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驻外记者 乔生 林雪原 青木 黄晓闵 ●本报特约记者 周 礼 王秀森●本报记者 胡 笳

“到底该如何提振经济？”这个巨大的问号困扰着世界各国政府。用去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的话说:“现在是非常时期，要用非常手段。”于是，为了抵抗经济寒冬，各个政府使出众多刺激经济的手段，而发放消费券则成了能否刺激消费的热门讨论方案。有经济专家认为，自上世纪大萧条催生凯恩斯主义后，政府采用扩张财政手段、在经济衰退时扮演积极角色就已成为普遍共识，但可惜的是，人们至今也没有找到完美的方案：推动大型公共建设可能造成对民间资金与机会的“挤出效应”；退税、减税或其他现金补助方式则可能再次造成储蓄。这也是至今虽有多国政府酝酿发放消费券，却迟迟没有实施的重要原因。在赞成者看来，发放消费券是有效且适时的政策，而反对者却批评它是“刺激消费的快乐丸”、甚至是“包裹糖衣的毒药”，将给未来埋下隐患。发放消费券到底是不是一个有效的方法？它是否适宜在中国大范围推行？

国际舆论审慎看待台湾消费券成效

18日，台湾当局开始向所有岛内民众发放消费券。此前，日本、韩国、新加坡、德国、阿联酋等国和中国的香港、澳门地区也都在酝酿类似计划，但中国台湾是全世界第一个发放消费券的经济体，因此引起了多方关注。美联社报道说，台湾2009年的经济形势不甚乐观，台当局预测经济增长率为2.12%，而几家研究机构的预测为2%。美联社称，台湾2326万人都将获得新台币3600元（近100美元）的消费券，使用期限至今年9月30日，台当局估计这将为GDP贡献0.6%的增长率。英国广播公司则报道说，台湾的消费券是以红色信封包装，在农历春节前夕发放给民众的，“是象征吉庆的红包”。连续几天，台当局发放消费券盛况空前，领取率高达90%以上。这两天，岛内各地的商场或大卖场人潮比一般假日多了三四成。有岛内学者预测，消费券刺激经济的模式将沿此路线传递：民众以消费券购物——商店向供货商进货——供货商向工厂下订单——工厂向原料商买材料——原料商再向原物料厂商订货，如此一来，至少经过四五次消费，再加上运输、人工等，消费券至少可为台湾增加1000亿元（新台币，下同）的民间消费空间。台经济部门甚至表示，如果财政许可将考虑发二次消费券。

对此，国际舆论大多持审慎态度。新加坡《海峡时报》19日说，台湾人习惯存钱应对未来，被寄予厚望的消费券带来的刺激消费作用可能不会实现。该报采访的一位岛内72岁老人就表示，将用消费券购买油、盐等生活用品，“这样一来我就能够存下钱来”；民调也显示，2/3的人表示将把消费券用于购买日常用品，而不会花在其他商品上。英国《金融时报》说，台当局为发放消费券将举债837亿元，还有发放作业、宣传、印制等19.18亿元花费——只为了刺激消费并提振台湾下滑的经济。路透社称，国际三大评级机构之一的惠誉评级已在19日将台湾货币的评级从稳定调整为负面，因为“发放消费券将导致政府赤字不断增长，台湾公共财务近年来的改善状况将会出现逆转”。

其实，自台当局去年11月公布消费券发放方案后，岛内也争论不断。第一就是发放是否应该有“排富条款”。起初，台当局计划只向年收入在120万元以下的家庭发放，但立即引发民众抱怨。很多人都觉得年收入120万元的家庭生活也很吃紧，而且中产阶级才是消费的主力群体。第二是成本问题。据岛内媒体估算，除了消费券发放特别预算案的8００多亿元总经费，台各地还要设立1.4万多个发放所，动用警力8万人，仅为此编列的服务、咨询和管理人员预算就高达1000万元。第三是实际功效问题。有岛内舆论认为，对于台湾这个出口导向市场，内需再怎么提振都救不了外销市场的持续低迷。

