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张爱玲的《怨女》与《金锁记》有很多的相同点,但在形象塑造、角色配置、人物间相互关系、叙事结构和整体风格方面又都明显不同。本文力图在透视人性弱点,思索女性命运的同时阐释张爱玲的文艺观。

关键词:张爱玲 《金锁记》 《怨女》 七巧 银娣

1943年张爱玲的短篇小说《金锁记》获得巨大成功,一时间被认为是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称之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1957年张爱玲又写了与之相似的长篇小说《怨女》,被认为是《金锁记》的“展开本”。

众所周知,张爱玲在小说里总是很少运用第一人称,避免谈到自己,而在散文里她却总是谈到自己,可以说她的小说和散文存在着某种对照关系。为了反驳傅雷先生对自己的偏颇评价,张爱玲写了《自己的文章》,小心、但又认真、细致地为自己辩护,同时也阐明了自己的审美观点与创作见解。在这篇文章中,她宣称自己喜欢回味无穷的“苍凉”,喜欢像“葱绿配桃红”的“参差的对照”。“不喜欢采取善与恶,灵与肉的斩钉截铁的冲突”,不那么强调主题,而是“让故事自身给它所能给的,而让读者取得他所能取得的”。也不把虚伪与真实写成强烈的对照,“却是用参差的对照的手法写出现代人的虚伪之中有真实,浮华之中有素朴”。她喜欢素朴,她要写的是人生“安稳的一面、和谐的一面”,“人生安稳的一面有永恒的意味”。她“从描写现代人的机智与装饰中去衬出人生的素朴的底子”,文章虽或过于华靡,心所向往的还是海水一般“饱蓄着洪涛大浪的气象”。虽然“只是写男女间的小事情”,却是意在写出人性的素朴与放恣,并有意于“描写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下来的记忆”,“以此给予周围的现实一个启示”。

如果把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里提到的关键词强调出来,恰好可以构成两两对照的两个系列:

飞扬 安稳

斗争 和谐

超人,生在一个时代 凡人,存在于一切时代

力是快乐的 美是悲哀的

壮烈,似乎缺少人性 苍凉

悲剧,强烈的对照 苍凉,参差的对照,更真实

刺激性 启发性

极端,彻底 不彻底

英雄 普通人

悲壮是一种完成 苍凉是一种启示

对比两部作品可以看出,《金锁记》固然是张爱玲的代表作,却更接近于前者,《怨女》则更接近于后者,在很多方面也更接近于张爱玲的文学理想,更加体现了张爱玲的艺术观和艺术个性。《金锁记》的悲剧性、大起大落的情节,人性的扭曲、压抑、变态,七巧所体现的力量与紧张,正是傅雷所赞扬的地方。但是张爱玲却说:“极端病态与极端觉悟的人究竟不多。时代是这么沉重,不容那么容易就大彻大悟。这些年来,人类到底也这么生活了下来。可见疯狂是疯狂,还是有分寸的。所以我的小说里,除了《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全是些不彻底的人物。他们不是英雄,他们可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因为他们虽然不彻底,但究竟是认真的。他们没有悲壮,只有苍凉。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

七巧就是一个“彻底”的人,彻底的病态、彻底的疯狂。而银娣则是张爱玲所说的一个“凡人”,是个容易接受现实、顺应环境的人,她更符合芸芸众生的态度,代表一般人的取向,代表一种普遍的、常规的人生境遇。小说开头以三节的篇幅铺张了银娣与药店伙计小刘的爱情,以及对外婆的亲情,更多的表现了银娣“善”的一面,她的人生中美好的一面,她的“凡人”的一面。如果说七巧是因为外界的力量被迫嫁入豪门,嫁给残废丈夫,然后走进自己的心狱,在情欲的折磨中给自己带上了黄金的枷锁,并用这黄金的枷锁辟杀了几个人,那么银娣则是自己把自己推向了悲剧,她的道路更大程度上是自己选择的。如果说七巧是被巨大的情欲的力量所毁灭的,那么银娣则是被琐碎的生活的细流所侵蚀的。七巧是被无法控制的力量所牵制,一步步走向病态和疯狂的,而银娣虽不是极端病态的,也不是极端醒悟的,但她究竟是认真的,她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认真的,她是认真地活着的。七巧的一生是个悲剧,银娣的一生也是个悲剧,但是七巧是悲壮的,而银娣是苍凉的,在苍凉中给人以启示。从七巧到银娣,从三万字的《金锁记》到十几万字的《怨女》,张爱玲把那个彻底疯狂、彻底变态的女子的一生的悲壮故事,演变成了另一个比较理智和世俗的女人无奈挣扎的、过着安稳日子的、苍凉的一生的故事。

