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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俄苏文论对建国初期十年古典文学研究的影响

2009-01-29李海燕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2009年8期
关键词:建国初期

摘 要:建国初期十年,俄苏文论[1]作为当时唯一的外来文艺理论对我国古典文学研究产生了极大影响。它丰富了我国古典文学的批评方法,弥补了我国古代文论长于分析抒情性文学作品,对叙事文学作品的批评缺乏系统性、逻辑性的不足。俄苏文论的社会学批评方法也使得这一时期古典文学研究出现了简单化、庸俗化倾向。总结这一时期古典文学研究的经验得失时,对俄苏文论从中所起作用应客观、公正地加以评价。

关键词:俄苏文论 建国初期 古典文学研究

19世纪中叶以前,中国文学批评领域由以儒家思想为主导,以感悟式的诗话、词话为主要形式的中国古代文论一统天下。19世纪下半叶,随着西学东渐,各种西方文论涌入中国,打破了由古代文论一统文学批评领域的格局,中国文学研究产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新的局面。此后,尤其是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降,由于社会政治上的原因,俄苏文论对我国文学创作及研究产生的影响最为深刻、持久。20世纪20年代初期,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人的文艺思想已经被介绍到中国;二三十年代,卢那察尔斯基、普列汉诺夫等人的重要文艺论著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经鲁迅译介到中国。这一时期,在鲁迅的支持下,瞿秋白译介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艺论著;20世纪40年代末建国后,因为政治原因,年轻的中国文艺理论界切断了与西方文艺理论的对话。此时除了马列主义经典作家以及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的文艺理论批评遗产得到了更为系统深入地介绍和研究外,大量苏联文艺理论批评著作被翻译介绍到我国,并被中国文艺理论界视若珍宝。其中,季莫菲叶夫所著的《文学原理》(亦称“季莫非叶夫体系”)[2]更是成为我国高校中文系文艺理论教材,它对20世纪5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批评影响极大。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批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成为此时古典文学工作者的一个新课题,古典文学研究批评呈现出不同于前此的一些特点。本文借对新中国建国初期十年古典文学研究状况的粗略概括,浅论俄苏文论对本时期古典文学研究的影响。

俄苏文论对本时期我国古典文学研究最重要的影响表现在对小说、戏剧等叙事文学[3]作品的研究批评上。中国古典文学中抒情文学(其形式主要是诗歌)的产生早于叙事文学,诗歌一路从《诗经》、“楚辞”开始,历经汉代文人诗、汉末建安诗歌、曹魏正始之音、两晋的太康诗歌、南北朝的永明体和齐梁宫体诗,到唐代诗歌,中国古典文学率先由抒情文学达到顶峰,之后又由宋词将之推向另一个高潮。叙事文学的重要形式小说在唐代才开始作为一种文体独立出来,而另一形式戏剧到更晚的元、明、清才达到繁荣。相应地,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对象也首先定位于抒情作品。中国历朝历代都产生了杰出的抒情文学批评理论著作,因此,长于分析抒情作品是中国古代文论的特点,这从气韵、风骨、意想、意境、情趣等古代文论中的批评术语即可知道。中国古典叙事文学理论产生的时间要晚得多,而且同重体验的诗话、词话一样,采用的是以感悟式的评点、圈点为特点的批评方法。对于叙事文学而言,这种批评方法缺乏系统性、逻辑性,无法深入叙事作品对其创作方法、创作规律等作本质性的分析。与以分析形象、典型、情节、结构、背景等叙事文学见长的包括俄苏文论在内的西方文论相比,其不足是显而易见的。

新中国成立后十年间,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对叙事文学作品的批评文章同此前相比明显增多。例如,20世纪50年代后期,作家出版社编辑部将发表于报刊杂志上的相关批评文章集结成册出版,包括“楚辞”、“乐府诗”、“元明清戏曲”、“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共六种,后四种都是关于古典小说、戏剧等叙事作品的批评文章。试图运用马克思恩格斯文艺理论和俄苏文论作为理论依据对中国古代叙事文学作品进行批评,是这一时期此类文章共同的也是最大的特点,从各篇论文中频频出现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以及俄苏文艺理论家如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普列汉诺夫、高尔基、季莫菲叶夫、康士坦丁诺夫、加里宁等人的文论引文即可看出。这些研究批评文章就作品的思想内容(人民性、阶级性)、人物形象和性格、环境、结构、细节、真实性、典型性和创作方法等问题展开论述,既有对作品思想性的挖掘,也有对作品艺术性的分析。大部分涉及作品思想内容(思想性)的文章,往往从人民性、阶级性入手,论及作品的反封建、反阶级压迫的主题,强调文学的社会政治作用;艺术性则以分析人物形象和性格为主,很多文章把古典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作阶级归属,分析人物性格形成的社会阶级原因,不少研究还涉及了小说结构、环境、细节、真实性和典型性等方面问题,创作传统上充分肯定现实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

