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荣智 孙鹏飞

《最后的守望》作为上海大学暑期社会实践立项项目之一，是由来自上海大学影视学院08级电视和戏剧等专业的研究生同学共同制作而成的。从四月开始前期准备，到九月后期剪辑完成，共持续五个多月的时间。这是一部关于堕民文化，一种正在消失的文化的纪录。这种通过影像方式的纪录，还基本上是空白的。我们期待通过这些镜头，将自己的足迹，作为一个导引，让更多人了解，中国曾经存在过的这样一种社会现象!

背景及内容阐述

堕民，方言俗称“duo ping”，文人笔下又写成“堕贫”、“惰贫”、“惰民”或“大贫”，有时又将其与“乐户”、“小姓”、“丐户”、“丐头”和“轿夫”相提并论。他们是一种明清时期广布于浙东地区的区域性贱民，其中以绍兴数量最多，在新中国成立后逐渐趋于消融，作为个阶层也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历史上的堕民，犹如流浪于世界各地的吉普赛人，是个深受压迫和剥削、社会地位低下的特殊社会群体。作为种贱民，他们被排除在四民以外，不得与平民杂居、通婚，不得参加科举和纳捐，从事低贱的职业。

堕民的职业，有绞面、详梦、演戏、吹鼓手、剃头、货郎担、阉鸡、收旧货等。因为这些职业低贱，在旧时大多只有堕民从事，所以它们成了个辨别堕民的标志。而堕民区别于乐户等其它贱民的根本标志是门眷。门眷即堕民的寄附特权，指堕民为主顾的人生礼仪场合和四时八节举行趋吉避邪的巫术活动来讨取赏钱赏物的特权。堕民为主顾从事吹吹打打的红白喜事，走动的对象是固定的，是势力范围，主顾必须接受堕民的服役，这成为一种社会习俗在当地被固定下来，堕民没有田地，堕民的“田地”是门眷。

虽然堕民社会地位低下，但是对于戏曲等传统艺术的发展也有自己突出的贡献，这集中表现在绍剧的发展上，出现了六龄童、章艳秋等著名表演艺术家。

堕民在新中国成立后获得真正的解放，他们转化成社会主义普通劳动者，为中国的各项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如今，随着堕民遗老的慢慢离去，堕民即将成为一种历史现象。这段复杂而不乏沉重的历史，不仅对堕民来说是一种伤痛，它对人类来说也是一个伤疤。但是，历史是割不断的，只有了解和认识历史，才能更好地把握今天，从而清醒理智地走向未来。

《最后的守望》片长25分36秒，耗片比1：15，是一部以“堕民”为题材，介绍其来历、形成、特征、职业、社会和经济地位、衣食住行、解放历程等等的纪录片。通过对当地堕民实物的拍摄，对于堕民遗老的采访，积累了丰富的影像资料。以翔实的图文形象地回答了以上关于堕民的基本问题。而从对堕民遗老、堕民后裔、跟堕民有接触的村民的采访中，我们获得了更多直接感性的认知，切实感受到建国对于堕民的解放特殊重大的意义。

项目进程及工作状态

经过策划，我们对于整个活动进行了合理安排，拍摄工作也就按照这个安排有序进行。

四月到六月，主要是阅读堕民研究资料并进行剧本构思。六月底开始进入拍摄工作的具体准备阶段，从确定剧组人员，进行分工，到器材准备、联系采访对象、拍摄日程安排，在这段时间确定下来。七月初到八月初在宁波、绍兴、上虞等地进行实地采访拍摄。八月初到九月初为后期剪辑合成时间。回顾整个拍摄过程，我们的工作呈现出以下状态：

组织上分工明确。我们按照纪录片拍摄的专业分工方法，分成策划、制片、导演、副导演、摄像、外联、采访、录音、剧照、剪辑等各个部门，各个部门都有专人负责，确保了各项工作有序进行。比如说财务这一块，我们集中资金统一使用，分成公共经费和个人经费两项，坐车、吃饭、住宿、礼品等都有记账，到最后统一制作费用表，何时何地何事使用多少钱，一目了然。这样做到了财务的透明和公正。

形成一定的规模。在我们做好策划的时候，我们开始告诉身边的同学。他们十分感兴趣并且愿意加入我们的队伍。其中主要来自本院广播电视、戏剧戏曲学、数字媒体、艺术学专业的研究生同学，以及影视工程系的数位同学，甚至还有来自复旦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及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艺术专业的同学，他们构成了我们的团队。在实际拍摄的过程中，我们摄制组跟宁波市江北区文联和绍兴文理学院、绍兴图书馆取得联系，并且在他们的协助下顺利完成了拍摄任务。

