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历代学习陶渊明的人非常多,而其中只有苏轼把握得最为透彻。他学陶又不囿于陶,把自己的人生经历和生活的态度融入学陶当中,从而树立了两个为后人所景仰的范式——进退自如、宠辱不惊及凡物皆有可观、触处生春的审美范式。

关键词:苏轼 陶诗 继承 超越 范式

陶渊明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颗璀璨明珠,颇受世人青睐。对其接受和评价始于南朝,盛于宋朝。在我国古代对陶渊明的接受史上,只有宋人对其人其诗的存在价值和意义作出了深刻的阐释。而其中,关键性人物当推苏轼。他一方面从理论上对陶渊明诗文进行了创造性的阐释,一方面从实践上全面学陶,引发了陶渊明接受史高潮的到来。但是,苏轼学陶而不囿于陶,最终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陶渊明。那么,苏轼在接受陶渊明当中学习了他什么,又超越了他什么呢?本文拟在这些问题上做一个探讨,以求抛砖引玉。

一

苏轼学陶从他晚年所写的《追和陶渊明诗引》可以看出。《引》中说:“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吾前后和其诗凡一百有九,至其得意,自谓不甚愧渊明。……然吾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如其为人,实有感焉。渊明临终《疏》告俨等:‘吾少儿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俯仰辞世,使汝等幼而饥寒。渊明此语,盖实录也。吾真有此病,而不早自知,平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1](P745)这段话里透露了至少两条信息:一是苏轼喜欢陶渊明“质而实绮,癯而实腴”的诗歌,并“和其诗”;二是有感于陶渊明的为人,欲“师范”之。

陶渊明诗歌直写襟怀,无意于诗之工巧,用一种自然素朴的表现形式,反映情意深邃的人生感悟,形成了平淡自然,“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实美”[2](P1893)的风格特点。常处逆境的苏轼,晚年对陶渊明诗这一特点体味尤深,创作了大量的和陶诗,欲学习陶诗的平淡自然之美。

苏轼和陶诗多师法陶诗的形式和风调。和诗各题在用韵和句数上与陶诗基本相同,风调的自然率真与陶诗相近,语言简净朴拙亦似之。这一点前人已有所指明。黄庭坚《跋子瞻和陶诗》云:“子瞻谪岭南……细和渊明诗。彭泽千载人,东坡百世士。出处虽不同,风味乃相似。” [1](P235)杨维桢《张北山和陶集序》说:“东坡和渊明诗,非故假诗于渊明也,具解有合于渊明者,故和其诗,不知诗之为渊明为东坡也。”[3](P578)苏轼亦称其和陶诗得意处“不甚愧渊明”,“与渊明诗意不谋而合”[1](P61)。以他们的拟古诗为例。苏轼的《和陶拟古九首》之一:“有客叩我门,系马庭前柳。庭空鸟雀噪,门闭客立久。主人枕书卧,梦我平生友。忽闻剥啄声,惊散一杯酒。倒裳起谢客,梦觉两愧负。”陶渊明的《拟古九首》之一:“荣荣牕下兰,密密堂前柳。初与君别时,不谓行当久。出门万里客,中道逢嘉友。未言心先醉,不在接杯酒。兰枯柳亦衰,遂令此言负。”和诗与陶诗金石合奏,如出一手。把它们放在一起,难以看出到底出自谁的笔下。洪迈说:“坡公天才,出语惊世,如追和陶诗,真与之齐驱。”[1]此言甚是。

和诗与陶诗一样,也追求语言的平淡自然。苏轼主张用“常言”写诗,他说:“街谈市语,皆可入诗,但要人熔化耳”[1](P678);“冲口出常言,法度法前轨。人言非妙处,妙处在于是。”[1](P674)他的和诗多是用“常言”来写的。这“熔化”后的“常言”表面看来明白如话,但仔细咀嚼却颇见深意。如《和陶归园田居六首》之三:“新浴觉身轻,新沐感发稀。风乎悬瀑下,却行咏而归。仰观江摇山,俯见月在衣。步从父老语,有约吾敢违。”这首诗是苏轼应詹范太守之约,沐浴汤泉之后歌咏而归的白描式写真。全诗实写,毫无雕饰之感,却富含诗情画意。在海南写的《和陶田舍始春怀古二首》也具有这个特点。

