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五四”时期的现代小说中出现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弱者形象,这些形象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作家们的自我形象,从中我们可以窥见“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认知及其心理历程:从以西方现代科学文化知识自傲于传统文人,到经历现实的挫折,在现代社会找不到合适的位置而变得软弱、感伤、哀怨、自卑。这种自我认知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内涵的。

关键词:“五四”小说 知识分子 自我认知 心理历程

纵观1917—1926年间的现代小说,从文学研会作家到创造社作家的作品中,大都弥漫着一种弱者心态,他们塑造了形形色色的弱者形象。尤其是创造社作家和受创造社影响的青年作家,其弱者心态更明显。他们写于20年代前期的许多作品,包括大量“自叙传”小说甚至一些专写性心理的小说等,人物大都是感伤悲哀的弱者,精神的压抑和灰暗是其共同特征。[1]

从大的方面来说,弱者形象大致可分为农民(包括城市贫民)的形象系列和知识分子形象系列两类。其中知识分子的弱者形象尤其值得关注,这一类弱者形象身上或多或少体现出作家自叙或自审的眼光,如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形象,鲁迅的“孤独者”形象,以及大量带自叙传色彩的小说中的主人公。这一类形象往往某种程度上是作家自我形象的表现,相对于农民或城市贫民,他们有知识,对社会现实和自身遭遇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但他们大多是失败者,即使对现实作绝望的反抗也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他们对现实充满了无力感,经常在幻想中寻求愿望的实现。正因为这类形象某种程度上是作家的自我形象,所以从中可以窥见“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认知及其心理历程。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五四”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本是接受过西方先进文化与知识熏陶的一群,但我们在小说中这些人物身上却并没有看到西方文化中那种积极进取、崇尚奋斗、开拓创业的一面,反而更多的是感伤、忧郁、灰暗的心理特征。在面对现实环境的压迫时,他们所掌握的西方知识文化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强大的内心力量,反而是其软弱的根源。原因在哪里呢?

