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首都国际机场有着“第一国门”之称,而作为其“掌门人”的李培英也曾显赫一时。但2009年2月10日,对于李培英来说,却是一个黑色的日子。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贪污罪、受贿罪判处其死刑。那时,这个曾对办案人员说“把‘死有余辜一词用在我身上也不过分”的李培英,心中还留存“侥幸逃过一死”的念头。然而,7月6日上午山东省高院维持一审判决的判决,让李培英听到了死神的脚步声。8月7日,经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李被执行死刑。

一个国有大型企业的董事长,一个受党教育多年的领导干部,为什么会肆无忌惮地利用党和人民给予的权力近乎疯狂地贪污受贿敛财,从而走上一条自我毁灭的不归之路呢?

“权已经有了,缺的是钱”

首都机场公司注册资金50亿元,总资产538亿元,还全资拥有国内15家机场,参股了两家机场,被誉为中国机场公司的“航母”。在企业快速发展的同时,李培英也意气风发地走上了领导岗位。然而此时的李培英想的不是如何开拓创新,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而是将手中的权力与金钱放在了同一个天平上,把权和钱放在一起比较的结果是:权已经有了,缺的是钱!

于是,大权在握的李培英也就有了大手笔的“表演”:

深圳一辉实业有限公司原董事长麦某发现,李培英喜欢豪赌。没有钱又喜欢去赌,自然要找到愿意出钱的人,而这样的人不请自来。麦某有幸成为其中一员。1998年至2001年,在麦某的陪同下,李培英先后14次去澳门赌博,赌场上的李培英由一开始的5000元、一万元、五万元发展到后来的出手就是几百万元!最多的时候李培英一次下注就输了600万元!“成百万的输了五六次,到那个时候就把钱当成塑料牌了!”李培英作了如是的诠释。

赌性发作的李培英不仅在澳门赌,而且假借公出之名“周游”世界各地的赌场。 “不知不觉”中,李培英已输掉赌资2700余万元港币,赌债均由麦某提供担保并通过深圳的地下钱庄为其垫付。麦的公司已经没有钱为其还债了,于是麦某到北京找李培英要债。李培英害怕了,此时的李培英很清楚:“赌债是不能欠的,没准会对生命有威胁,对自己的位置更有威胁!” 一定要想办法渡过“难关”!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此时的李培英竟不知道自己到底欠了多少赌债。麦老板毫不含糊地张嘴就是3500万元!李培英大笔一挥,从首都机场委托给中国民族信托公司的理财资金中私自转走了3500万元,巨额的公款就这样挥霍在了赌场上!

还完钱后不到10天,李培英一时间手痒,又去了澳门。他连续两个通宵没睡觉,在澳门赌场“鏖战”,结果又输了620万元。由于没有人帮李培英还这笔账,这笔赌债一直拖了一年,按照赌场加收利息的规矩已达800余万元港币。正一筹莫展之际,某私营老板覃某送上门来了,于是李培英狮子大张口,一下子便索要了1000万元。作为回报,李培英先后利用投资、担保等方式为覃某提供6.3亿元的资金支持。

此时已没有人敢陪李培英去赌了,他索性一个人到澳门赌博又输了400万。为了还这笔赌债,李培英在要钱的方式上也耍起了手腕,以麦某欠债要还钱的名义向一个香港老板蔡某索要400万元港币。

李培英作为国企负责人,一边是从私企老板手中源源不断地拿到赌资,另一边是从国有资产中掏空了数亿元的资金。

大权独揽,独断专行

早在1995年出任机场党委书记、副总经理时,李培英的内心深处就开始涌动起一股暗流。李培英坦言:“当了机场副总的时候,开始有官的概念了。”在面对朋友的请托时,与其说有了权力的李培英有了帮人办事的底气,倒不如说是找到了炫耀自己拥有权力的机会。

这种改变也慢慢开始在工作中有所显露。此时的李培英集经营、人、财、物大权于一身,下属唯李培英的命令是从,凭一句话、一个批示,李培英就能随意调动大笔企业资金,制度规定早已经形同虚设。“基本自己一个人说了算,大家也都听我的,也配合,这个事让财务办也就办了,让投资公司办也就办了。”当时的李培英可谓一言九鼎!