有效的沟通。因为事先跟堕民研究专家有联系，这样我们的拍摄顺利了很多。通过联系她们，我们获得了很多关于堕民村的信息。这些信息对于我们及时调整拍摄计划，有很大帮助。专家们也很乐意作为我们的向导，带我们去下面的村落。到了村里，我们及时跟村委干部取得联系。起先他们不理解，但经过真诚地解释和沟通，他们同意我们在当地拍摄。有一些干部还非常热情地带我们去村子里寻访那些堕民遗老。因为他们的带路，我们跟老人们的沟通也十分顺利。

从七月初到八月初一个多月的拍摄时间里，我们走访了宁波、绍兴和上虞等许多地方：天门下、三埭街、车头村、陈家堰、陶家堰、瓜山村等地。采访了堕民遗老、堕民后裔共计十一人，跟堕民有接触的村民二十人，堕民研究学者和专家五人。在实地采访和拍摄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了书本之外许多新的东西，对于曾经的特殊的社会阶层，也有了更加深人的了解。外出拍摄经验总结

外出拍摄，会遇到许多具体的问题。有些有所准备，有些没有准备在遇到时则要灵活应对。在整个拍摄过程中，我们积累了一些经验，罗列如下：

开好单位介绍信。外地拍摄采访，准备好单位介绍信是必须的。作为学校立项项目，我们取得了学校和学院的双项证明。这在拍摄过程中向地方的单位、组织介绍我们的身份、来由有极大的帮助，为顺利获得地方的采访许可提供了有效的凭证。

找好地方向导。好的地方向导具有两个基本条件，一是熟悉地方方言，有较强的沟通能力：二是能够跟采访地有较好的人际关系，或者能够取得这种关系，方便我们更为快捷地进行采访。按这样的条件判断，这些向导大多为当地的镇委或者村委干部。起初，我们联系堕民研究专家，通过他们我们取得了跟地方干部的联系，他们的配合，为我们在村子里找到堕民遗老和对其进行采访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采访的技巧和方法。鉴于堕民这个特殊的身份，在采访过程中我们首先考虑到的是必须尊重这些曾经受过这些身份伤害的老人，照顾他们的感情，我们不会直接提起这段历史，更不会当面称其为堕民。当然，这给我们的采访增加了很大的难度。为此我们采取迂回引导的方法，通过跟他们聊家庭、儿女、现在的生活，从而引到过去，在跟我们渐渐地熟悉之后，他们把我们当作朋友，倾心交谈。此时，我们了解到这些堕民遗老真实的生活经历，他们精神上受到的苦难，让我们震惊之余，更感觉到记录的责任和意义。除了单独面对面的交谈，我们还通过群聊的方式进行采访。在每一次群聊中，我们确定采访重点，让聊天的参与者帮助我们引导问题。这样的方式好处在于，群聊形成了一个良好的采访气氛，不足在于干扰多。

灯的使用。在拍摄过程中我们以自然光为主，室内则使用照明灯。这样能使拍摄对象处于更加自然的状态，从而达到拍摄时真实的效果。

艺术意义

几百年来，堕民一直是个在体制上被遗忘、情感上被忽视的社会阶层，描述和研究堕民阶层的著作和学术资料有限，以纪录片形式直观展现这个历史上长期存在，依稀可见其遗风的群体，可谓绝无仅有。对于纪录片来说，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主题。这种“新”、“鲜有所闻”为我们的纪录片增添了不可多得的可看性。

堕民的生存状态、从业传艺、风俗民情、语言交流等方面，形成了堕民文化在人类文化中的特殊价值。选择“堕民”这个群体作为拍摄对象，决定了我们工作的人类学意义。对于这一特殊群体的人文关怀，贯穿在我们整个拍摄过程中。在对堕民遗老和他们后裔的采访拍摄过程中，我们采用田野调查的方式，以增添素材的生动性。拍摄期间，拍摄到了许多珍贵的画面，包括堕民从事职业所使用过的物品、即兴的绍剧吹拉哼唱等等。在宁波我们走访了唯一遗留的堕民村——天门下：在绍兴则前往市区曾经的堕民聚集地三埭街：去绍兴周边的县镇寻找历史上的堕民自然村，采集了丰富的影像和语音资料。

在解放前，堕民是贱民，社会地位地下，是被人看不起的，低人等的。堕民这个特殊身份，给他们带来过巨大的伤害。解放后，“堕民”和普通劳动者样，共同建设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随着时间的流逝，那些在解放前为堕民身份的堕民遗老也慢慢地离我们而去，“堕民”将消失在历史的烟云之中。关于中国社会曾经存在过的这段不愿被人提及的历史，也将淹没在时间的河流中。作为影视学院的研究生，我们有责任通过影像的方式将其呈现。著名的人类学家保罗基奥齐指出：“为那些已经消失或正在消失的文化留下可以看得见的证据并不是要刺激人们回归到以往时代，而是应当把这些证据视为一种可以促进对人类本身的认识的信息资料。”堕民的历史是沉重的，我们通过影像的方式将其介绍给大家，也是为了有一个更加全面、客观的立场去认知历史、反思自我，进而珍惜平等、自由的现在，共创和谐、美好的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