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　蕾

摘 要:钟嵘《诗品》谢朓条品语历来为评论家所关注。钟嵘为什么要说谢朓的诗歌“颇在不伦”,却对谢朓论诗时的“感激顿挫”念念不忘,为什么谢朓的诗歌审美标准和他的五言诗歌的创作有那么大的差距,这是值得探讨的问题。由于钟嵘所持的是浑厚感人的五言古体诗的审美理想而认为谢朓的诗歌创作不能令人满意。而作为诗人的谢朓,他的创作追求不是写出优秀的古体诗,而是要创造新的诗歌形式——永明体。

关键词:钟嵘 《诗品》 谢朓 品语 论诗

对于钟嵘《诗品》谢朓的品语,历来的批评家、诗人所持看法不一。《文镜秘府论》引刘善经《四声指归》说“乃以谢朓之诗末句多蹇,降为中品,侏儒一节,可谓有心哉!”[1]清代王士禛《渔洋诗话》中提出:“中品之谢朓,宜在上品。”[2]《四库总目提要》说谢朓条品语“过毁过誉皆失其真”[3]。近代陈衍的《钟嵘诗品评议》更是认为钟嵘的品语失当。这些评价都显示了钟嵘对谢朓的品语是批评者们关注的一个问题。随着时空的变幻,世风的转移,评论者所持的个人审美标准的变化,出现了各家争鸣的局面。而后来者匆忙指责钟嵘的失当或是精确,都是不妥当的,应该重新回到钟嵘生活的特定时代去考察,才能得出一个相对合理的结论。

钟嵘《诗品》对谢朓的评语为:“其源出於谢混。微伤细密,颇在不伦:一章之中,自有玉石。然奇章秀句,往往警遒,足使叔源失步,明远变色。善自发诗端,而末篇多踬,此意锐而才弱也,至为后进士子之所嗟慕。朓极与余论诗,感激顿挫过其文。”[4]其中涉及关于谢朓与钟嵘论诗的史实。根据曹旭南先生的考证大约是在永明六年(488)[5]。这时王俭任国子祭酒,谢朓转任王俭卫军东阁祭酒,王俭颇接赏之。钟嵘在永明三年(485)已入太学,钟嵘明周易,王俭也颇接赏他。公元488年,谢朓二十五岁,钟嵘十八岁。两人都是正当盛年,论诗时两个年轻人都很有激情,观点是投合的,诗歌价值的衡量标准也是相近的,这一点令钟嵘印象深刻。在谢朓背后,论及谢朓诗的时候钟嵘虽然对谢朓的创作不满意,但还是要补上这一笔。

问题在于为什么谢朓的创作实践和谢朓评论诗歌的标准之间有那么大差距,令钟嵘觉得谢朓论诗比他写的诗歌好多了。谢朓的诗歌批评观念是与钟嵘的相一致的,而他的创作却不太符合钟嵘的审美标准。那么谢朓论诗与他诗歌创作的差距如何来理解,钟嵘的评价是否是失当,这是本文着重解决的问题。

笔者认为造成这个差距的是一个深层次的原因——成为诗史留名的诗人和成为一个优秀的批评家是两种不同的追求。诗人如果想在诗国开疆辟土,树立自己独特的艺术特色,他就必须既继承前人的优点,又要摆脱前人的影响。美国人哈罗德·布卢姆(Harold Bloom)的“影响的焦虑”(the anxiety of influence)理论可以比较好地解释作为诗人的这些追求从何而来又是如何去实现的。布卢姆认为:“在后来诗人的潜意识里,前驱诗人是一种权威和优先(priority)——首先是历时性平面上的优先,是一个爱和竞争的复合体。由此为发轫点,后来诗人在步入诗歌王国的一刹那就开始忍受‘第一压抑感(primal repression)。为了摆脱前驱诗人的影响,后来诗人就必须极力挣扎,竭尽全力地争取自己的独立地位,争取自己的诗作在诗歌历史上的一席之地。后来的诗人在心理上形成对影响的焦虑的第一情结(primal fixation of influnce):由于诗歌的主题和技巧早已被千百年来的前驱诗人发掘殆尽了,后来诗人想要崭露头角,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前人的某些次要的、不突出的特点在‘我身上加以强化,从而造成一种错觉——似乎这个风格是我首创的。”[6]