2000年9月,李培英支出4000万元,与他人一起成立了北京海问创业技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李培英担任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从2000年9月至2007年6月案发,李培英从未向首都机场领导班子通报过投资入股海创公司的事,也未通知单位有关职能部门对海创公司进行监管,首都机场的档案材料中也无入股海创公司的记载。2007年4月,李培英个人从海创公司分得董事费12万元。原来,2000年12月,李培英借机场集团、机场股份委托北广联理财之机,产生贪念,将此4000万元作为亏空打包转给北广联,如此一循环,4000万元就被其个人控制、支配、占有,而且账面上早已做平此款。

还是那个麦某,1996年将自己的公司挂靠首都机场名下,1998年6月到2000年6月,李培英为麦某提供贷款担保总计3.9亿元。

2002年6月,李培英利用担任机场集团总经理的职务便利,接受卓京公司老板覃某请托,安排机场建投以合作开发上海香樟花园的名义为卓京公司提供资金9000万元,期限3个月;2002年9月,李培英再次安排机场建投以合作开发上海香樟花园的名义为卓京公司提供资金9000万元,期限3个月;同年8月,李培英安排机场建投为卓京公司提供借款3亿元,期限一周;同年9月,李培英再次安排机场建投为卓京公司提供借款1.5亿元,期限18天。截至目前,卓京公司仍有2.06亿元本金及部分利息尚未归还。

作为回报,覃某除了帮助李培英还了1000万元的赌债,还送给李在美国读书的儿子100万美元。2003年11月的一天,李培英以有事需用钱为名向覃某索要50万元现金,覃某又将40万元送给李培英。

欲壑难填,拆了东墙补西墙

首都机场集团作为国有大型企业,国家为帮其发展壮大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李培英作为“一把手”,掌握着巨大的经济资源,而当其把权力当作攫取私利的工具的时候,就意味着国有资产的巨大损失。

2000年初,李培英决定将机场集团、机场股份的5亿元资金委托中国民族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理财。中民信用理财资金购买大量股票,2000年下半年,该股票出现较大亏损,作为决策者的李培英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令人想不到的是,就在这期间,李培英还暗地从这笔理财资金中私自转走8250万元。此时,李培英转走的钱加上理财损失已经达到2.6亿多元。为弥补这些损失,李培英动用了自己苦心经营的关系网,找到了华闻控股下属北广联公司。作为条件,机场集团要追加10亿元资金交给北广联委托理财。在签订协议的时候,资产委托协议的收益率比正常的要低,等于最终还是由首都机场承担了理财的亏空。用机场的钱还了机场的账,而且从表面上看,等融资期满后,首都机场账上会显示本金全部归还,还有一定收益入账。本为赚钱的理财投资,国家亏了2.6亿多元,而李培英自己却有了8250万元的“零用钱”!有了8250万元的“零用钱”,李培英用其中的3500万元还了赌债。

1998年,李培英的亲属等3人出资750万元以机场商贸名义投资黄河股份,由于产生了股权转让纠纷不能回购股份,750万的股票眼看就要成为一堆废纸。这个时候李培英为了家人的利益又从这笔资金中划出了750万元。还有4000万元是用于前边提到的海创公司的投资。

办案人员介绍说:“此案涉案数额特别巨大,造成的损失也特别巨大。至今尚有6个多亿的资金没有收回。”

如此巨额的国有资产,在李培英的手里挥霍,对于自己的责任,李培英也不是毫无感觉。事发后,李培英对办案人员忏悔道:“触目惊心,把‘死有余辜这个词用在我身上也不过分。”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

李培英走上贪污受贿的不归路,教训深刻而惨痛。

翻开李培英的履历,他1950年11月出生于河北省广平县的一个农民家庭,1968年中学毕业后当兵,1969年成为我国较早的一批飞行学员中的一员,并且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88年民航体制改革,李培英被分配到了首都国际机场。由于工作出色,不久,李培英便当上了机场公安分局的局长。先后出任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集团公司总裁、党委副书记、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2002年12月任首都机场集团总经理、党组书记(后改任党组成员);2007年1月任首都机场集团董事长。

纵观李培英的成长轨迹,应当说他出身贫寒,有一个苦难的童年;曾经勤奋工作,有一个奋斗的青年;曾经事业有成,有一个辉煌的成年;最终却走向了堕落,以悲剧的晚年收场。李培英留下的教训值得人们深思和汲取。

悲剧不应重演,悲剧也不能再重演!

丧钟为腐败分子而鸣,警钟给领导干部敲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