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燕　蒋道文

摘 要:鲁迅新诗不独体现着深邃丰富的意蕴,更重要的是鲁迅新诗是以对话的方式来组织诗歌的外在形式,来连缀诗歌内容和表现诗歌思想情感的,由此呈现着一种对话结构形式,使其诗歌结构形式更为细致、缜密。

关键词:鲁迅新诗 对话结构 文本表现 审美功能 美学效果

在中国新诗的初创期,鲁迅虽然“只因为那时诗坛寂寞,所以打打边鼓,凑些热闹”而创作了屈指可数的几首诗,为催促新诗的诞生发出呐喊,为推动新诗的创作施以一定的助力,“待到称为诗人的一出现,就洗手不作了”[1],但在当时却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事隔90年后的今天,我们从对中国新诗所走过的艰难曲折而漫长历程的回顾与考察中,再回头审视鲁迅的新诗作品,便惊奇地发现:鲁迅新诗不独体现着深邃丰富的意蕴,更重要的是酿造了一种新颖独特的不同于其他诗人诗作的文体结构。

一、对话结构的文本表现

阅读鲁迅新诗,只要稍微留心就能发现其诗歌文本的形式模块中分明存在着诗歌意象的对话特性,它或明或隐地显现于诗歌的总体结构中,而又多是以诗中人物鲜明的话语对答来加以呈现,这几乎成为几首新诗共有的规律性特征。诗歌的主体内容以话语对答的方式表述和串连起来,进行自然而精密的组合,然后与背景叙述和辅助性说明的诗歌语句相连结,从而形成有机的诗歌统一体,组成诗歌的完整篇章。

《梦》写“明日的梦”与其他梦的对话。很多梦趁着黄昏时节起哄,在冲撞挤兑过程中,去的大前梦和前梦、在的后梦都在说:“看我真好颜色”,看他们自以为是的情态,“明日的梦”干脆一针见血道出他们的黑暗本质,对答道:“颜色许好,暗里不知”,“暗里不知,身热头痛”。《桃花》写“我”与“桃花”的对话。鉴于雨过天晴、风和日丽的情景,“我”乘兴漫步花园,看见桃李盛开,情不自禁地说道:“好极了!桃花红,李花白。”并“没说桃花不及李花白”,便引起桃花生气的话语:“好小子!真了得!竟能气红了面孔。”事实上“我”是被桃花映红了面孔,也没有说谁好谁坏,但桃花却心胸狭隘,莫名其妙地生气,“我”赶紧回答:“我的话可并没得罪你,你怎的便涨红了面孔!”总也解说不清,最后只好感叹:“花有花道理,我不懂。”《爱之神》写爱神与中箭之人的对话。小娃子展翅空中,张弓搭箭,“一箭射着前胸”,被中之人发生爱情,反而感到茫然,因此立即谢问爱神:“小娃子先生,谢你胡乱栽培!/但得告诉我:我应该爱谁?”爱神只管射箭,不管爱的对象,于是着慌摇头回答中箭之人:“唉!/你是还有心胸的人,竟也说这宗话。/你应该爱谁,我怎么知道。/总之我的箭是放过了!/你要是爱谁,便没命的去爱他;你要是谁也不爱,也可以没命的去自己死掉。”《人与时》写人与时间的对话,“一人说,将来胜过现在。/一人说,现在远不及从前。/一人说,什么?/时道,你们都侮辱我的现在。/从前好的,自己回去。/将来好的,跟我前去。/这说什么的,我不和你说什么。”整首诗的对话结构非常明显。

鲁迅五四初期所写的几首新诗就是这样营造着诗歌的对话结构,除了《他们的花园》和《他》两首诗没有完全以对话形式结构全篇外,其它几首都是以对话形式构造全诗的外观。不管是诗歌的主体对话还是局部的话语或对话的显露,都说明鲁迅新诗总是或明或暗、或多或少地体现出对话结构的特色,使他的诗歌在对话结构的形式中给读者传输信息,并使之接收、品评和鉴赏。

二、对话结构的审美功能

(一)真实性。说到真实,我们常常说到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艺术真实来源于生活真实又高于生活真实,这当然是正确的。但对于真实的论说主要局限在文艺的思想内容上,其实艺术真实也体现在艺术形式上。思想内容的艺术真实要通过艺术形式的艺术真实得到体现,如果艺术形式和方法技巧处理不当,或任意夸大缩小或根本不妥帖,也很难恰切地反映应有的思想内容和传达本有的情思情感,反而给人虚假不实之感。鲁迅新诗在艺术形式的处理上可谓高度真实,以艺术的手段准确地抒写和传达了诗歌的思情意绪,具体说就是用对话结构的艺术形式承担着诗歌的任务和传送着文本信息。如“明日的梦”与各种各样的“梦”的对话,“我”与“桃花”的对话,爱神“小娃子”与中箭人的对话,时与人的对话。通过诗歌文本中的意象对话来组成诗歌的文本结构,读者总感到是真实的,就像眼前发生的生活事实,而且没有丝毫怀疑,信以为真。因为这种对话内容与对话形式让人分明感到就是生活的内容,是人人经常看到的,是人人都有所经验和感受的。既然对话及其结构形式本就来自生活的存在,作者只是巧妙地借用到诗歌的结构中再加以艺术的加工、锤炼和表现,那么这种对话结构的真实性就毫无疑问了。对此特别让人感到和佩服鲁迅对生活观察的敏锐和艺术借鉴的睿智,他不愧是善于借鉴、化用与创新的艺术大家。

