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范阳卢氏家族是典型的北方世家大族,以儒学致显,儒学继世。家族中大多数成员具有关注现实,积极进取,热衷功名的处世精神。生活于汉末曹魏时期的卢植、卢毓、卢钦所写的文章,多表现出对现实的关注,对政治的关心;同时,这些作品的表达方式也颇具那个时代的文学特色:论证上的引经据典及文辞上的偶句属对。

关键词:范阳卢氏家族 汉末曹魏时期 文章写作 引经据典 偶句属对

范阳卢氏家族是典型的北方世家大族,其开基祖是东汉末年的卢植。卢植是汉代通儒马融的弟子,起自布衣,以儒学致显。据《后汉书·郑玄传》及《世说新语》卷二《文学》第四注引《高士传》载,卢植未卒业即替马融授学。卒业后亦设帐授徒,晚年隐居上谷时仍以传授儒业为主,这就奠定了卢氏家族的儒学根基。卢植子卢毓“以学行见称”[1](P650),卢毓子卢钦“世以儒业显”[2](P1255)。史书中有关卢氏族人研习经史的记载俯拾皆是:北朝时卢辅支的卢景裕“专经为学”[3](P1098);卢辩“博通经籍”[3](P1099),依《周礼》创六官,成为宇文泰托古改制的肱股之臣。卢晏支的卢诞“博学,善隶书,有名于世”[3](P1109),“儒宗学府”[3](P1109),为诸王师;卢光“精于《三礼》”[3](P1104)。到了唐代,卢虔“好学、举进士”[4](P3916);卢士玫“以文儒进,性端厚”[4](P3988);卢纶其本人是当时“辞人名士”、“能诗”[4](P3990),“纶有四男,皆登进士第”[4](P3991)。儒学继世的家学传统深刻影响了家族成员的价值取向,致使卢氏家族中的大多数人都具有关注现实,积极进取,热衷功名的处世精神。这种精神表现在诗文写作上,即以经世致用,有补于世为创作原则,写了许多或有实用价值,或反映指斥社会现实,或抒写真性情的文字,成为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珍贵遗存。下面仅就生活于汉末曹魏时期的卢植、卢毓、卢钦祖孙三代的文章略作分析。

一、生平及创作

卢植,字子干,生年无考,但从他以后的事迹来看,大约生于公元130年前后,即东汉顺帝永建至阳嘉元年间。二十岁左右从东汉通儒马融研习经学,成绩优异,为“门人冠首” [5](P113)。建宁三年,被征为博士。卢植才兼文武,先后被拜九江太守,庐江太守。转侍中,迁尚书。中平元年(184年)拜北中郞将,征讨张角黄巾军,被诬抵罪,复为尚书。中平六年,因抗董卓废立,免官隐居上谷,又为袁绍请为军师。汉献帝初平三年(192年)卒。曹操北讨柳城,特意遣人祭扫卢植墓,并赞叹说:“故北中郎将卢植,名著海内,学为儒宗,士之楷模,国之桢干也。”[6](P2119)

卢植“常怀济世志”[6](P2113),一生著述颇多。熹平四年(175年)作《尚书章句》、《三礼解诂》,同一年上书《论石经》,上书中表达了他希望能“专心研精,合《尚书》章句,考《礼记》失得”[6](P2116),“ 裁定圣典,刊正碑文”[6](P2116),“以助后来,以广圣意”[6](P2116),此上书载于《后汉书·卢植传》。熹平六年(177年)在东观校中书《五经》记传,补续《汉记》,又为本郡文章之士,孝子郦炎作诔文。灵帝建宁元年(168年)就窦武封爵一事上书,上书引征《春秋》之义,劝窦武莫贪天功,此上书载于《后汉书·卢植传》。光和元年(178年),有日食之异,卢植上封事讽谏,谏书引据灾异、天象等天人感应之说,劝谏统治者施行仁政,以巩固统治,此文亦载于《后汉书·卢植传》。