10年前，日本发生过失败案例

法新社报道说，台湾发放消费券的构想来自日本。但日本政府10年前的那个政策却被大多数人认为是一个失败的案例。1999年，深陷经济危机的日本为刺激内需，向15岁以下65岁以上以及弱势群体发放每人2万日元消费券，总值高达6000多亿日元。但日本财政部发现，最终效果不尽如人意，消费券仅有３成被用于消费，而６成以上被转化成储蓄——日本民众用消费券购买了大量生活必需品，然后把省下的钞票存入银行。该年，日本境内因消费券推动的新增消费总额为2025亿日元，仅占名义GDP的0.04％。

去年11月，日本政府再次宣布发放消费券，定额补助平均每人1.2万日元（约合人民币920元），向65岁以上和18岁以下者多发放8000日元。但这个计划却一拖再拖，至今没能实施。在此过程中，首相麻生太郎因为对发放对象设限问题几次转换态度，支持率直线下降。起初，经济财政担当相与谢野馨主张向高收入者设限，麻生马上撤回了向所有家庭发放的承诺，表示只面向穷人和困难者；6天后，麻生又转变态度称，“设定收入限制太费事，不如请高收入者主动放弃领取”。12月初，麻生又说：“如果有人不想要，可以不去领”；3天后，他又称：“有1亿日元收入者不领补贴是正常的，这是做人的自尊问题。”此言立即招致舆论对麻生有意将责任“转嫁”给国民的批评。

有日本经济界人士算了一笔账，认为发放补助金需要2兆日元，这笔庞大资金如果投入到社会福利事业，将会取得较大成效，比如可以改善全国中小学校舍的耐震强度，可以提高护理行业人员工资，可以部分解决医师紧缺状况，可以让太阳能发电设备进入千家万户，可以改造100万辆电动汽车用以代替一般汽车……

德国各党派争论不休

德国也在为到底该不该发消费券而争论不休。去年底，德国媒体披露说，根据执政社民党党团提出的构想，财政部正研拟发放面额500欧元的消费券，儿童和青少年减半。消费券可用于购买生活消费品、其他零售用品或支付水电工的账单，但前提是必须自己再拿出200欧元一起消费，并在8周内用完。但同样在大联合政府执政的基民盟却坚决反对，基民盟国会党团主席考达说，发消费券效果太短，一个月钱就花光了，而且民众可能拿来买进口货，无法帮助本国劳工。该党黑森州州长科赫甚至称这是一个“发疯计划”。据称，总理默克尔也在私下反对这个计划。《环球时报》记者在柏林著名的购物街库当大街随机采访了10位民众，有9人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一位叫德拉纳的家庭主妇说，自己一个月前刚失业，家里5口人只靠丈夫一人1600欧元的工资生活；因此，这笔钱可以救急。另一位叫马库斯的人说，这个方法“很公平”，比那些没用的救市计划更实际。也有一位民众说，这是一个“玩笑”，“政府哪有这么多钱给老百姓”。德国世界经济研究所知名经济学家施特劳哈教授对《环球时报》记者讲述了消费券在德国的历史。他说，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曾推出消费券计划，每周给民众发放小面额的消费券，用于购买食物、衣服等日常用品。希特勒甚至强制让企业发工资时用消费券代替一部分工资，并规定必须用完。德国的消费市场因此出现景气。施特劳哈教授认为，消费券的最大好处是重拾信心，即使其效果只是昙花一现。

