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立正确的辞书编纂苦乐观
2009-01-25温端政
摘要文章联系个人从事语典编纂的实践,叙述了收集资料过程中的苦与乐,推敲释义过程中的苦与乐,探索、继承和创新过程中的苦与乐。认为辞书编纂的过程,是苦中有乐、乐中有苦、苦乐交融的过程。成功的辞书编纂总是备尝艰辛而最终享受无穷的乐趣。树立正确的辞书编纂苦乐观,有利于鼓舞辞书编纂者的斗志,有助于吸引更多的学者从事辞书编纂事业。
关键词树立正确辞书编纂苦乐观
辞书编纂的艰苦是人所共知的,但究竟“苦”到什么程度,“苦”中有没有“乐”呢?长期以来,笔者一直在思考着这个问题。
把辞书编纂的“苦”形容到极致的,是捷克学者拉迪斯拉夫·兹古斯塔(Ladislav Zgusta),他在《词典学概论》一书(林书武等译,商务印书馆,1983)“导论”中引用了J,J,斯卡利格和H,A,格利森的一段话:
毫无疑问,词典编纂工作是语言学工作中非常困难的一个领域。
许多词典编纂者都表露过这方面的感受,其中最动人的大概要数J:J,
斯卡利格(十六一十七世纪)根据他编纂词典的长期经验说出的一段
话。他用优美的拉丁诗句说过:十恶不赦的罪犯既不应处决,也不应判
强制劳动,而应判去编词典,因为这种工作包含了一切折磨和痛苦。
当代学者H,A,格利森更加言简意赅、但仍一语中的地说过:“词
典编纂工作极端令人厌烦,要求十分苛刻。这是一项大得难以置信的
工程。”
兹古斯塔主编的《词典学概论》,是1971年经“哲学与人文科学国际委员会”推荐,由当时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所属出版社出版的。出版之后,备受推崇,这种极端夸大辞书编纂“痛苦”的言论,也就随之广为传播,对我国辞书界自然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笔者虽然算不上专业的辞书编纂者,但多少也主编、参与主编或参与编纂过一些辞书,其中既有小型的,也有大中型的。如果从1979年参与编写《歇后语词典》(北京出版社,1984)开始算起,也有30年了。要是真的如J,J,斯卡利格和H,A,格利森所言,“这种工作包含了一切折磨和痛苦”,“极端令人厌烦”,早就该洗手不干了。何以如今已是耄耋之年,仍乐此不疲呢?何以在我们的团队里,有不少人参编了一本,又继续参编另一本,热情不仅不减,而且越来越高呢?
看来,辞书编纂的苦乐问题,还是有进行一番讨论的必要。
一、收集资料过程中的苦与乐
也许有人会说,辞书编纂之前,要做大量的资料工作。难道繁琐的资料工作不包含“一切折磨和痛苦”,不“极端令人厌烦”吗?
是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翔实而丰富的资料是辞书编纂的基础,而收集资料无疑是一项艰难的工作,往往包含了某些“折磨和痛苦”,但并非“极端令人厌烦”,因为它同时也是一个享受乐趣的过程。
先从编纂上面提到的《歇后语词典》谈起。
在此之前,歇后语类的工具书也出过一些,多是语目汇编,既无注释,也无书证,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辞书。我们试图来一个突破,既有注释,又有书证。于是埋头于古今文献,从中收集歇后语语料。我们发现,运用歇后语的语料,大量存在于近现代文艺作品,特别是小说和戏剧之中。于是,我们尽可能地翻阅包括元明杂剧在内的近现代文学作品,包括《金瓶梅》《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儒林外史》《儿女英雄传》《醒世姻缘传》及“三言两拍”等在内的近代白话小说,和《子夜》《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四世同堂》等现当代作品,从中收集歇后语语料近万条,一一制成卡片。这个过程,看起来似乎枯燥无味,实际上是苦中有乐。因为它并非单纯收集资料,而是包含着品读、欣赏的过程。
