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梅村的《圆圆曲》历来为人传诵,但也多被认为是讥讽吴三桂为陈圆圆不顾民族气节与利益,背叛明王朝而导致国破家亡、“全家白骨成灰土”的无耻行径的。诗中亦确有多处显示诗人这种倾向:“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妻子岂应关大计,英雄无奈是多情”,更有一句诗揭示吴三桂的欲盖弥彰:“红颜流落非吾恋”,显然这是作者有意为之的。

首先,从吴梅村的生平及创作前后的背景来看,吴梅村于明崇祯四年中进士,曾为翰林编修,官至左庶子。明亡之后,曾被迫仕清,一年多后即请假归。从这段人生经历看,吴梅村既为明王朝的遗臣就不应该再仕清,既然仕清了,又何必再写诗讥讽同为“贰臣”的吴三桂呢?这岂不是授人以柄吗?这样看来的确有些不可理解,但若从这首诗的创作年代、背景入手,这一点便可迎刃而解。据钱仲联的考证,《圆圆曲》当作于清顺治八年(1651)以前,此时的吴梅村尚未仕清,他是在顺治九年的时候和朝廷有联系的(见于《清史稿·贰臣列传》)。这样一来,诗人创作这首《圆圆曲》,并在诗中讥讽吴三桂的背叛行为就可以理解了。

吴梅村是明崇祯四年的进士,作为一个深受儒家君臣大义熏陶的士大夫,在清初,无论是当时的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还是个人价值的体现都要求世人,特别是那些士大夫(曾受明王朝恩典的士大夫)遵循这种忠贞的封建道德。明亡之初,整个士大夫阶层都弥漫着心怀故国的阵痛,不甘心为异族统治奴役。作为明王朝的遗民,吴梅村必然也会带上这种亡国灭种的沉痛。他个人的人生价值,特别是政治方面的归属感、价值感已化为泡影,这必然使他对清王朝有一种自然而然的抵触情绪,当然对引清军入关的吴三桂不会有好感。吴三桂既为当时世人所不齿,吴梅村在诗中讥讽他这个本家“冲冠一怒为红颜”,使“全家白骨成灰土”的可悲下场,也是合乎情理的。

当然还需解释一点:吴梅村为什么由心怀故国而变节仕清呢?这也成了诗人一生中最大的污点,使诗人抱恨终生。钱仲联先生编注的《清诗精华录》的序言里说,吴梅村是为了顾全家族,免除抄家灭族之祸而被迫仕清的。在吴梅村的其他诗作中也反映出这一点。例如《自叹》:“误尽平生是一官,弃家容易变名难。”而且一年以后吴梅村即请假归,也说明了诗人和朝廷的不合作态度。这些都表明吴梅村仕清实在是受身家之累,被迫而为之。这样,讥讽吴三桂与诗人仕清在时间及性格逻辑上并不矛盾。

再从《圆圆曲》的本身来看,全诗有五六百字,十之八九是讲述陈圆圆。诗中大量笔墨描绘了圆圆漂泊流离的一生,显示出诗人的同情与爱怜之意。陈圆圆因吴三桂而“一代红妆照汗青”,吴三桂对她是有感情的,而诗人对这种感情却不以为然,诗人更看重的是陈圆圆听受命运摆布不幸的一生。诗人花了大量笔墨,流露出一些晦涩不明的感情,恐怕这首《圆圆曲》不仅仅是为了讥讽几句与之有关的吴三桂吧?诗人在陈圆圆身上一定有所寄寓!

这又要联系吴梅村的生平了。诗人曾作为明王朝的有名望的一员,明亡之后自然是颠沛流离,不得不听天由命。清初,朝廷为笼络士人,广为征辟,明时就作为诗坛领袖的吴梅村自然亦在征辟之列。诗人在这种改朝换代的历史洪流中感受到了个人的渺小与无能为力,一方面他无法改变或影响这种历史现状,只能听之任之,另一方面他又对自己的命运把握不定。面对清廷的压力,诗人不得不思考自己的出路。我们可以想象,早在顺治八年之前,朝廷的压力就接踵而至。诗人在万般苦闷中想起或者是有感于陈圆圆悲哀而不幸的一生,从中感受到某种相通之处,或者说是同病相怜,于是创作了这首《圆圆曲》,借陈圆圆漂泊流离听凭命运摆布的一生抒发诗人对自身命运把握不定的无奈、痛苦之情。同时诗人也就顺手狠狠讽刺了吴三桂,表示出明遗民应有的愤恨。

此诗作后不久的第二年,即顺治九年,吴梅村在朝廷抄家灭族的压力下,终于屈服。可以这样说,吴梅村对自己仕清是有某种预感的,他创作《圆圆曲》是为他以后可能被迫仕清所作的一定程度的自我诠释。诗人一边在诗中对吴三桂竭尽讥讽嘲骂之能事,向世人表明自己非吴三桂一类,一边又含蓄地借用陈圆圆的生平隐晦地表达出自己对自身命运的把握不定,是一种极为曲折的表白。

只是昔人已成黄鹤去,此际空余《圆圆曲》,现在我们不可能对吴梅村创作这首诗的动机有一个唯一确切的认识,然而也正是这种扑朔迷离的美学世界给我们提供了多种解读的可能性,使得这首《圆圆曲》终而意蕴无穷尽!

(贾吟春 江苏省淮阴中学 223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