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九·一八”事件后,东三省逐渐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伪政府在文化上施行专制,控制作家的言论自由。沦陷区作家出现了分化。但仍有许多作家坚持以“笔”为武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萧军就是代表,他的《八月的乡村》就是“奴隶”发出的第一声。

关键词:萧军 《八月的乡村》 沦陷区 言说环境

“九·一八”事件以后,东三省逐渐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土地上任意妄为,经济上大肆掠夺,欺压百姓,文化上则施行专制,剥夺作家的言说自由,大力叫嚣满洲文化[1]。面对国家危亡,日本帝国主义妄图从文化上消灭整个中华民族的时候,沦陷区作家表现出不同的态度。虽然处在极其不自由的言说环境当中,很大一部分作家仍坚持民族立场,不向伪满洲政府妥协,更有一部分作家创作抗战作品,积极宣传抗战,鼓舞人民斗志。萧军就是代表,他的《八月的乡村》发出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第一声。

一、沦陷区的言说环境

日本帝国主义在东三省建立伪政府,在文化上施行专制。日伪政府“文化政策”的核心即是要严禁一切“激发民族意识对立”“对时局具有逆反倾向”[2]的作品。大规模的禁书(仅东北一个地区1931——1936年查禁的书刊即达到800万册[3])以及对爱国作家的监禁以至屠杀是沦陷区作家必须面临的血淋淋的现实。作家在沦陷区不能任意妄言,作家的创作不能破坏日本创立的秩序。“沦陷区作家所面临的是双重压力:既不准说自己想说而又应该说的话,又要强制说(不准不说)自己不想说,也是不应该说的话,于‘言与‘不言两方面都处于不自由的状态。”[4]

所以,沦陷区作家所承受的心理压力和面临的生命危险非亲历者是无法体会的,不能以“十分表现爱国抗日的民族注意情绪”作为衡量沦陷区文学的唯一价值尺度。沦陷区作家队伍中的确有一小部分作家无视人民的疾苦,为日伪统治的“民族协和”“王道乐土”[5]高唱赞歌,这一点是不能否认的,但大多数作家仍然坚持民族气节,更有一部分作家用笔作为武器,与日本帝国主义抗争。萧军就是代表。

二、萧军与《八月的乡村》

萧军是东北作家群之一。他经历了“九·一八”事件,亲眼看到了国土沦丧,在异族统治下的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感受到了亡国奴的悲哀。他以东北人民反抗日寇入侵、揭露国民党投降政策、歌颂人民抗日救亡为题材,创作出一批反映对敌伪的仇恨、对家人的怀念、对故土的眷恋的作品。其中属列为“奴隶丛书”之一的《八月的乡村》影响最大。1936年2月25日,乔木在《时事新报》的每周文学上发表评论:“《八月的乡村》的伟大成功,我想是在给了中国文坛一个全新的场面,新的人物,新的背景。中国文坛也有过满洲的作品,也有过写战争的作品,却不曾有一部作品是把满洲和战争一道写的。中国文坛上也有许多作品写过革命的战争,却不曾有一部从正面写,像这本书的样子。”[6]

小说在描写沦陷区人民的生活的时候,重点描写了几个场面。首先,萧明的队伍在赶到王家堡子的途中遇到一场大雨,同志们都被淋得水人一样,看到一户人家。在萧明要求进屋歇歇的时候,作者仔细刻画了老人的心理活动。老人的恐慌是无法言表的,他“担心着这个孩子,和小瓦罐里的半罐米”[7],因为老人判断来人是日本兵。可见,平时日本兵入屋抢劫的事是时有发生的。接下来老人的话表达了对日本兵的仇恨,“这孩子……长大我一定也让他去……替他爸爸妈妈报仇,把日本兵全杀死!我现在老了,若不……反正穷人就是一个死!日本人逮住老百姓,只要你年轻一点……就非给弄死不可。日本兵也常从这里过哪!他们常常吓唬我,用刺刀在我底头上擦着玩——”[7]日本兵对待沦陷区的老百姓就如蚂蚁,只要他们的“刺刀”轻轻一挥就可以结束一个老百姓的生命。