下面我们从七巧到银娣的变化之处来看张爱玲是如何写“普通人”的“安稳”生活的,以及这些变化是如何体现张爱玲的美学观念的。

一、对嫁入豪门的态度

《金锁记》中七巧一生的悲剧源于错配的婚姻。这种婚姻是七巧不能选择、不能改变的。在文章的开场七巧就已经有一子一女。从后文的信息中可以得出,七巧是因为哥嫂贪图钱财嫁入豪门的,做了奶奶而不是姨太太已经是不错了。有七巧和哥哥大年的争吵:

“ ……凭良心说,我就用你两个钱,也是该的。当初我若贪图财礼,问姜家多要几百两银子,把你卖给他们做姨太太,也就卖了。”七巧道:“奶奶不胜似姨奶奶吗?长线放远鹞,指望大着呢!”

在自己的婚嫁命运中七巧是没有主动权的,无论做太太还是姨太太,七巧完全是被动的,是没有选择也是不能选择的,这是悲剧产生的前提和基础。

与七巧相比,《怨女》中的银娣有多种选择的可能,也有选择的自由。银娣很泼辣,哥嫂也要惧她几分,她拒绝给姚家做小,可以大哭大骂大叫,在媒婆为姚家做媒时,嫂子说“不过我妹妹要先问她一声,她也有这么大了--哥哥嫂嫂到底跟父母不同,这是一辈子的事,还是问她自己。”同时,她有一个可以说是两情相悦的意中人——药店伙计小刘,并且托了外婆来做媒。就在做媒的同一天晚上,吴婶再次登门——姚家要聘她做正太太。这样小说就把银娣放在了三种可能里,面对这三种选择,银娣是有不同的心理反应的。她含蓄地默许了小刘的提亲,却“在喜悦中若有所失”:嫁给小刘的命运是住在乡下的茅屋里、种菜、伺候一个老妇人、看季节的变化,看时间把自己变成老妇人,她就会“像外公外婆那样成为哥嫂的穷亲戚”,“人家一定说她嫁的不好,她长得再丑些也不过如此。”她觉得嫁给小刘有点可惜,就像所有的漂亮女孩子一样,在终身大事决定以后都会感到悲哀和失落,因为命运已经注定,所以银娣有点不甘心,就把外婆先打发走了。而对去姚家做太太,尽管一想到未来的丈夫是个瞎子她就“身子僵冷”,但还是为这出乎意料的平步青云的机会而喜悦、得意,很快就答应了,甚至连外婆来提亲的事都没有告诉哥嫂。

二、对叔嫂婚外情的态度

小叔子是她们枯燥生活中的重要角色,对七巧而言这是悲剧制造者之一。对这种不正常的感情关系的处理,七巧和银娣也是截然不同的。比较说来,七巧冲动、盲目、激烈、狂热,她爱季泽,处处采取主动,却得不到他,在情欲的煎熬下“她迸得全身的筋骨和牙根都酸楚了”。及至她有可能得到他时,却因为发现对方是想借此骗钱而迅速由陶醉转为暴怒,将季泽赶了出去,痛极难言,失魂落魄。这一切既流露出她为情所使、不计利害的单纯冲动的性格,同时也隐藏着她对爱情的幻想与追求。她是一个性情中人,也是一个有幻想的人,一直认为和季泽的爱情是美好、纯洁的,这种幻想破灭后,她是那么的愤怒、伤心、绝望!

银娣就不同了,她和三爷互有感情,一开始她也敢冒冒险。但是,浴佛寺里一次不成功的偷情令她又悔又怕:“大钳子似的夹紧了她,苦痛到极点。”她知道“向来姨奶奶们不规矩,是打入冷宫,送到北边去,叫看房子的老佣人顺便监视着。”她觉得自己那么傻(在后面第十节又一次出现“她也是傻,不该认真起来”),她不敢想象自己将要面临什么样的结局,感觉月亮就像“末日的太阳”等着她,她想以上吊结束这一切,被救下来之后就再也没有过半点越轨之举。

