几块意象的礁石触目地浮现在情感的水面上”[2]。在使用自然意象时,苏童尤其喜欢用动物和植物来隐喻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其中经常使用的意象有“鱼”、“狗”、“兔子”、“虎”、“花”等,他用具体可视之物来向我们展示所要描述的人物的一些特征。这在《米》这部小说中表现得十分突出,苏童将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意象来隐喻,使小说里的人物以其独特的形式呈现在读者的眼前,让读者去品味小说中不同人物各自的欲望、苦难经历等等。例如:

1.所有离乡远行的人都像一条狗走到哪里睡到哪里,他们的表情也都像一条狗,倦怠、嗜睡或者凶相毕露。

2.他们站起来,看着五龙像一只惊慌的兔子朝码头奔来。

3.织云像一朵妩媚的野花被六爷玩于股掌之间已经多年,这也是瓦匠街众所周知的事实。

上述这三句话中苏童用“狗”的意象来比喻流浪者,用“兔子”和“野花”的意象来比喻五龙和织云,时时嵌入这些自然景物的意象而突出地渲染了他对作品人物的各种感觉。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经常用动物的典型特征来形容常人的性格、行为和外表等,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具有很强的表现力。而且“人是动物”的隐喻有大体的模式:大部分隐喻是否定的、贬义的。狗通常隐喻令人不快、不可信的人,用它来形容流浪者,穷形尽相地表现了他们背井离乡的孤独感和落魄感,以及别人对他们的鄙视;兔子通常隐喻不停说话的、令人讨厌的人,在这里用来形容五龙,生动形象地表现了他的胆小、愚蠢;用野花来形容织云也很成功,不仅隐喻了她的放浪和堕落,而且隐喻了六爷从来都没有把她作为一个真正的人对待。苏童能在汉语思维的制约下,自觉不自觉地创造一种比喻式的叙述文体,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感觉和艺术体验,这些艺术感觉和艺术体验常常能在这种带有个性化的比喻式叙述文体里得到充分的发挥和体现。

(二)题目直接隐喻故事的主题

苏童在小说创作中,对形式的意义有着清醒的认识,认为形式与主题的关系十分密切。他曾说:“有时候好的主题与好的形式真的是天衣无缝。”[3]苏童在部分作品的题目中直接采用隐喻手法,用这样的形式来直接揭示、深化小说所要表达的主题,使其思想内涵更加深刻。通过作品题目中这一“隐喻性象征”[4]意象作为表达载体,表现了他的精神实质以及对这个世界的审美感悟与把握。作品的题目既是一种象征,即引用具体事物来替代作品所要表达的抽象事物,同时也是对主题的一种隐喻。

苏童小说题目《红粉》不仅指女性的化妆品,同时还指代青楼女子。它既可以在某时使人香气逼人,光艳夺目,也可以随时随风飘散,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显然,在这里“红粉”隐喻了生命的无常。妓女秋仪、小萼开始生活得无忧无虑,精神麻木,随着新政权的建立,被强行改造,沦为弱势群体。她们默默忍受着历史和命运的安排和嘲弄,生活完全在他人的掌控之中。再来看一下《米》,它既是具体的粮食,又是历史困境中的一种本能欲望。它在催人奋进的同时,也可以使人欲望膨胀,最终窒息于“米堆”之中。小说的主人公五龙因逃荒来到城里,受尽屈辱,辗转投靠一个米店的门下谋生。为了吃饭,他忍受一切屈辱,却又在欲望的海洋里丧失了自我,成为城北的恶霸,最后众叛亲离,恶病缠身,死在北上列车的米堆里。《蛇为什么要飞》的“蛇”作为图腾崇拜物,性、邪恶、欲望的象征物,在全世界都广泛地存在。苏童曾经说过:蛇是小说中唯一一个非现实的因素。……蛇在小说中逐渐演变,变成一种重要的符号。其光滑的形状,象征着人对社会的无从把握,也可以说是一种冷酷的人心,一种变异的人性。蛇对这部小说非常重要,而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他写作这个作品时,恰好是蛇年。苏童用“蛇”这个意象来表达自己对现实的一种寄托,自己的认知思维,用“蛇”来隐喻20世纪末期中国城市人的欲望。苏童打破语言和事物的单纯对应关系,找到一种崭新的比喻通道,从而建构一种新颖的话语世界,表达了新的主题。

(三)用熟语来隐喻作品中所要表达的事理

苏童小说之所以归类于先锋派实验小说,是基于他强烈的文体自觉意识,是以“人的自觉”促进了“文的自觉”,并且以此为契机,开始切近小说艺术的内核。[4]苏童在组织语言时一个比较明显的特色就是用熟语来隐喻作品中所要表达的事理。这样的手法,使苏童所要表达的意图得到了更好展示,并使读者身临其境,感悟小说语言所传达的信息内涵。

熟语包括俗语、谚语、歇后语、惯用语、成语、俗成语等,是为社会广泛使用且意义一定的固定短语。在语言的发展过程中,人们不可能无止境地创造新的词语,而是借助于已知的事物和已有的语言形式来命名新的事物,这是认知能力发展的结果,也是熟语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苏童在叙述大众生活系列的小说中,尤其喜欢用熟语来隐喻自己所要表达的事理,而且这些语言在反映小说的社会背景、突出人物的性格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在他的作品尤其是《菩萨蛮》的很多地方都可以看见。《菩萨蛮》写的是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江南的某个城镇,一个特殊的家庭所发生的一系列令人同情又令人感叹的故事。作者通过对生活琐事的描述和细节描写,塑造了“大姑”等一系列人物形象。这是一个极普通的工人家庭,作者巧妙地运用了大众化的语言来表现他们形形色色的人生。例如用俗语“吃了豹子胆”来隐喻审讯官对华金斗的蔑视;用歇后语“狗咬吕洞宾”来隐喻李义泰对大姑不接受自己的愤恨,同时也表现了他粗俗的一面;用成语“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来隐喻华金斗对李义泰的讽刺和厌恶;用成语“满腹狐疑”来隐喻出了独虎的骄横和狡猾;用“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隐喻大姑对独虎的言语的失望等等。除了动物熟语,苏童还灵活地使用了其他的熟语,像“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芝麻绿豆官”、“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竹篮打水一场空”等等来恰当地表现他所要表达的事理。苏童以其独特的语言方式让我们体验和感受着市井生活的艰辛,人物的性格和心理,使读者不得不佩服他使用语言的活灵活现,贴近生活,同时也反映了他特定的写作主旨。

总之,由于语言自身的复杂性和操作者的相对不稳定的语言特性,我们对任何一个作家都不能穷尽恰当地描写出其语言形式的一切特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苏童小说中那些对人类生活境遇的怪异性、复杂性和宿命式的表现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其语言操作的自由性和灵活性,得力于他所采用的隐喻手法。在这样的基础上,苏童的小说充满了神奇和魅力,不断地感染和吸引着读者。

注释:

[1]Lakoff,G.&Johnson:《Metaphors We Live b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

[2]王干,费振中:《苏童:在意象的河流里沉浮》,上海文学,1988年版。

[3]林舟:《永远的寻找——苏童访谈录》,载自苏童《纸上的美女》,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196-213页。

[4]张学昕:《论苏童的小说创造》,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

参考文献:

[1]葛红兵.苏童的意象主义写作[J].社会科学,2003,(2).

[2]李美皆.从苏童看中国作家的中产阶级化[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6).

[3]苏童.苏童文集[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2.

[4]苏童.《妻妾成群》的创作[J].文学自由谈,1991,(3).

[5]辛怡编.苏童小说精品[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李春香 成都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410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