(二)自然性。对那些不加雕琢、没有粉饰、不露斧凿痕迹的艺术精品,人们常用“巧夺天工”、“自然天成”、“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赞誉之词,加以出自内心喜悦的赞美,原因就在于这种审美对象与审美主体的审美心理切近和趋于一致。因为人们都喜欢天然的美、自然的美,而厌恶矫揉造作、浮华虚美的东西。这是人类共同的审美心理,凡是违背这种审美心理,都会遭到人们的不满与离弃。鲁迅是深知审美心理和审美趋向的,他在致汪静之的信中说:“情感自然流露,天真而清新,是天籁,不是硬做出来的。”[2]说的就是诗歌要以“自然流露”的方式进行表达,发出天籁般的声音,给人“天真而清新”的美感和快感。鲁迅自己的新诗也恰是以先觉者的姿态和不畏艰难险阻与封建势力奋争的凛然气势,大胆而勇敢地发出了蕴藏心中的自然之声。他用对话结构将自己对黑暗现象、污秽环境、腐朽观念的愤恨之情描绘得活灵活现,将自己对光明的追求、未来的期望、坚强的意志表达得栩栩如生。这种对话结构确实能自然而然地传情达意,毫无矫情别扭之感。它能让读者主动地自觉地走进诗歌之中,不知不觉地被诗歌的情思熏陶和感染,最终发生诗歌的效力。

(三)平实性。平实不仅体现在内容上,也体现在形式上。诗歌不仅要表现出平实的思想感情,还要表现出平实的形式体貌,力求使诗歌情思内容的平实与诗体风貌的平实有机统一起来,取得内外表里的一致性,这样才能使诗歌内含的各种元素达到和谐融洽共处的状态。平实的诗歌体貌有种平易近人的特性,最容易让人靠近和接触。鲁迅的诗体风貌是明显趋向于平实的。他用对话结构的表述来传情达意,使其诗歌文本与读者的间隔大大缩小以至于消失,甚至两者相融,极大地唤起读者阅读与欣赏的热情。看他的《梦》、《桃花》、《爱之神》、《人与时》,其诗歌体貌都是由对话结构组织和体现的,在欣赏过程中总感到它的平易与朴实,没有疏离感。这也是从生活的本然性而来。毫无疑问,观察生活谙熟透彻的鲁迅是深受启发的。同时,鲁迅的新诗创作绝不是个人的孤芳自赏,也绝不是供给所谓高雅之人的鉴赏品,而是将自己的新诗作为文化启蒙的斗争武器和新思想新感情的传播媒介,平实的诗体风貌有利于扩大五四时代精神的范围和影响。可见鲁迅是有意识地将自己的诗歌创作面向更广大的群众,以便更有力的唤起民众的觉醒,更好地发挥诗歌的战斗力和感染力。鲁迅新诗平实的文体风貌与他小说、随感、杂文的文体风貌极为一致,也由此可见他所关注的始终是如何才能通过平实的文体风貌使作品更好地与普通民众心灵相通,产生应有的审美效力。

三、对话结构的美学效果

任何文艺作品都不应拉开与读者的距离,而诗歌由于总体上的简短、凝练、精美,相对于其它文艺作品更能与读者亲近和相通,最不费读者多少赏读的时间,最容易在潜移默化中起到陶冶性灵、优化性情、教化人心、鼓舞斗志的作用。赏读鲁迅新诗让人总感到诗人是在对话结构中将充满诗意的话语与诗句娓娓道来,这样大大缩小甚而消除了读者与诗歌文本之间的距离感,仿佛欣赏者就站在诗歌意象的旁边或面前,以至加入其中聆听他们的对话,观察他们的言行,感受他们的气韵。鲁迅新诗当时一问世就引起不少青年学生和读者的惊叹、赏识与青睐,致使一些读者写信向鲁迅求教或将自己的诗寄去以征求意见。无怪乎连新诗的首创者胡适也不得不承认鲁迅新诗的新颖与别致,他说当时新诗多像“一个缠过脚后放大了的妇人”,而“会稽郡周氏兄弟却是例外。”[3]后来朱自清高度评价道:“多数作家急切里无法甩掉旧诗词的调子,……只有鲁迅氏兄弟全然摆脱了旧镣铐”[4]。郭沫若认为鲁迅新诗达到极致甚至至境:“偶有所作,每臻绝唱”[5],这虽有点过誉,但鲁迅新诗是现代诗歌的上品却是无疑的。甚至有人说鲁迅新诗至今还没人超过,认真考察中国现代诗歌状况,也确有道理。鲁迅新诗给人留下的审视和思索的空间太广阔了,加上意境的宏阔与深邃,以至于需要很长的时间方能把握其中的真意与深意,具有永久的耐读力,真是“自觉之声发,每响必中于人心,清晰昭明,不同凡响。”[6]这除了鲁迅新诗深蕴的内涵和阔大的境界,还取决于鲁迅新诗别开生面的富有新意的结构形式的魅力。

注释:

[1]鲁迅:《集外集·序言》,《鲁迅全集》(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2]鲁迅1921年6月13日《致汪静之》。

[3]胡适:《胡适文集》(第9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4]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

[5]郭沫若:《〈鲁迅诗稿〉序》,《郭沫若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6]鲁迅:《坟·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杨匡汉,刘福春编.中国现代诗论[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5.

[3]蒋登科.新诗审美人格论[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

[4]李怡.鲁迅与中国现代新诗[J].中外诗歌研究.2002,(2).

(黄燕,蒋道文 康定 四川民族学院教育系 626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