例如,当读到《金瓶梅》第六十一回潘金莲用猫吓死了李瓶儿的儿子之后所说的一段话,我们深深感受到歇后语在刻画人物性格上的特殊作用:
话说潘金莲见孩子没了,每日抖擞精神,百般称快,指着、r头骂道:
“淫贼妇!我只说你日头常晌午,却怎的今日也有了错的时节?你斑鸠
跌了弹,也嘴答谷了;春凳折了靠背儿一一没的倚了;王婆子卖了
磨一一推不的了;老鸨子死了粉头一一没指望了。却怎的和我一般?”,
这里连用了四个极具讽刺意味的歇后语,生动地表现了潘金莲泼辣狠毒的性格。
再如,《红楼梦》第六十五回尤三姐回击贾琏、贾珍的调戏时,连用了“清水下杂面——你吃我看”、“提着影戏人子上场儿——好歹别戳破这层纸儿”、“偷来的锣鼓——打不得”三个歇后语,辛辣地嘲讽了两个纨绔子弟,凸显了尤三姐坚贞不屈的叛逆性格。
这样就把搜集语料和文学鉴赏结合起来,可谓苦乐结合,并未受到“一切折磨”,并无“极端令人厌烦”之感。
如果说,收集编写《歇后语词典》的资料只是牛刀小试,那么,为编纂《中国俗语大辞典》所进行的语料收集工作则是更严峻的考验。
我们是在1983年应上海辞书出版社之约开始编写《中国俗语大辞典》的。当时在资料上除了有些歇后语语料外,其他可谓“一穷二白”,一切从零开始。我们把参加资料收集的人员分成三个组,分别收集经史子集,近代小说和戏曲以及现当代小说和名家全集、选集、文集里的俗语。阅读古今图书近两千种,摘录书证十万多条。在这一过程中备尝艰辛。其中经史子集是最难啃的骨头。
本书副主编、经史子集组负责人王树山教授在回忆和其他三位学者到山西省图书馆借阅古书、抄录卡片的情况时写道:
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工作,这是一场苦打硬拼的战斗,虽说是眼前
没有刀光剑影,耳里没有万炮齐鸣,但思想的高度紧张,精力的高度集
中,使我们的身体的承受力,不能不说是每天到了收工时都达到了极
限。
然而,尽管工作如此艰苦,并没有一个人打退堂鼓,而是越来越痴迷,越来越“欲罢不能”。当1989年,利用这些语料编写而成的《中国俗语大辞典》和根据所收集到的语料筛选、辑录而成的六卷本《古今俗语集成》,分别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和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时,一切劳累都烟消云散,剩下的只有成功的愉悦和难忘的记忆。
二、推敲释义过程中的苦与乐
释义无疑是辞书编纂中最具有挑战性的环节,编写释文的过程往往是编纂者所受“折磨和痛苦”最多的过程。令我们体会最深的是《中国俗语大辞典》编纂过程中对释义的推敲。
为了把好释义关,编写组内部实行主编负责制,即编写好条目后,先由各组的负责人进行初审,再由副主编审订,主编把关,然后交出版社审阅。出版社实行三审制,由责任编辑审阅后,请资深编审复审,然后由总编把关。原先,我们以为交给出版社的稿子已经是尽了最大努力的,应该没有什么大的问题。没想到,出版社在审稿过程中居然提出了]200多个问题,其中大部分是释义方面的问题。
于是,我们就出版社提出的问题,再次推敲了释文,发现大部分是原稿有误或不准确,出版社改对的;还有一小部分是原稿有误
或不准确,出版社也没有改对;还有很小一部分是原稿基本正确,出版社改动欠妥的。分别举例如下:原稿有误或不准确,出版社改对的,如:
“破车之马,可致千里”原稿:比喻不受常规约束的青年,往往是最有才干的英杰。改稿:比喻浪子回头,仍可成就大事。
“能理乱丝,乃可读诗”原稿:能够理顺乱丝的人,才可读诗。指诗意不易分析。改稿:能够理顺乱丝的人,才可读诗。指领悟诗意须静心琢磨。原稿有误或不准确,出版社也没有改对的,如:
“请字儿不曾出声,去字儿连忙答应”原稿:主人对客人来时没有说个“请”字,当客人说要走时,连忙应声送客。形容主人对来客不欢迎的态度。改稿:谓客来时不说“请”字,客去立刻应声送走。形容对来客不欢迎。定稿:主人的“请”字尚未说出来,客人就连忙答应“去”。指客人迫不及待地盼望应邀。原稿基本正确,出版社的改动欠妥的,如:
“媒人婆迷了路儿,没的说了”原稿:做媒的人对地方上的情况最为熟悉,如今连她们也迷了路,那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指无话可说,不能申辩。改稿:做媒的人本来走街串巷,熟门熟路,却不认得路了。比喻已没有办法。定稿:媒人婆出门是为了给人说亲,迷了路就说不成了。指无话可说,不能申辩。这样层层把关,大大提高了释义的正确性和准确性。但时过20年,再回过头来检验该书的释义,还是有不少失误。
一是有的释文停留在表层的字面义上。未能指明深层的要义。如“白头如新,倾盖如故”,解释为“指有的人从初次相识到白头还不相知;有的人见上一面却如同故人一样”,没有指出“交友不在时间长短,贵在相知”这个要义。又如“船不离舵,客不离货”,原解释为“船不可无舵,商贩离不开货”,未点明“船离开舵,就会失去航行方向;客离开货,就容易失盗”这个要义。
二是释文模糊。没有指明具体意义。如“狗有湿草义,马有垂缰志”,解释为“指动物也讲义气”,显得过于笼统。按,湿草,也作“展草”,晋·陶潜《搜神后记》卷九:“广陵人杨生,养狗一,甚怜爱之,行止与俱。后生饮酒醉,行大泽草中,眠不能动。时方冬月,燎原,风势极盛。狗乃周章号唤,生醉不觉。前有一坑水,狗便走往水中,还以身洒生左右草上,如此数次,周旋跬步,草皆沾湿,火至免焚,生醒方见之。”垂缰,也作“垂鞭”,南朝宋·刘敬叔《异苑》卷三:“苻坚为慕容冲所袭,坚驰騧马,堕而落涧,追兵几及,计无由出。马即踟蹰,临涧垂鞍与坚。坚不能及,马又跪而授焉,坚援之,得登岸而走庐江。”后指动物都讲义气,知道报恩。常用来斥责忘恩负义的人。
三是主动、被动错位。导致误解。如“杀人不过头点地”,解释为“把人杀了,只不过脑袋撂到地下。形容杀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按,此语实指即使被杀头,也不过是脑袋掉在地上,没有什么了不起。原释文把被杀,错成杀人。又如“奴要白饭,马要青刍”,解释为“奴仆要用白饭招待,骏马要用青刍喂养。比喻对宾客要盛情款待。”按,此语实指奴仆要吃饭,马匹要吃草料。意为使用人和牲口也要付出代价,不是白使唤的。
四是对语目中的重点语素疏于推敲,导致释义失误。如“公人见票,牲口见料”,解释为“衙役见了钞票,就像牲口见了草料那样贪婪”。按,票,票子,旧时官府因案传人或拘人的凭证。衙役持票可乘机向当事人榨取钱财。原释文把“票”误作钞票。又如“进士好吟诗”,解释为“指读书仕进的人都喜欢吟诵诗”。按,原释义误解了“进士”和“好”的含义;此语实指科举时代中了进士的人,所做的诗容易被认可。引申指有地位有名望的人所做的诗,即使不好,也会得到吹捧。
五是未了解真实含义,主观猜测而误。如“百无一有,百巧百穷”,解释为“指能工巧匠们全是穷人,百人中没有一个富有的”。按,此语实指人只要精通一门技艺就可立身,不必样样都会;样样都会的人,反而会贫穷。意在告诫人技艺要专精。又如“棺材头边,哪有咒死鬼”,解释为“人死并不是由于鬼怪诅咒。指生死祸福皆由自取或命里注定”。按,此语实指,装在棺材里面的死人,没有一个是由于被人咒骂致死的。意在说明想用咒骂使人致死,是白费心思的。
上面列举的事实表明,要做到正确释义是多么不容易。它确实包含了“折磨和痛苦”。尤其是释义中的失误未能在出书之前发现,以致出书后误导读者,内心的负疚感更是“折磨”人。然而这只是事情的一面。另一个方面,正是因为释义难,每当突破一个难点,便喜在心头。即使是出了书之后,发现了错误,也感到这是一个进步,是新的收获。因此当上海辞书出版社决定出版新版,使我们有机会改正错误时,欣喜之情又涌上心头。
三、探索继承和创新过程中的苦与乐
辞书编纂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提高的系列性“工程”。其中贯穿着继承和创新两个基本点。继承不易,创新更难。这方面我们也深有体会。
2002年5月,商务印书馆约笔者主编《新华谚语词典》《新华惯用语词典》和《新华歇后语词典》,笔者接受这一任务时,感到压力很大。因为在此之前已经出版过不少同类辞书,里面有些就是笔者主编、参与主编或参与编写的。要在原有基础上,有所提高,有所前进,有所突破,并不容易。要超越自己的过去,更是难上加难。
如何破解这个难题呢?