《后汉书·卢植传》又载:“所著碑、诔、表、记凡六篇。”《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一载,汉北中郞将卢植注《礼记》十卷。《隋书》卷三十五《经籍志》四:“(梁又有)《卢植集》二卷……亡。”严可均《全后汉文》卷八十一收入的篇目有:《上书论石经》、《郦(炎)文胜诔文》、《献书规窦武》、《日食上封事》,此外还收《卢公范》两条,《奏事》三条。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言:“曾朴《补后汉书艺文志并考》卷八:‘案《御览》八百三十引《遗张然明书》,严失采。”[7](P310)

卢毓(183-257)字子家。卢植之子,十岁而孤。汉末动乱中,二兄死难,养寡嫂孤兄子。建安时历任门下贼曹,冀州主簿。丞相法曹议令史,转西曹议令史。卢毓出仕为官,正值曹魏集团草创天下,他积极参与一些政策、措施的议定。建安十七年左右,上书驳士亡法,提议对亡士的惩处要宽严适度,不应牵连无辜。此提议深得曹操赞许,太祖曰“毓执之是也,又引经典有意,使孤叹息”[1](P650)。魏国既建,为吏部郎。文帝践阼,徙黄门侍郎,出为济阴相,梁、谯二郡太守。失帝意,左迁睢阳典农校尉。寻迁安平,广平太守,所在惠化。青龙二年,入为侍中,颇得明帝信任和重用,诏书明示曰:“侍中毓禀性贞固,心平体正”[1](P651),“明试有功,不懈于位”[1](P651),“以毓为吏部尚书”[1](P651)。帝常以选举事问之。同年,卢毓对诏论选举,认为选举还是要“循名案常”[1](P652),同时要完善考绩之法。齐王即位,赐爵关内侯。徙仆射,迁廷尉,又迁光禄勋。行司吏校尉,复为吏部尚书,加奉车都尉,封高乐亭侯,转为仆射,故典选举,加光禄大夫。高贵乡公即位,进封大梁乡侯,加侍中,迁司空。封容城侯。甘露二年,卒。

《驳士亡法》、《对诏论选举》均载于《三国志·魏书·卢毓传》。二文都被严可均收入《全三国文》卷三十五。此外严可均还收其《奏祀天地乐舞》、《奏忌月不设乐》、《议祀历殊事》(一条)、《致礼张臶教》(佚文)、《冀州论》(佚文),前四篇皆是有关祭祀、礼仪之论。《冀州论》盛赞冀州物产丰富、人性质朴,是圣贤之渊薮,帝王之宝地,“所谓神州也”[8](P1250),表达了对自己世居之地的热爱之情。

卢钦,字子若,生年无考。据其以后事迹及父卢毓的一些情况,大约生于建安末年,卒于咸宁四年(278),一生的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曹魏时期。被大将军曹爽辟为掾,“除尚书郎,爽诛,免官。后为侍御史,袭父爵大利亭侯,累迁琅邪太守。宣帝为太傅,辟从事中郎,出为阳平太守,迁淮北都督、伏波将军”[2](P1255)。“征拜散骑常侍、大司农、迁吏部尚书,进封大梁侯”[2](P1255)。武帝受禅,“都督沔北诸军事”[2](P1255),迁“平南将军”[2](P1255),“入为尚书仆射,加侍中、奉车都尉,领吏部”[2](P1255)。

卢钦清澹有远识,笃志经史,少居名位。居官“忠清高洁”[2](P1255),“履道清正,执德贞素”[2](P1255),“入跻机衡,惟允庶事”[2](P1255),“文武之称,著于方夏”[2](P1255)。居家不顾财利,“不营赀产”[2](P1255),身没之后,居无私积。为人清虚淡泊,“动循礼典”[2](P1255)。同郡张华,年少而孤,家境孤贫,不为乡邑所识,卢钦贵异之。《晋书·卢钦传》载:“所著诗赋论难数十篇,名曰《小道》。”今仅见卢钦文一篇《论徐邈》,载于《魏志·徐邈传》。严可均收入《全晋文》卷三十四。其文赞颂了徐邈不随俗流,清介不改其常的品格,抨击沽名钓誉,“转相仿效”[2](P740)之世风。