运用俄苏文论对古典叙事文学进行研究,为其注入了新鲜的理论血液,丰富了中国文学的批评方法,使这一时期的古典叙事文学杰作得到较为深入系统的研究,弥补了古代文论长于分析抒情性文学作品,而对叙事文学作品的批评则缺乏系统性、逻辑性的不足。

马列文论及俄苏文论中的很多理论在当时的古典文学研究领域被首次运用并对后来的研究产生了长久影响,例如,恩格斯的“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和俄苏文论中关于典型问题的理论在20世纪50年代被普遍用于分析古典叙事文学作品中的艺术形象,这些理论至今已经融进我国文学理论体系,广泛用于解释文学作品中的文学典型。又如,由19世纪初叶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提出的文艺的人民性理论,在抗日战争时期介绍到我国,1944年《中苏文化》的文艺专号刊登了这一理论在苏联的论争情况,人民性理论遂成为我国文学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后,不少研究者能够较好地运用人民性理论对古典叙事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进行分析,使得古典文学思想性批评有了一个新视角。再如,用主要从俄苏文论中引进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分析我国古典文学作品,对中国文学研究者将古典作家作品进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归类具有启示意义,后来逐渐形成了我国古典诗歌发展的两条线索说,即现实主义始于《诗经》,经汉乐府,到唐代杜甫诗歌达到高峰;浪漫主义的源头是屈原开创的“楚辞”,到唐代李白诗歌达到鼎盛。虽然目前不少研究者认为由于我国文学批评中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创作方法、风格流派所指不明,故对此置疑,但是这种划分方法在古典文学批评领域仍被广为接受。再有,别林斯基的“历史的、审美的”批评观对当时的古典文学研究者评价古典作家、分析文学作品也产生了积极影响,由别林斯基首创的夹叙夹议的现实主义引文法也成为很多古典文学研究者在批评叙事性文学作品时所采用的批评方法之一。还有真实性问题,研究者对古典作品中塑造的一些历史上有争议的人物如曹操、宋江等,能从历史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两方面加以论证,认为文学作品中艺术的真实“比之事实的真实,是‘更有集中性,更典型”。

作为一种外来理论,俄苏文论本身与我国古典文学实际上有较大距离,加上我国研究者对这种理论的理解不够深刻,运用尚欠熟练,以及当时政治意识形态领域内极左思潮的干扰,因此,进入中国的俄苏文论在丰富了古典文学研究方法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对当时的古典文学研究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

同20世纪50年代我国现代、当代文学批评一样,这一时期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也存在着生搬硬套马列主义哲学理论、政治学理论的现象,一些古典文学研究者将哲学、政治学理论同文学理论混为一谈,甚至用哲学、政治学理论代替文学理论。比如,“唯心主义”、“形式主义”、“教条主义”、“资产阶级主观主义唯心论”、“腐朽的,没落的资产阶级观念形态”、“资产阶级的反动文艺思想”等非文学理论术语在不少论著中比比皆是,甚至引用大段的哲学理论、政治学理论(马、恩、列、斯以及中国的毛)来分析古典文学作品,使这些古典文学研究文章的学术价值大量流失。

俄苏文论本身重视从社会学的角度对文学作品进行批评,受此影响,20世纪50年代我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出现了用政治意识形态图解古典文学作品的现象,阶级分析成为批评古典文学作品的主要方法之一。一些批评者认为,“离开了具体的阶级分析来谈文学作品的思想感情,正是资产阶级文学批评的一种特质”[4],甚至连人类的思想情感也被贴上阶级性的标签:“在阶级社会里,人的爱、憎、喜、怒都具有阶级属性”[5](P400)“爱是有阶级性的,在阶级社会里,没有真正的人类爱,即使亲如母女、谊如兄弟”[6]……类似的表述在这一时期的古典文学批评论著中屡见不鲜,甚至美和艺术也是有阶级性的。[7](P49)有的学者牵强地将早在春秋时期的父(国君)子(未来的王位继承人)之争分析为“反映着当时的阶级斗争”[8](P424-425),夫妻的婚姻问题也变为“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9]。还有的批评者在分析古典小说《西游记》中艺术形象时,认为“猪八戒是劳动人民典型的化身”,他和孙悟空之间的冲突类似投降后的农民起义军被利用去和其他义军自相残杀[10](P318)……这种过分强调古典文学作品的阶级性,对其中人物形象的阶级出身对号入座的做法,无疑损害了原作的思想内涵,违背了生活的和历史的真实。

庸俗社会学在苏联文学批评中时有表现,与此相似的是,这一时期的我国古典文学批评中也出现了简单化和庸俗化倾向。20世纪50年代苏联的文艺政策是文艺必须服务于政治[11](P168),建国初期我国文学界照搬了苏联的文艺政策,对文学创作和批评提出了“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要求,这使得文学的社会政治功能得到凸显,文学从而沦为政治的附庸和奴婢。以此出发评价古典文学作品,必然会使蕴涵于作品中的艺术价值和审美内涵遭到忽视或贬抑,作品中所体现的人的内在精神也得不到应有的关注和彰显。所以,不少古典文学研究者侧重于对作品思想性进行拔高式的分析,用是否具有“战斗性”来衡量作品的成就和作者在文学史上的贡献。这样,大量表现个人丰富细腻内心情感的优秀抒情古典文学作品,例如王昌龄的闺怨诗和李清照的词,以及古典诗歌中的许多山水田园诗,如王维、孟浩然的诗作,虽然极具美学价值,但因其不具有“战斗性”而得不到客观的评价和应有的重视。