吕叔湘先生曾经说过:“词典是语汇研究的成果。”l_3]这就告诉我们,要使语类辞书编纂达到一个新的水平,根本的途径就在于加强对“语”的理论研究。而这正是笔者撰写《汉语语汇学》(商务印书馆,2005)的主要动力之一。
汉语语汇研究,特别是语的性质和分类的研究、语的意义的研究,对语典编纂有直接的指导意义:语的性质和分类的研究,有助于使语典的立目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而语义的研究则有助于掌握语的释义的基本原则和科学方法。
对于综合性语典来说,划清语和非语的界限是正确立目的前提。语的性质的研究,为划清这种界限提供了科学依据。根据对语的性质的分析,我们把语定义为:由词和词组合而成的、结构相对固定的、具有多种功能的叙述性语言单位。在这里,“结构相对固定”和“叙述性语言单位”是最为重要的。结构相对固定,使语和自由词组区分开来;语言单位,使语和非语言单位(如格言、名言等言语单位)区别开来;叙述性的语言单位,使语和概念性的语言单位(实词)区别开来。
对于专类语典来说,语的合理而具有可操作性的分类是正确立目的前提。然而,语的分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前人做过许多尝试,都未能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我们独辟蹊径,在分析语的性质的基础上,采用形式和意义相结合的方法,从两个层面进行分类。第一个层面,根据语的叙述性特征,把语分为“表述语”、“描述语”和“引述语”三种类型。通过这个层面的分类,把谚语(属于表述语)、惯用语(属于描述语)和歇后语(引述语)区分开来。第二个层面,根据语法结构、语义结构或语音结构采取“二二相承”形式的特征,把成语从“表述语”和“描述语”中分离出来,自成一类。
这个分类系统,较好地反映了汉语语汇系统的基本特点,具有分类标准明确、语类之间界限清楚、分类结果符合传统习惯和人们语感等优点,不仅具有科学性,而且具有可操作性和可接受性,对于语典,特别是专类语典的立目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新华谚语词典》《新华惯用语词典》和《新华歇后语词典》的立目,正是在这个分类系统的指导下进行的。
首先,进入本系列辞书的必须是“语”,非“语”一律排除在外,像“马后炮”、“聚宝盆”、“摇钱树”、“乌纱帽”、“擦边球”等概念性的语言单位(《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都注明是名词),一概不收。
其次,三本词典分工明确,基本上不重复收条,如“贵人多忘事”、“多行不义必自毙”、“吃一堑,长一智”、“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等,都属于非“二二相承”的表述语,收入谚语词典;“不问青红皂白”、“此地无银三百两”、“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等属于非“二二相承”的描述语,收入惯用语词典。
如果说,立目是辞书编纂的首要环节,那么,释义则是辞书编纂的中心环节。语典的正确释义,有赖于对语义特点的研究,以及对语义分析和语义描写的研究。基于这几个方面的研究,我们提出了语典释义的两个“原则”和两个“注意”:坚持“从语料中来,到语料中去”的原则,坚持释文的叙述性原则;注意体现语义的特点,注意辨别比喻义和非比喻义。其中,坚持“从语料中来,到语料中去”的原则和注意体现语义的特点尤为重要。
“从语料中来,到语料中去”,是指释义要从分析语言事实人手,然后又用语言事实来检验。如谚语“官向官,吏向吏”、“恶贯不可满,强壮不可恃”,上文提到的《中国俗语大辞典》(初版)分别解释为“指护着自己人”和“坏事不可做尽,一时的强壮靠不住”,都嫌笼统。编写《新华谚语词典》时,根据所收集到的语料,分别解释为“指旧时官场腐败,官吏总是相互袒护”和“指作恶太多或恃强纵欲过度,死神就会降临”,更加切中要义。