以上就是汉末、曹魏时期卢氏家族祖孙三代的简单生平、仕历及其创作情况,以及作品的存留情况。

二、主要创作的特点

这一时期卢氏家族的文章写作,相比较而言,卢植关于经学的著述颇丰,三人文作较诗赋多些,以致如今只见其文,诗赋无一篇存留。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正如前文所论,卢植以治经学为主,以研究和传授经学为业,“能通古今学,好研精而不守章句”[6](P2113)。事实上研究传授经学是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文化现象。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从西汉后期开始,经学研究异常活跃起来,出现了今古文经学之分,今文经学盛于学官,古文经学行于私学。何休成为今文经学集大成者,郑玄成为古文经学集大成者。在当时,研究经学的功用之一,是可以做官食禄,致使许多儒生潜心钻研经术,皓首穷经。

经学的盛行,经书训诂之烦琐,必然使儒生们感到精力有限,力不从心,势之所迫,只能“经”、“文”分治。当时的儒生们各有专长,或儒、或道、或法、或阴阳,从西汉武帝始,特别到了元帝、成帝之后就出现了文学与学术相分离的端倪。《汉书》卷五十八《公孙弘传赞》云:“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兒宽,……文章则司马迁,相如。”“萧望之、梁丘贺、夏候胜、韦玄成……以儒术进,刘向、王褒以文章显。”《后汉书》之《文苑》、《儒林》分传,标志着“经”、“文”分治的正式形成。[9](P257)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范阳卢氏家族以治经学为主。这样的选择也确实给这个家族带来实际利益,卢植家贫,“以儒业致显”,到卢钦时“世以儒业显”。

另外,文学虽然渐与学术分离,但在当时的历史文化环境中,文学仍是学术的附庸,儒家经世致用,有益于社会的主张,仍是文章写作所遵循的原则,人们普遍认为文学创作应有补于世,所谓“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10](P453)。并且认为文章是“小道”,大丈夫不为也。在这种社会风气影响下,儒学世家卢氏,卢植“不好辞赋”[6](P2113),卢钦虽有诗赋等文章写作,却名之曰《小道》。因此他们写的更多的是具有实用价值,有补于世的书、论、章、奏等文章。

卢氏家族这一时期所创作的诗赋,根据现有材料,未有所见。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多是具有实用性的应用文。尽管如此,这些应用文仍具有那个时代的文学烙印,因为在当时,文学只是与学术渐渐分离,界限还相当模糊,文学的概念还不是很清晰,应用文与文学的区别还不那么明显,应用文难免携带着当时的文学气息。因此我们仍可从文学的角度对其中的一些篇章进行考察。

汉末曹魏时期,卢氏家族祖孙三代所写文章突出的两个特点是:引经据典及偶句属对的使用。

先说引经据典的特点。卢植的《献书规窦武》在劝窦武作为国戚要摒弃私心以国家为重时写到:“植闻嫠有不恤纬之事,漆室有倚楹之戚,忧深思远,君子之情。夫士立争友,义贵切磋。《书》陈‘谋及庶人,《诗》咏‘询于刍荛。”这里就引用了《左传》、《琴操》、《诗序》、《孝经》、《尚书》、《诗·大雅》中的典故或句子。再如,他的《日食上封事》书引《五行传》说:“日晦而月见谓之朓,王侯其舒。”说明日晦兆示君政舒缓,臣子骄慢。又引《春秋传》说:“(日食出现时)天子避位移时。”

作为经学博士,卢植写文章引经据典实属平常,因儒学继世,其子卢毓在这方面也有表现。如他在《驳士亡法》中写到:“《诗》云:‘未见君子,我心伤悲;亦既见止,我心则夷。又《礼》‘未庙见之妇而死,归葬女氏之党,以未成妇也。……且《记》曰‘附从轻,言附人之罪,以轻者为比也。又《书》云‘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曹操览此上书,不禁赞叹道:“毓执之是也,又引经典有意,使孤叹息。”可见此文让曹操赞叹的不只是观点,还有“引经典有意”的表达。