在美国，“消费券”是以退税和发放粮食券的形式出现的。自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美国历次的经济刺激方案大多以退税和放宽粮食券发放为主。去年２月，美国通过了退税法案，给家庭年收入3000美元以上20万美元以下的中低收入家庭退税，受益者多达1.3亿个家庭。个人退税金额从300—600美元不等，家庭退税则在600-1200美元之间。据调查，有一半的退税支票被用于购买大宗商品尤其是电器，另一半被用于还信用卡债或储蓄以备不时之需。在这次金融危机中，美国政府粮食券发放金额比2007年增加了近4成。去年9月，共有3150万人领取粮食券，占全美人口的10.3%。粮食券制度在美国有近70年历史了。粮食券主要用于购买食品，对申请人有严格限制，政府对发放标准也有一套复杂的计算公式。在纽约，每人每月领取的粮食券大约在100美元左右。虽然政府规定粮食券不能用于购买烟、酒，但还是有些商店违规销售烟酒给粮食券持有人，还有中间商专门收购粮食券。

发消费券，中国大陆适宜吗？

金融危机期间，“欧元之父”蒙代尔曾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多国提出发放消费券的建议，其中也包括中国。按照他的建议，中国可以拿出1万亿元人民币发给民众，限定在一个季度内用完。由此测算，可拉动中国经济1.33万亿元，相当于单季度GDP的18％。对于这个建议，国内外一直争议不断。常年研究经济的日本JCC新日本研究所副所长庚欣是消费券的支持者。他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政府在消费不振时发放各种补贴是一种非常时期的常用手段，可以直接刺激消费，会带动消费扩张；还能在危机严重、消费信心过低时振奋人心；而对于低收入家庭这些在危机中最缺少安全感的人群来说，即使是微不足道的补贴也是他们过一个平安年的“大红包”，这对社会稳定非常有助益。

“消费券不仅不适用于中国国情，也不适用于绝大多数情况。”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梅新育博士是类似计划的强烈反对者。他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发放消费券听上去好像还富于民，但静下心来一想会发现，这会严重影响国家政策的稳定。“过去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是因为财政方面的危机，导致整个经济社会陷入动荡”。梅新育说：“应对自然灾害时，人们失去了所有的生产、生活资料，急需的是救命；而这一轮提振经济是为了应对经济危机，跟自然灾害完全不同。更何况中国面对的不是经济萎缩，而是经济增长率下降。”在梅新育看来，盲目追捧消费券这种无偿获得的福利，还将损害中国人自古以来宝贵的自我奋斗精神。他认为，一个民族或国家，最重要的素质就是自强不息、奋斗向上的精神。“社会主义国家改善人民的生活，应该强调按劳分配，而不是不劳而获”。此外，他还表示，如果只在既有体系下对社会低收入人群发放消费券，跟低保没什么区别，反而可能造成社会资源浪费。而且消费券是一次性的，不可持续；如果月月发放消费券，还不如减税或者以工代赈更加有效。对于台湾发放消费券引起的民间轰动，梅新育表示，台湾经济体比较小，情况较为简单，它的做法不足以为大陆借鉴。

中国经济学家左晓蕾日前以西方国家以往常用的“挖沟填沟”政策得失，来分析中国是否适宜发放消费券。大萧条时期，只有靠政府增加支出和投资，才能扩大内需带动经济增长，政府甚至可以采取极端行为，找一批人来挖沟，再找另一批人来填沟，给毫无实际意义的劳动支付工资，以增加社会的支付和消费能力。这就是所谓的“挖沟填沟”。二战后，德国就采取过这种非常举措，甚至大规模印发钞票。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研究大萧条危机应对时也有一个观点：坐在直升机上散发美元，是解救危机的撒手锏。左晓蕾认为，“挖沟填沟”只是经济处于完全无法正常运行的大萧条时期的不得已手段，是冒着高通胀风险换取经济复苏。德国后来就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不得不用新货币取代旧货币来解决无法遏制的高通胀。左晓蕾认为，中国经济远没有恶化到必须超常规扩大财政赤字，靠印钞票、发消费券来维持经济运行的地步，只要更有效地使用财政资源，比如有效利用4万亿政府投资拉动民间投资；大力度启动农村消费、改善城市消费结构等，中国经济完全可以在有序恢复正常运行的同时，改变增长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