鲁迅小说《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就曾带着愧疚说过:“你还以为教的是ABCD么?我先是两个学生,一个读《诗经》,一个读《孟子》。新近又添了一个,女的,读《女儿经》。连算学也不教,不是我不教,他们不要教。”吕纬甫是失败者,但从他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原先的吕纬甫是以自己的西方现代文化知识傲视中国传统文化的,“ABCD”和“算学”在面对《诗经》、《孟子》、《女儿经》时的那种优越感,正是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共有的心态。所以在这些作家的小说中,主人公读的不再是四书五经,他们有的学医,有的学艺术,有的学法律、经济,有的学工科,甚至连平时读的小说、诗歌也都换成了西洋作家的作品。《银灰色的死》中主人公死的时候衣袋中有“Ernest Dowsons Poems and Prose”的小册子;《沉沦》中主人公手里捧的是“六寸长的Wordsworth的诗集”,当心中忽生“万千哀感”的时候想到的是“Sentimental,too sentimental”;郭沫若《残春》中主人公爱读的是“Shelley”的诗集;叶灵凤《女娲氏之遗孽》中常伴作者的是“Oxford版的Shakespeare悲剧全集”,“皮装金边的Milton诗歌,心爱的Byron,Shelley,Keats,Wilde,Beardsley,Baudelaire”的诗集。风气所至,许多年轻作家作品中动辄使用英文,显示自己的留学生身份或西方文化背景,反倒不考虑与塑造人物有没有必然的关系,例如陶晶孙的《两姑娘》,不管多平常的事物主人公都忍不住要特意说出它的英文名称,随意引用几句,如“第四回他同她作伴去吃法朗西大菜,吸Soda water,进Restaurant”,“他们俩要进Restaurant去,亲密地讲话”,“我什么Alkohl没有喝”,“红色的Cushion”,“两人拿起了Cup”,“他想到昨天晚上的Veronal了”等等。能使用外文,读外国书,哪怕是说几个英文单词,模仿西方人的生活方式,都成为一些作家自傲的资本,就连一些学艺术的,对着裸体模特画西洋油画,即使最后画不出什么杰出的作品,也是自视高于一般人的。倪贻德的《下弦月》中主人公做的白日梦不是“青年书生与美丽小姐”,而改成了时髦的“画家与模特儿”。滕固的《壁画》中主人公崔太始是一个性情孤僻、思维混乱、耽于幻想、一事无成的留学生,不满于自己的旧式婚姻,整天幻想着与日本女学生、业师的大女儿和供作画的模特相爱,幻想落空后又放浪形骸,在亲戚的宴会上豪饮以至呕血,归寓后手蘸鲜血,在壁上涂了一幅粗乱的画,以一个女子站在一个僵卧者的腹上跳舞,发泄失恋的悲哀。这样一个人,就因为学的是西洋艺术,在作者的笔下就先把他看成了一个天才,“他虽是学了五年的画,却从来没有完工过一幅。以前他住的房间里装着一叠画架,至多成就一半又涂了去,或是仅仅钩了些轮廓罢了。但从这些半途而止、东鳞西爪的画里,他的结构、他的笔致,实在可以看出他有绝大的艺术的天才。”其实只不过是艺术为表,颓废为里罢了。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自傲的背面往往是自卑,精英的背面就是凡夫俗子。这些现代知识分子,继承了传统知识分子“士”的精神,但面对现实却总是壮志难酬,甚至碰得头破血流,在历史的大变革时期,知识分子就像处在失重状态下,找不到自己的落脚点,对历史的发展无从着力,只好在作品中发泄。知识分子的优越感其实是自我赋予的,现代知识分子既以掌握的西方的知识文化自傲,但许多时候又哀叹这些知识文化并没有给他们带来金钱、身份、地位、尊重,并没有实现他们的社会理想,自怜自艾成了许多人共同的心态,就如《沉沦》中的主人公所说:“我何苦要到日本来,我何苦要求学问。……到日本来倒也罢了,我何苦又要进这该死的高等学校。他们留了五个月学回去的人,岂不在那里享荣华富贵么?这五六年的岁月,教我怎么能捱过去。受尽了千辛万苦,积了十数年的学识,我回国去,难道定能比他们来胡闹的留学生更强么?”或者如郭沫若在《漂流三部曲》中对留学十年学得的医学知识的质疑:

行医?医学有什么!假使我少学得两年,或许我也有欺人骗世的本领了,医梅毒用六零六,医疟疾用金鸡纳霜,医白喉用血清注射,医寄生虫性的赤痢用奕美清,医急性关节炎用柳酸盐……这些能够医病的特效药,屈指数来不上双手,上海的如鲫如蚁的一些吮痈舐痔的寄生虫谁个不会用!多我一个有什么?少我一个又有什么?

主人公在学生时代本就是浸淫于文学的人,回到上海来,和一些趣味相投的友人,刊行了一两种关于文学的杂志,以为在无形之间或许也可以转移社会,但是,“在文学是不值一钱的中国,他的物质上的生涯也就如一粒种子落在石田,完全没有生根茁叶的希望了。”在贫困潦倒之下说出的这些愤世嫉俗的话,其实潜藏着深深的自卑,所以阅读本时期的一些作品,我们往往发现主人公的自卑发展到极端的程度,认为自己连社会最底层的那些人力车夫、女工甚至妓女都不如,从原先的高高在上的俯视,一转眼就变成自惭形秽甚至自轻自贱。典型的如郁达夫的《春风沉醉的晚上》,主人公也在外国的学堂里念过几年书,但已经沦落到带了几本破书,搬进“日新里对面的贫民窟里,寻了一间小小的房间”,同租的是一个烟厂女工,但在这个“可怜的无名文士”看来,女工的生活远比他要更好,而且从女工的眼里看来也确实如此,因为她把这个整天蜷缩在屋里,过着昼夜颠倒生活的男子居然当成了小偷,奉劝他要改过。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错位,作者把这个女孩子写成了主人公精神上的拯救者。在小说的结尾他还在想:“这女孩子真是可怜,但我现在的境遇,可是还赶她不上,她是不想做工而工作要强迫她做,我是想找一点工作,终于找不到。就去作筋肉的劳动吧!啊啊,但是我这一双弱腕,怕吃不下一部黄包车的重力。”