从卢钦仅存的《论徐邈》中,似乎看不出其为文引经据典的特点。但据《晋书·卢钦传》载:“钦清澹有远识,笃志经史”,“动循礼典”,“世以儒业显。”可见卢钦也是一位饱读经史之士,写诗撰文引经而抒,据典而论也应该是在所难免。其实,正如前文所论,从西汉元帝、成帝开始,经学昌盛,文章家作文时“文辞必博采经语,用典之风靡”[9](P201)。像扬雄在用典、博采经书方面,就表现得非常突出。这种为文风气直到东汉仍在流行。作为经学濡养深厚的卢氏家族,为文时引经据典也就理所必然了。

其次再说此一时期卢氏文章中偶句属对的迹象。这一特点在卢毓、卢钦文中更为明显,如卢毓的《对诏论选举》:“名不足以致异人,而可以得常士”、“敷奏以言,明试以功”。在其《驳士亡法》中有:“夫女子之情,以接见而恩生,成妇而义重”,“今白等生有未见之悲,死有非妇之痛”,“刑之为可,杀之为重”。在《致礼张臶教》中有:“上不事天子,下不友诸侯。”《冀州论》中道:“冀州乃圣贤之渊薮,帝王之宝地”,“天地之所会,阴阳之所交,所谓神州也。”这些偶句属对虽然还不那么齐整规范,但仍表现出当时文章写作骈丽化的倾向。

卢钦《论徐邈》更是通篇骈偶属对。其文道:“徐公志高行洁,才博气猛。其施之也,高而不狷,洁而不介,博而守约,猛而能宽。圣人以清为难,而徐公之所易也。或问钦:徐公当武帝之时,人以为通,自在凉州,及还京师,人以为介。何也?钦答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等用事,贵清素之士,于时皆变易车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为通。比来天下奢靡,转相仿效,而徐公雅尚自若,不与俗同。故前曰之通,乃今曰之介也。是世人之无常而徐公之有常也。”[2](P740)这其中有词对、有理对,达意而严整。

此时卢氏文章的偶句属对未必是有意为之,正像有论者所说,文章的骈偶对称,以致骈丽化是一个自然天成的过程。一是远古治事多口耳相传,为避讹变,讹传,力求运用寡词协音,文言等有韵之文。再是汉语多单音只义,这易于音节整齐,便于骈词属对。其实古代的经、传、子、史中运用了不少俪辞偶语,只是到了汉武帝时,由于辞赋、散文的高度发展和汇合,文章骈俪化愈趋明显,并成为为文者的自觉追求,西汉赋家司马相如、东方朔、扬雄都写出很规整的骈文,到了东汉就有以专写骈体文而闻名的作家了,如朱浮、卫宏、班彪、蔡邕等。卢氏家族“不好辞赋”,视文章为“小道”,但在骈体文兴盛的背景下,也难免受之影响,文章中出现许多偶句、属对也是自然而然的。即使“不好辞赋”的卢植,文中也间或有偶句属对。如《献书规窦武》中有:“天下聚目而视,攒耳而听”、“外崇训道之义,内息贪利之心”等。

另外,祖孙三代由于时代各异,学养不同,文章的风格又各具特点,卢植之文雍容沉稳,表现出一个大儒谆谆而教,循循而导的风范;卢毓的文章纵论世事,昂扬向上;卢钦的文章逻辑严密,洒脱有致。

注释:

[1][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

[2][唐]房玄龄等:《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

[3][唐]李延寿:《北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

[4][后晋]刘昫:《旧唐书》,《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版。

[5][南朝·宋]刘义:《世说新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6][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

[7]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8][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版。

[9]聂石樵:《先秦两汉文学史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10][东汉]王充:《论衡》,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王贞春 山东兖州 山东理工职业学院 272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