又如惯用语“不知道马王爷几只眼”和“喝惯了的水,说惯了的嘴”,《中国俗语大辞典》(初版)分别解释为“比喻不知好歹”和“比喻难以控制”,也都显得笼统。编写《新华惯用语词典》时,根据所收集语料,分别重新解释为“讥讽人愚蠢无知,不晓得对手的厉害”和“形容人爱说话,嘴巴管不住”,使释文更加清晰,与所引书证相配。
歇后语本来就很通俗,释义看起来很简单。其实不然。歇后语的语义构成有许多特点,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双关性。这是歇后语之所以为人们喜闻乐见的“奥秘”所在。《新华歇后语词典》把歇后语的“双关”现象归纳为“语音双关型”、“语素义双关型”、“组合双关型”、“综合双关型”等四种类型,并相应地采用了不同的释义模式,从而进一步提高了释义水平。
《新华谚语词典》《新华惯用语词典》和《新华歇后语词典》还在部分条目释义后面,开辟了“知识窗”,扩展了知识面,对释义起到补充作用。
提高释义水平和提高立目水平一样,是一个没有穷尽的过程,每前进一步都离不开认真的学术研究。而这无疑是一个充满“折磨和痛苦”的过程。然而,每当在继承和创新的道路上有所收获,感到辛苦没有白费时,一种欣慰之感不禁油然而生。
四、结语
辞书编纂和一切有意义的工作一样,不能不付出艰辛的劳动,可能要经受某种折磨和痛苦,然而这种折磨和痛苦与“十恶不赦的罪犯”受到法律制裁,被迫经受的牢狱之苦有本质上的区别。
辞书编纂固然“要求十分苛刻”,但它并非“极端令人厌烦”,它既是一项充满困难的工程,又是一项具有独特魅力、引人入胜的工程。它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促使人们锲而不舍地去克服种种困难。因为在这克服困难的过程中,并非只有“折磨和痛苦”,而是苦中有乐、乐中有苦、苦乐交融。实践表明,辞书编纂过程中的苦和乐是可以转化的。成功的辞书编纂总是备尝艰辛而最终享受无穷的乐趣。孙锦标的学生徐昂为孙氏《通俗常言疏证》(1925)一书所写“后序”称:“是编搜辑垂十年,稿经五易,皆手自缮录。每际盛暑,汗淋热蒸,蚊攒蠡肤,而伏几自若。冬寒砚冰冱结,指皲瘃,艰于屈伸,犹呵冻作字如蝇头,笔画不少苟。盖以是娱老,,而非自苦,且欲以喻诸人。”“以是娱老,而非自苦”,生动地说明了苦乐之间的辩证关系。
树立正确的辞书编纂苦乐观,有利于鼓舞辞书编纂者的斗志,有助于吸引更多的学者特别是中青年学者从事辞书编纂事业。事关辞书编纂队伍的巩固和壮大,不能不认真对待。
附注
[1]王树山,夕阳无限,香港:香港金陵书社出版公司,2003:71—73。
[2]本文第二部分提及的《中国俗语大辞典》(初版)误释的例子,有些是王树山先生提供的,特此致谢!
[3]吕叔湘,语言和语言学,//吕叔湘语文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37。
[4]温端政,汉语语汇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70—71。
[5]孙锦标,通俗常言疏证,北京:中华书局,2000:1。
参考文献
1[捷]拉迪斯拉夫·兹古斯塔主编,词典学概论,林书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2温端政,汉语语汇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3温端政,语汇研究与语典编纂,语文研究,2007(4)。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太原030006)
(责任编辑王慧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