现代知识分子的这种自卑感,其实是由于在社会转型期间部分知识分子没有找到自己在社会中的合适位置造成的。从西方社会发展的经验来看,在传统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知识分子从人文型向实用型转变,资本主义社会需要的是大量的工程师、技术人员、教师、医生等实用型人才,而诗人、作家等文学型人才在西方社会也很难单靠发表作品来谋生。根据葛兰西的理论,把知识分子分为三类,即技术化的知识分子、官僚化的知识分子和人文化的知识分子。近代社会以来,随着西式教育在中国的推广,以及取消科举,中国的新知识分子已经和传统文人有了较大的区别。20世纪20年代人们观念中的知识阶级已经包括“教育界、舆论界、政界、法律界、工商医界”等,但是中国历史悠久的“士”的传统,使中国知识分子在从官僚化、人文化的知识分子向实用型、技术化的知识分子转化的道路上备受艰难。所以“五四”时期的大量知识分子还是属于传统意义上的人文知识分子,他们受过良好的私塾教育,喜爱中国古典文学,通晓一门外语,了解西方近世的哲学和文学,头脑中还有传统知识分子的忧国忧民的社会责任感,但在转型期的现代社会中,既不能放弃理想,同流合污,成为统治阶级的附庸,又很难找到理想的职业,往往成为社会的多余人。

再加上在“五四”以来的中国社会中,政治是最大的主题,而受传统知识分子思想的影响,现代知识分子大都有自己的社会理想,对政治抱有极大的热情,但几番挫折之后,往往认识到自己无力改变社会现实,而一变为感伤颓废,蒋廷黼曾对此有一番总结:

第一:知识的能力虽大,但是也有限度。利害、感情、习惯、群众心理往往抵消知识的能力。

第二:中国人受过教育的太少了,思想的号召所能达到的是极有限制的。并且中国人太穷了,对于许多问题全凭个人利害定是非。

第三:我们的知识阶级,同国内其他阶级一样,也是不健全的。许多忙于为自己找出路就无暇来替国家找出路了。[2]

结论就是“知识阶级不能单独负救国的责任”。

冰心小说《斯人独憔悴》中的主人公年轻学生和他们的父亲化卿冲突的例子,就很好地说明了青年知识分子的政治热情是怎样被现实环境所破灭的。颖石、颖铭他们在父亲的严厉催促下,离开了学校,远离正在热烈进行的学生运动,并且,对学生运动还产生了这样的看法:“外交内政的问题,先不必说。看他们请愿的条件,那一条是办得到的?就是都办得到,政府也决然不肯应许,恐怕启学生干政之渐,这样日久天长的做下去,不过多住几回警察厅,并且两方面都用柔软的办法,回数多了,也都觉得无意思,不但没有结束,也不能下台。”最后化卿又不许他们继续求学,给他们补了办事员的差事,兄弟两个无力反抗,只能低徊欲绝地吟着:“出门搔白首,若负平身志,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

至此,我们可以发现,在现代文学的头十年,现代知识分子经历了一个大致相同的心理历程,从以西方现代科学文化知识自傲于传统文人,到经历现实的挫折,在现代社会找不到合适的位置,满腔政治热情很快化为对现实环境和自身前途的哀叹,他们的软弱、感伤、哀怨、自卑是带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内涵的。历史总要向前发展,对于许多知识分子来说,如何摆脱感伤、软弱,走向坚强,就是历史赋予他们的任务,这个任务将在下一个十年中完成。

注释:

[1]郁宝华:《论“五四”时期小说中的“弱者心态”》,现代语文(文学研究),2008年,第10期,第75-77页。

[2]蔡尚思:《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三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62页。

参考文献:

[1]黄侯兴.创造社丛书(3)小说卷(一)[M].北京:学苑出版社,1991.

[2]黄侯兴.创造社丛书(4)小说卷(二)[M].北京:学苑出版社,1991.

[3]赵家璧.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三集)小说一集[M].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

[4]赵家璧.中国新文学大系(第四集)小说二集[M].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

(郁宝华 江苏无锡高等师范学校人文系 214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