和七巧相比,银娣是清醒的、理性的,她看重现实的安稳生活、自己手中的地位和金钱以及随心所欲地使用自己金钱的权利。七巧险些被季泽的虚情假意所欺骗,这说明她还是希望或者渴望爱情的,心中还是有爱情的存在的。而银娣,且不说三爷来此的目的是躲债、借钱,还是追怀旧情,银娣连调情的机会都不给三爷了,她宁可不要任何男人。我们怀疑她的心中是否还有男女之欲,更别说爱情了,她要保住自己的金钱和地位,为此可以牺牲情欲,这是她和七巧的不同之处。

三、家长权利的运用

在丈夫、婆婆相继去世之后,她们掌握了金钱和权威,也掌握了子女的命运。二者对自己的这种权威的运用也是有巨大差异的,尤其是在对女儿、媳妇、姨奶奶等身边女性命运的掌握和关系的处理方面。在这一点上,与《金锁记》相比,《怨女》更能体现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里所阐释的美学观念。

长安称得上是《金锁记》的主角之一,有关她的段落几乎处处精彩,充满青春气息和忧伤之美,像一支“LONG LONG AGO”的忧伤的歌。同时,长安作为七巧的亲生女儿而遭受种种精神折磨与羞辱,终至于和恋人分手走进那弥漫着鸦片烟雾的“没有光的所在”。长安是七巧变态心理和报复欲的最严重的受害者,也是最明确的例证。如果说婆媳矛盾历史悠久、潜藏的“俄狄浦斯情节”使七巧对待芝寿和娟姑娘的精神凌虐尚有情可原的话,那么对亲生女儿的自觉不自觉的嫉妒和报复则只能说明其情欲之强烈、受伤之剧烈、怨恨之深重、内心畸变之严重,这是长安的悲剧,更是七巧的人生悲剧。她以“疯子的审慎和机智”亲手毁了女儿的爱情和幸福。至此七巧的变态和疯狂都达到了“彻底”的地步。“七巧和女儿长安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冲突,最能显出《金锁记》的悲剧的力量”。

但在《怨女》中女儿不见了,只保留了儿子——玉熹,小说的悲剧性从而被减弱。因此,与七巧相比,银娣在读者的眼中也不至于那么变态和疯狂,没有那么强烈的情欲之苦,没有那么残酷的情欲的压抑,没有那么剧烈的情欲的挣扎。七巧作为母亲,又不是母亲,她是一个毁掉别的女人的爱情和幸福的恶魔,对于长安来说,七巧是一个“恶母”形象,恶得无孔不入。而银娣只是一个守寡多年的母亲,玉熹是她多年守寡岁月中的伴儿,她“相信她的儿子一定与众不同”,怕他在外面跟着堂兄弟学坏了,宁愿他呆在家里不出去。也许银娣对她儿子投入的感情太多,寄予的希望太多,给予的溺爱太多。正是这太多的溺爱是玉熹难以承受的。

再看两个儿媳:芝寿和冯氏。《金锁记》中的芝寿是个面目模糊的受害儿媳,除了她的心理控诉之外,没有更多的描写。作者重点将笔墨用于七巧对媳妇的精神折磨,比如让儿子整夜整夜的给自己烧大烟,不让儿子与媳妇同房;打探儿子与媳妇的房事,然后在亲戚中大肆宣扬等等。《怨女》中的冯氏却详细交待了外貌、定亲、娶亲等日常生活内容,对其外貌毫不客气地加以“丑化”,这在张爱玲作品中是很少见的。她不但相貌奇丑还喉咙粗哑得像个男人,以至银娣母子俩人都自认晦气,算是“上了无为冯家的当”。描写冯氏的丑和银娣的受骗,意在将银娣虐待儿媳之举正常化、一般化,冲淡、化解甚至消弥其中的情欲动因。这种努力不止一处,比如芝寿之死并无明确病因,冯氏却确确实实有了“痨病”;银娣固然骂儿媳,但她做姑娘时就爱骂人;还有,“三十年媳妇三十年婆,反正每个女子都轮得到。”“虐待媳妇是常事”。这样张爱玲把银娣对媳妇的虐待加以正常化,七巧的变态到了银娣这里就变成了常态的东西。

总而言之,通过以上对七巧和银娣的分析,我们对于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中对自己创作的阐释会有一个更真切的体会,对七巧和银娣的形象也会有一个更加深刻的体会。