虽然和陶诗是向陶渊明学习的结果,但是苏轼和陶,只是借陶渊明的酒杯来浇自己胸中的块垒,正如王文诰所说:“公之和陶,但以陶自托耳。”[4](P2107)尽管苏轼的和陶诗如郝经所说的“尽和渊明诗,既和其意,复和其韵”,[1](P61)但是文学作为发自内心真情实感的创作,即使极意效法前人,也应该体现自己鲜明的个性特点。苏轼的和陶诗师法陶诗的形式和风调,只是用来表现自我精神境界和眼前的现实生活。换句话说,苏轼不拘泥于和事和韵,往往是借题发挥。如《和陶始经曲阿》,大有反其意而和之的味道。陶诗《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是他赴任时所作。他在途中看到鸟儿自由自在的情景,顿生返归田园之思。苏轼的和诗是在闻赦后感慨寄怀:“渊明堕诗酒,遂与功名疏。我生值良时,朱金义当纡。天命适如此,幸收废弃余。独有愧此翁,大名难久居。”

而且苏陶二人生活道路、性格气质不尽相同,诗风体现出明显的差异。刘熙载在评价苏轼的和陶诗时指出:“陶诗醇厚,东坡和之以清劲。”[5](P67)他的《和陶饮酒》二十首除第一首和第三首在意蕴上与陶渊明相似外,其它诸篇都只是形似而已,意蕴不似。胡不归对这一点做了精辟的解释:“陶隐于酒,苏放于酒,陶之意籍酒以宣之,苏之愁借酒以释之”。[6](P547)这实已指出和诗与陶诗的不同。

同为归园田居诗,和诗与陶诗存在着很大不同。以归园田居第二首为例作一比较。陶诗《归园田居》之二:“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桑麻日已长,我土日益广。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苏诗《和陶归园田居六首》之二:“穷猿既投林,疲马初解鞍。心空饱新得,境熟梦余想。江鸥渐驯集,蜒叟已还往。南池绿钱生,北岭紫笋长。提壶岂解饮,好语时见广。春江有佳句,我醉堕渺莽。”

陶渊明写归隐后田耕生活的闲适自得,这里无世俗烦忧,与农民谈的都是稼穑之事。苏轼的和诗写的是谪居之后的生活,然内心极为不平,“穷猿既投林,疲马初解鞍。心空饱新得,境熟梦余想”。把自己比作投林的“穷猿”,刚刚解鞍的“疲马”,最终只能借酒浇愁以解心中不快。

苏轼的和陶诗在表现手法上也有自己的特点。被贬岭南、海南后,生活极度艰苦,然苏轼是“欲排遣反戏谑”,出以诙谐的语气。《和陶杂诗》说:“一笑问儿子,与汝定何亲。”父子之间的真挚感情以戏言道出。“自笑四壁空,无妻老相如。”穷苦与孤独,出以诙谐。《和陶游斜川》更是以乐写哀。

总之,苏轼的和诗追求的是陶诗平淡自然之美,但不局限于陶诗的思想内容,而是借陶诗这种形式来抒写自己的怀抱。对于苏轼的和陶诗,历来有不同看法,肯定者有之,否定者亦有之。多以似与不似来评价其成功与否,这违背了审美陌生化的艺术规律,抹杀了和诗的个性特点。我们认为,苏轼的和陶诗突破了陶渊明只写田园生活的题材,把题材拓展到眼前景物、身边小事,在题材内容和表现手法两方面为后人开辟了新的视界。

二

苏轼学陶之二是因感于陶渊明的为人,“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

陶渊明的为人,用陶渊明自己的话说,就是“性刚才拙,与物多忤”。陶渊明熟谙儒家学说,有儒家的入世精神和“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其五)的抱负,几度为官,想有所作为。但是,魏晋时期,皇帝王朝不断更迭,社会上层争夺砍杀,官场非常黑暗。不愿同流合污的陶渊明看到了社会的腐朽却没有力量去改变,看到了社会的危机却找不到正确的途径去挽救,最后只好从政治斗争中退避出来,去追求自身道德的完善和人性的复归——安贫乐道、崇尚自然。他退出政治以后,超越儒家传统观念,毅然归耕田园,把精神的慰安寄托在饮酒、读书、作诗上。这“给士人树立了典范——知识分子即使疏离于政权,也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生存而体现人生价值,而不一定仰人鼻息,隐忍苟活。”[7](P67)他对田园的依恋和“归去来兮”的呼唤,“象征了那个时代文人士大夫寻求精神故乡的思绪”[8](P153)。陶渊明于主流道路和传统生活方式之外探出的这新生活方式正是士子们所渴望和憧憬的。田园从此成为仕途失意的士大夫安顿精神的场所,成了厌倦官场而感疲惫的心灵随时可以退守的港湾。