这一时期我国古典文学中的现实主义作品备受关注。这是过于强调文学社会功能的结果,与当时苏联文艺界领导人日丹诺夫将象征主义等艺术流派划入发动的学术流派[12](P183)以及苏联文艺界对现实主义的高度推崇有关。比如,20世纪50年代有人提出“我国几千年来的文学中的斗争虽然表现出是五花八门的,归根结底是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两个潮流”[13](P59)这样失于简单的二元对立的分法,并否定非现实主义文学,认为“反现实主义诗歌是不可能音节和美好听的”[14]。因此,这一时期我国古典文学研究对象以现实主义作品为主,非现实主义作品相对受到忽视,浪漫主义被二分为积极和消极两种,肯定前者否定后者。毋庸置疑这种研究批评方法否定了文学式样的多样性,无法满足不同层次文学接受者的审美需求,对接受者的审美趣味也是一个严重的损害。

建国初期十年古典文学批评相当一部分充满着浓厚的政论色彩,这与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及普列汉诺夫等都提倡文学的“政论式的批评”以及十月革命后的苏联论战式的文学批评应该说有一致的地方。但是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普列汉诺夫及苏联政论式文学批评能够与美学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而我国的不少文学论争却远离文学本身,超出了学术范畴,将学术问题政治化。比如批判胡适为“人民公敌”、“美帝国主义走狗”,认为胡适“对古代民歌起兴艺术手法的兴趣是反动的”[15]等等。一些被批判者迫于当时的政治形势也往往从思想政治的角度进行自我检讨。

如前所述,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俄苏文论对建国初期十年间我国古典文学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些影响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总结这一时期古典文学研究的经验得失时,对俄苏文论从中所起作用应客观、公正地加以评价。20世纪80年代以后包括古典文学在内的我国文学批评界往往强调俄苏文论对古典文学研究产生的消极影响,将50年代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不良传统的开端简单加以否定,这种做法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利于古典文学研究及中国文艺理论的自身建设。

注释:

[1]20世纪二三十年代,马克思、恩格斯文艺理论被翻译介绍到中国,因此,文中论述俄苏文论对中国文学研究的影响不可避免地涉及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理论。

[2]季莫菲叶夫所著的《文学原理》在苏联初版于1934年,再版于1948年,中译本于1953年由上海平明出版社出版,译者查良铮。从总体上看,季莫菲叶夫的《文学原理》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较为通俗地阐述文学的基本规律。其中涉及文学的特质,文学的社会意义,文学的人民性和党性,文学的发展过程等重要问题。因其思想体系大异于新中国成立前的一些《文学概论》,当时颇受中国文艺理论界欢迎。但是,由于《文学原理》著者本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理解得还欠深刻,运用得尚不熟练,所以《文学原理》本身在理论上存在一定的缺陷,加上它又不涉及中国文学的实际,因而,其局限性是明显的。从1957年到1958年再到1959年,中国政治运动接连不断,“左”的路线愈演愈烈。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季莫菲叶夫的《文学原理》在中国几乎不加分析地被完全否定。

[3]这里叙事文学主要指小说、戏剧。

[4][15]作家出版社编辑部编:《汉代的俗乐与民歌——兼斥胡适白话文学史对乐府诗的歪曲和污蔑》,《乐府诗研究论文集》,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

[5][8]杨公骥:《中国文学》(第一分册),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6][7]作家出版社编辑部编:《论“孔雀东南飞”的思想性及其他》,《乐府诗研究论文集》,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

[9]作家出版社编辑部编:《谈故事诗“孔雀东南飞”》,《乐府诗研究论文集》,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

[10]李希凡:《论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形象》,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年版。

[11][12]陈建华:《二十世纪中俄文学关系》,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特定条件下,反击国际反对派的反共浪潮是完全应该的,但当时中苏主要领导人都夸大了阶级斗争的严重性,并习惯拿起政治武器来解决文艺领域的问题。当时中苏关系尚未破裂,苏联的文艺政策仍在左右着中国文学的发展,对中国的“双百方针”,苏联方面通过外交途径表示“不理解”。

[13][14]作家出版社编辑部编:《批判胡适在评价汉乐府诗中的形式主义观点》,《乐府诗研究论文集》,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

参考文献:

[1]刘宁,程正民.俄苏文学批评史[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2]郑国铨,柯汉林,董学文.当代文艺学探索与思考[C].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7.

[3]陈建华.二十世纪中俄文学关系[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4]郭绍虞,王文生.中国历代文论选[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李海燕 山东省潍坊幼教特教师范学校 26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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