就七巧的决绝、彻底的气质和抗争力量而言,她近于悲剧英雄性格,是一个悲剧性的抗争者,一个现存秩序的破坏者,一个强有力的、勇于与命运对抗并竭力控制自身与他人命运的英雄,她宁可头破血流却从不计后果。她没有对庸常人生幸福的追求,却有对爱情的幻想。“当初为什么要嫁到姜家来?为了命中注定她要和季泽相爱”——一个在虚情假意基础上产生的如此幻美的解释,唯其纯洁、美丽,爱情才展示出它最美最动人的部分,将人生的意义和乐趣都押在了这里。而她则注定是一个得不到爱情的女子。当她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她就要用全身的力量来挣扎、反抗,折磨别人就是她反抗的方式。她是一个有强烈欲望的疯狂的女人,自己得不到的别人也休想得到,她要毁灭别人的爱情和幸福。她在黑暗中挣扎,以牺牲、摧残别人的幸福为自己的青春殉葬,终于走上疯狂的、变态的道路,在毁灭别人中也毁灭了自己!

银娣则是个普通人,驱使七巧的强烈情欲在银娣这里已经淡化,蜕变为一个正常人的再普通不过的欲望。没有剧烈的心理冲突,没有难以言表的怨恨交加,没有“迸的牙根都酸楚了”的极力克制,因而也就没有激烈的虐人和自虐,没有失魂落魄和疯狂。银娣清醒、冷静、理智、节制、谨慎、守礼、 有目标、有心计,把得住自己,她追求的是安稳、风光、出人头地、有子有孙、安享晚年,情欲在她这里没有多少分量。她的行为准则、思想方式、心理动因没有超出正常人的界限,她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个。固然,她丧失了人生中的一部分重要生趣,但由贫困低贱的市井细民而跻身豪门,大福大贵,而后作威作福,尽享天年,一个贫寒人家的普通女子还能指望什么呢?在面对金钱地位和情欲的二难选择时,有多少人可以潇洒地放弃前者呢?银娣的选择是无可厚非的,在街坊邻居眼中,她是交上了好运,很多人对她艳羡不已。她的选择是带有普遍性的,她身上体现的是人类的共性,也是人性的弱点。在她的生活中她所能抓住的只有物质和金钱,谁能说她就不应该这样做呢?从这里也可以折射出女性的生存困境和面临的生存选择。

七巧那里存在的“黄金——情欲”的既紧张对立又相互依存的关系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但求安稳的庸常的生活愿望。银娣得到了,只是于满足中稍有怨意。所以,七巧对这个世界是“恨”,而银娣是“怨”,但也止于“怨而不怒”,回归传统的“平静”。七巧是安娜、包法利夫人、蘩漪似的人物,在一部长长的女性形象画廊里,她将永远为她的不幸、为她被迫嫁到豪门、为她无情无爱无温度的婚姻、镜花水月的爱情而痛苦着、暴戾着、报复着。银娣则带着满足的微笑安然地坐在那里,如任何一个要强好胜并善于逆来顺受自我宽解的中国女人一样,即使在如此残缺破碎的生命里也能设法获得一些小小的满足。张爱玲在《谈女人》里引用奥涅尔剧中的地母娘娘来谈他对女性的理解:“超人是男性的,神却带有女性的成分。超人与神不同。超人是进取的,是一种生存的目标。神是广大的同情、慈悲、了解、安息。”如果以此为标准,张爱玲的作品中的女性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七巧、薇龙、许小寒,她们在强烈的情欲撞击中顺流而下,无法自控,在与命运的对抗中都成为失败者。第二类是银娣、流苏、霓喜、敦凤等,她们务实、平凡、理性,对情感不抱幻想,努力去抓住对自己生存有利的种种条件,无论抓住的是男人、金钱,还是其他能带来安稳的东西,为了谋生而结婚,她们最后都能都能获得某种女性意义上的“成功”:一个平凡、稳定、甚至有某种“幸福”的生活。在张爱玲看来,这种女性物质化生存不但无可厚非,并且实际上更是“妇人性——人性”的体现。银娣就是“妇人性”的化身,幸福、安稳的人生就是她的全部目标。张爱玲把光聚到银娣一人身上,启示出女性生存的种种智慧、心机、无奈、压力,她把最庸常琐碎的生活作为素材,写出了在一般人看来没有诗意、没有灵魂、没有神性的生活中的“诗意”、“灵魂”和“神性”。

参考文献:

[1]张爱玲.金锁记[M],传奇[M].上海杂志出版社,1944.

[2]张爱玲.怨女[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87.

[3]张爱玲.自己的文章[M],流言[M].上海书店,1987.

[4]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A],张爱玲文集[C].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5]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

[6]林幸谦.女性主体的祭奠[M].广西师大出版社,2003.

(葛艳奇 聊城大学东昌学院中文系 25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