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是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历代都有与之一脉相承的理论论述。在具体的语境中,这一理论有它的合理性,它揭示了作家的痛苦经历与创作才能、创作成就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司马迁 “发愤著书”说 思想渊源 痛苦经历 创作成就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文王拘而演《周易》;孔子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1](P78-79)

“愤”指的是一种悲伤、苦闷、不平的感情。所谓“发愤”,就是指抒发这种不可抑制的感情。在这里,司马迁列举诸位贤圣,得出“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的结论。《报任安书》中也有一段与此十分相近的话。后人将这些话的基本观点和中心思想概括为“发愤著书”说。

“发愤著书”说是司马迁文艺思想最核心的观点,这不仅是他对前人创作经验的理论总结,也是自己写作《史记》切身体验的表白。自从司马迁提出“发愤著书”说后,历代都有文人对此加以发挥、补充,使之成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一个很重要的论题。

魏晋时期,刘勰在《文心雕龙·才略》里提到冯衍的生平和创作实践的关系时用了“蚌病成珠”这个比喻,为司马迁所论多加一条例证。钟嵘在《诗品序》中曰:“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他在《诗品》中把汉代李陵的诗列为上品,对其评论说:“有殊才,生命不谐,声颓身丧,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至此?”他认为作家创作是痛苦生活的凝结。

唐宋时期,伟大诗人李白结合自己的创作经验,在《古风》中提出了“哀怨起骚人”的观点。杜甫《天末怀李白》中写道:“文章憎命达。”意谓文才出众者总是命途多舛,语极悲愤。韩愈在《送孟东野序》提出“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2](P555),后来又在《荆潭唱和诗序》里称“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意思是说愁思怨愤容易使人创作出好的作品。沿着韩愈“穷苦之言易好”方向发展的则是宋代的欧阳修,他在《梅圣俞诗集序》中提出“穷而后工”的观点。陆游也有“天恐文人未尽才,常教零落在蒿莱”的说法。这些观点和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是一脉相承的。

明清时期,随着小说创作的繁荣,“发愤著书”说也广泛应用于小说批评。真正将“发愤著书”说作为一个明确的文学批评理论应用于小说批评之创作论的,是李贽。他在《焚书·忠义水浒传序》中明确指出:“《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金圣叹慨叹:“然怨毒著书,史迁不免,于稗官又奚责焉?”[3](《楔子总评》)认为文艺创作是作家满腹宿怨的发挥。蒲松龄在《聊斋志异自序》中总结说:“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这都是对“发愤著书”说的具体阐发、补充。

司马迁“发愤著书”说以及历代相关理论表明,虽然生活经历与创作成就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规律,但痛苦的遭遇、经历促使作家创作出杰出的作品确实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那么,我们怎么理解作家的痛苦经历与创作才能、创作成就之间的关系呢?

首先,作家的痛苦生活或挫折有利于他们认识社会、人生,从而创作出优秀的作品。作品充实的内容,必须根植于现实生活的土壤。作家只有切入现实生活愈深,郁结愈厚,才有写作的冲动和具备写出作品的可能,就是韩愈讲的“有不得已者而后言”,“有思”、“有怀”,才可能“鸣”。在封建社会中,人们的忧患、痛苦是普遍的、长期的,作家深入社会底层,经受痛苦历练,能深刻地感受人生、认识社会,其作品也更容易打动人,为社会大多数人所认可和理解。杜甫写下“三吏”、“三别”就与他在安史之乱后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有很大关系。鲁迅的家庭经历了从小康到颓败没落,这使他看到了生活的艰难,感受到世态的炎凉,这对他后来文风的形成也有很大影响。相对而言,作家所发之愤,所著之书,在实际上,也是对于当时不合理的社会现实的一种义愤和批判。也因如此,“发愤著书”说有了更为明确、更为深广的社会内容。

其次,作家的痛苦生活或挫折能激发他们对不平命运与社会不合理现象的反抗精神,使人类追求光明、渴望自由的本性得以实现。古人有曰:“士穷乃见节义。”也就是说越在最艰难困苦的时候,越能看出一个人真正的品质和节操。“发愤著书”这一理论产生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当时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文人很有可能要经历经济困窘或仕途不顺、怀才不遇等种种磨难。内心郁结使他们不得不发,于是,他们将自己强烈的感情转化为创作的动力,借作品抒发性灵、表现自我。“发愤”是作家内在情感、思想的真实流露,是“情动于衷而形于言”的必然选择。也唯有如此,作品才能够充分地表现出作者的深层自我,其深层自我中所蕴蓄的情感才能够在读者心中产生深刻的共鸣。

最后,从心理学的角度看,痛苦往往是作家创作的内在驱动力。当遭受痛苦和不幸时,作家内心郁结,而内心郁结即人心理失衡的一种表现。这个时候,他们就力图去寻找一种可以释放、转变其心理不平衡的出路,而文学创作恰恰充当了渲泄和排遣的途径,正如刘基所说:“凡气有所不平,皆于诗中平之。”同时,现实的痛苦和不幸使作家的某一生活目标无法实现,他们往往会寻求一种心理补偿,于是寄希望于“立言”,通过作品的不朽来获得人生的不朽,用身后之名来证实人生存在的价值,作为在人生苦海中的精神追求。再有就是“述往事,思来者”这种后遇知音的心理期待,也激励作家把文艺创作作为实现人生价值和意义的方式去积极追求。

“发愤著书”说抓住了文艺创作的重要因素——情感,也抓住了情感的重要代表——愤,是一个隐含了抒“愤”和文艺创作之间联系的理论。它对文艺创作发生原因的研究和文艺创作过程本身都有借鉴意义。

注释:

[1]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2]彭定求等:《全唐文》,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

[3]金圣叹:《金圣叹评点才子全集》,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

(余翠萍 广东佛山 华南师范大学南海校区中文系 528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