作为一个后来的诗人,谢朓在诗歌创作上追求对仗、声律平仄相谐、用事用典,这正是他在诗国的开拓。谢朓的开拓显然是成功的,他成为永明体的代表诗人,而五言诗也朝着重对仗讲声律的方向发展,最终在初盛唐形成了近体诗。谢朓处于一个诗歌由古体诗向近体诗转变的过渡时期,他是一个承接汉魏、开启唐风的枢纽式的人物。谢朓是一位在继承前人方面和开启新风方面都做出很大努力的诗人。他除了继承曹植“善自发诗端”的艺术特色,还大量化用檃栝前人的诗句和词语,如班固的、张衡的、蔡琰的、曹植的、王粲的、嵇康的、陶渊明的、鲍照的、陆机的、谢灵运的等。同时,他也努力进行永明体的创作,有些诗歌已经和唐诗非常接近了。严羽云:“谢朓诗已有全篇似唐人者。”[7]《四库全书总目》载:“赵紫芝诗:‘辅嗣易行无汉学,元晖诗变有唐风。”[8]胡应麟《诗薮·外编》说:“六朝句于唐人,调不同而语相似者:‘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初唐也;‘金波丽鳷鹊,玉绳低建章盛唐也;‘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中唐也,‘鱼戏新荷动,鸟散余花落,晚唐也。俱谢玄晖诗也。”[9]这些都说明谢朓的诗开启了唐风。另外,关于谢朓诗歌的韵律问题,据据刘跃进先生的统计《文选》、《玉台新咏》、《八代诗选》选沈约诗32首,共252句,合律160句;选谢朓诗44首,共366句,合律248句;选王融诗16首,共112句,合律65句。[10]可见谢朓合律的诗句是最多的,他也娴于对偶,以至于空海《文镜秘府论·地卷·十四例》四次引用谢朓的诗句作为上下句对偶对得好的正面范例:

一、上句体物,下句以状成之例。诗曰:“朔风吹飞玉,萧条江上来。”(谢朓《观朝雨》)

二、上句用事,下句以意成之例。诗曰:“虽无玄豹姿,终隐南山雾”。(谢朓《之宣城出新林向板桥》)

三、立比以成之例。诗曰:“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谢朓《晚登三山还望京邑》)

四、叠语之例。诗曰:“故人心尚尔,故心人不见。”又诗曰:“既为风所开,还为风所落。”(谢朓《和王主簿怨情》沈约《咏风》)[11]

这也显现了谢朓的诗歌不是过去意义上的古诗,而是接近于近体诗了,他的诗歌是古诗到近体诗之间的过渡形态。

以上都说明谢朓是一个继往开来的诗人,他在阅读前人的诗歌时是有两个身份的,既是诗人又是批评家。布卢姆认为:“给读者身上的批评家带来愉悦的也许会给他身上的诗人带来焦虑。”[12]由于谢朓是一个渴望有所建树的诗人,他在创作中是不会亦步亦趋地模仿他所欣赏的前代诗人的,于是他努力寻求新变,努力开拓新的诗歌艺术形式。