如果说老人的叙述让读者不能够真切感受到日本兵在中国土地上的凶残,那么作者对于日本兵——松原太郎强奸李七嫂的过程的描述会让读者对日本兵的行为深恶痛绝。松原太郎是一个新入伍的日本兵,他怀着一种懵懂的意识去寻找女人。在寻找的整个过程中,松原太郎的思想十分复杂。作者对松原太郎的思想斗争刻画得细致入微。一方面,路上那两具女人的尸体和爱人芳子的话——“你打仗,不要弄支那女人哪!这就够悲惨了”[7]——常常出现在他的脑海中,让他在“弄不弄支那女人”这个问题上犹豫不决。另一方面,同伴们告诉他:“在满洲地方,在打仗的时候,长官还管这些吗?长官也一样弄的。”[7]当他看到健康、丰满的李七嫂时,“帝国军人全是这样做……长官也是一样”[7]的思想占了上风,他将李七嫂的孩子“抛在沟下的石头上,脑汁沁流在小溪旁边”,[7]玷污了李七嫂。然而松原太郎并没有从这件事中得到满足,并没有将弄到支那女人视为光荣的胜利,在回营的路上,“松原忘掉了吹口哨,步子无节奏了,颓然地向回走”,[7]他“想到他底祖国、天皇、爱人芳子,以至于被他把孩子摔在石头上,而强奸了的那个女人和那个割掉了乳头的女尸……”,“他底眼泪开始在眼睛里起着回旋。”[7]作者并没有直接描写李七嫂,只是写李七嫂把孩子“加紧的抱在自己的怀里,她忘记了惊慌,心脏和静止了一样沉静。”“眼睛变成金刚石一样坚定。”[7]就这短短几句描述和一个眼神就写出了李七嫂所有的仇恨。相反,作者把大量笔墨用在刻画鱼肉人民的松原太郎身上,通过松原的所见、所想以及所为来反映日本帝国主义强盗的兽行,简直灭绝人性。“回国的时候,我该向芳子说:日本帝国军人在满洲尽干些什么事情来!”[7]松原太郎,一个刚入伍的青年,一个一心想“作乃木大将军”效忠天皇的青年,一个良心还没有完全泯灭的青年,开始怀疑自己所受到的“大日本帝国军人,要终身效忠我们底天皇”[7]的教育和“忠君爱国”的信条。作者选取松原太郎——一个胜利者的视觉来描写强奸过程,是作者的独特之处。但作者为什么要这样选择呢?我想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这是一个假想性的描写,作者萧军作为男性根本就无法描写出一个女人在遭到侮辱时的真实心情。另一方面,作者看到的不仅仅是日本帝国军人惨绝人寰的兽行,更重要的是看到了日本帝国教育思想是造成这场灾难的根本原因,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都是其受害者,这是最主要的、更深层的原因。

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让读者看到了沦陷区人民的苦难生活,也让读者看到了活跃在沦陷区环境中义勇军的身影,鼓舞人们为了生存,为了自由,为了尊严而浴血奋战。我们可以看到,沦陷区作家在面对民族危亡,国难家难的时候,不顾生命危险创作出反抗侵略者的作品,表现出作家们强烈的民族责任感。

注释:

[1][5][日]冈田英树:《东北沦陷时期的日中文化交流》,选自《东北沦陷区时期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沈阳:沈阳出版社,1992年版。

[2][日]冈田英树:《〈伪满洲国文艺政策的展开〉附录〈资料〉之十四》,选自《东北沦陷区时期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沈阳:沈阳出版社,1992年版。

[3]黄万华:《沦陷区文学鸟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3年,第2期。

[4]钱理群:《“言”与“不言”之间——〈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总序》,《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通俗小说卷》,桂林:广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6]郑广豫:《萧军与〈八月的乡村〉》,河北科技图苑,1995年,第4期。

[7]萧军:《八月的乡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傅红梅 永川 重庆科创职业学院工商管理学院中文教研室 4021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