陶渊明这种仕隐自由、心不役于物的生活方式深深影响了苏轼。北宋时期,儒学思想继中唐士人再倡后渐浓,士人们谨守儒家思想:学优而仕、抱负满怀、忠君爱国,“兼济天下”。但是,现实却是皇帝并不那么英明,仕途也并不那么顺利,天下也并不那么公平,自己所热心追求的理想信念,所奔走的前途,不过是官场的上下倾轧、争名夺利与宦海沉浮。奋厉有用世之志的苏轼有志于改革朝政并勇于进言,但因政见不合,结果多次受到排斥打击。一生仕途坎坷、几次遭贬的苏轼,从政治震慑的恐惧哀伤中,从对整个人生的目的和意义这个根本问题的怀疑、厌倦和寻求解脱中,感觉 “吾生如寄耳”(《和陶拟古九首》之一),向往陶渊明式的生活,滋生了归隐的念头,致力于耕耘东坡。但他虽有这种向往之心,却并未退隐,也从未真正“归田”,因为他认为:“士大夫逢时遇合,至卿相如反掌,惟归田古今难事也”(《跋李伯时卜居图》),“虽废弃,未忘为国家虑。”(《与滕达道书》)这种出世与入世思想伴随着苏轼大半辈子。《和陶读山海经并引》就是这种思想的流露:“愧此稚川翁,千载与我俱。画我与渊明,可作三士图。”他在自己和陶渊明之间加入了一个葛洪。陶渊明是以入世为迹而以出世为心,而葛洪是以出世为迹以入世为心的。

苏轼高人一筹的地方是能对出世与入世两种人生态度进行有选择性的接受。他将陶渊明作为富有启示意义的人物来学习,学习其在逆境中的旷达、固穷和去留无意、任物无心的洒脱与率真。苏轼超然物外的态度得益于陶渊明委运任化的生活态度。但是,时代的不同、性格的差异,决定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不可能一样。陶渊明儒玄兼综,以道为主,仕隐自如,最后走了一条疏离于主流价值、隐逸草野、探寻个体诗意化生存之路;而苏轼奉儒家而出入佛老,各取所长,吸收了儒家执着现实、坚毅固穷的一面,吸收了道家轻视有限时空和物质环境、通脱旷达、追求心灵自由的一面,吸收了禅宗感悟人生、以平常心对待一切变故、追求心灵超脱的一面,扬弃其否定人生的一面,以一种全新的人生态度来对待接踵而至的不幸,从而做到了蔑视丑恶,消除痛苦,随遇而安。苏轼就这样敞开胸怀,重新体味人生,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生存的处世方式——既能超然物外,又始终不放弃爱物之心、入世之心,不须辞官,不须归隐,同样达到心灵自由、人格独立与尊严的境地。这种进退自如、宠辱不惊的处世方式使得他被贬海南仍能坦然以对:“昔我未尝达,今者亦安穷。穷达不到处,我在阿堵中”(《和陶拟古九首》之二)、“胸中有佳处,海瘴不能腓”(《和陶王抚军座送客》)。这种处世方式也使得他以更为宽广的眼光和凡物皆有可观、触处生春的审美心态看待周围的一切。所以,尽管过着“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与程秀才》)六“无”的日子,但仍觉南方景物和事物皆美:“南池绿钱生,北岭紫笋长”(《和陶归园田居》之二)、“仰观江摇山,俯见月在衣”(《和陶归园田居》之三)。而且,身处逆境仍不忘关心百姓:去城东学舍看学生学习却发现“先生馔已缺,弟子散莫臻”(《和陶示周掾祖谢》),为此非常痛心,写《和陶劝农》诗劝海南人民重视农业生产。

综上所述,苏轼“师陶”而不局限于陶,有继承,有超越,为后世士人树立了两个范式——进退自如、宠辱不惊的处世方式和凡物皆有可观、触处生春的审美心态。苏轼凡物皆有可观、触处生春的审美范式是对陶渊明以情观物方式的继承和发展。进退自如、宠辱不惊的处世范式是对陶渊明那种偏离了传统主流价值、而隐逸草野、去探寻个体诗意化生存之路范式的超越:用同一种价值尺度整合了古代士人进退、仕隐两种处世态度,所以能处变不惊,无往而不可。这为宋以后仕途遭受坎坷后既想坚持操守又想全生养性的士人所深深向往。

注释:

[1][清]纪昀,永容:《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2]苏轼:《苏轼集》,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3]陶秋英编撰, 虞行校订:《宋金元文论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

[4]孔凡礼校点:《苏轼诗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

[5]刘熙载:《诗概艺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6]胡不归:《读陶渊明集札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7]白振奎:《陶渊明谢灵运诗歌比较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

[8]葛兆光:《中国宗教与文学论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文迪义 贵州都匀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中文系 558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