而钟嵘是一个优秀的批评家,他可以固执地坚守自己的诗美理想,将杰出的五言古体诗人列为典范并热情歌颂。他这种纯粹的古典审美标准——厚古薄今的倾向是十分鲜明的。《诗品序》说:“今之士俗,斯风炽矣。才能胜衣,甫就小学,必甘心而驰鹜焉。于是庸音杂体,各各为容。至使膏腴子弟,耻文不逮,终朝点缀,分夜呻吟。独观谓为景策,众视平终沦钝。次有轻薄之徒,笑曹、刘为古拙,谓鲍照羲皇上人,谢朓今古独步。而师鲍照,终不及‘日中市朝满;学谢朓,劣得‘黄鸟度青枝。徒自弃于高听,无涉于文流矣。”[13]可见他写《诗品》就是针对当时的齐梁新诗风,努力树立像古诗十九首、曹植诗一样的五言古体诗典范。根据日本学者高木正一先生的统计,《诗品》中上品诗人12人,都是始于汉代而迄于宋初的诗人,齐梁诗人无一人居于上品,中品诗人一共39人而其中只有齐梁诗人谢朓、江淹、范云、丘迟、任昉、沈约6人而已。[14]这些数据也可以看出钟嵘厚古薄今的倾向。

正是由于这种纯粹的古典审美标准,使钟嵘对体现齐梁诗歌新变的诗歌的反对态度是比较激烈的。将钟嵘的观点与沈约的三易说(易见事,一也;易识字,二也;易读诵,三也。)相对比就会发现钟嵘的表达有很强的针对性。关于讲究平仄声律,钟嵘说:“王元长创其首,谢朓、沈约扬其波。三贤咸贵公子孙,幼有文辩。于是士流景慕,务为精密。襞积细微,专相陵架。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15]并且将谢朓列为中品,沈约列为中品最后一个诗人,王融列在下品。涉及用事用典,钟嵘说:“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颜延、谢庄,尤为繁密,于时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近任昉、王元长等,词不贵奇,竞须新事。尔来作者,寖以成俗。遂乃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拘鸾补衲,蠹文已甚。但自然英旨,罕直其人。词既失高,则宜加事义。虽谢天才,且表学问,亦一理乎。”[16]钟嵘将颜延之列在中品,谢庄列于下品。由此可见钟嵘对于齐梁新风的反对了。这也就可以理解钟嵘为什么会对谢朓的创作不满意却对谢朓论诗的精到之处印象深刻。那么在钟嵘眼中谢朓论诗和诗歌创作的差距就是由钟嵘的浑厚感人的五言古体诗的审美理想造成的。但是谢朓的创作追求不是写出优秀的五言古体诗,而是要创造新的诗歌形式——永明体,这种齐梁新体诗在钟嵘看来是有缺点的作品,而流俗的竞相模仿更加是庸俗地追逐潮流。

经历过时间的洗礼,后代的诗人和批评家逐渐接受了谢朓诗歌创作的新变精神,唐宋以来讲究对仗、严格规定平仄已经是铁的法则,用事用典也由来已久,钟嵘对于体现齐梁新变精神的诗歌的指责,就演变成了苛责,变成了评价失当了。也就可以理解为何后代批评家说钟嵘“品第之间多所违失了”[17]。

注释:

[1]空海撰,王利器注:《文镜秘府论·天卷·四声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93页。

[2]王士禛:《清诗话·渔洋诗话·卷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03页。

[3]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李学勤整理本·卷一四八》,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987页。

[4]钟嵘著,曹旭集注:《诗品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298页。

[5]谢朓撰,曹融南校注:《谢宣城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452页。

[6][美]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作为一种诗歌理论》,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

[7]严羽:《沧浪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8页。

[8]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李学勤整理本》,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987页。

[9]胡应麟:《诗薮·外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52页。

[10]刘跃进:《门阀氏族与永明文学》,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24页。

[11]空海撰,王利器注:《文镜秘府论·地卷·十四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39-143页。

[12][美]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作为一种诗歌理论》,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5页。

[13]钟嵘著,曹旭集注:《诗品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39页。

[14]曹旭选评:《中日韩〈诗品〉论文选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41页。

[15]钟嵘著,曹旭集注:《诗品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47页。

[16]钟嵘著,曹旭集注:《诗品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48页。

[17]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李学勤整理本·卷一四八》,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738页。

(叶蕾 南京大学中文系 2100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