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广明

普通中国人对彭定康的印象，通常会与“大批判”三个字联系起来。1990年代中前期，来自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人民日报》的批判彭定康的官方檄文充塞着中国人的耳目。其时不少中国官员指斥彭定康是“毒蛇”、“小偷”、“娼妓”、“千古罪人”，以及为民主派跳“最后探戈”。

对此，彭定康在《非一般的外交家》一书中写道，“担任港督期间，我和中国及其领导人的关系成了许多评论以及打趣的主题，这是因为他们极富想象力地使用了汉语的丰富性来谴责我。”但是，当彭定康离开香港两年后，担任欧盟委员，负责外交关系，“从那以后，中国领导人对我极好，就像中国人说的很给‘面子，给我高规格的接待，向我展示了最慷慨和友好的一面。”当彭定康任欧盟委员后第一次见到一位中国高官时，该官员用英语对他说，“彭定康，这次我们应该合作了。”“不错，”彭定康回答，“但是我上次就希望能够合作。”

《非一般的外交家——关于国际事务的逆耳忠言》一书出版于2005年，2008年引入国内。他在书中坦白地陈述了自己对于英国、欧洲、美国和快速变化的世界的看法，包括世界局势的发展过程以及我们应该怎样应对今后的挑战等。

彭定康早年在牛津大学攻读现代史，1966年加入英国保守党研究部，开始其政治生涯。1979年当选英国巴斯选区的下议院议员，1990年任保守党主席，1992年出任香港总督，1997年见证了香港回归中国的历史时刻。

作为一个欧洲人，一个保守党人，彭定康信奉市场、个体企业、限制政府角色、参与式多元主义、个人责任、家庭的重要性和法治。

彭定康毫不掩饰自己对美国的推崇，“在我有生之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都是全世界的学校——给每个民族、每个大陆、每个文明以教育。美国是其他国家实现愿望的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和典范，是其他国家效仿的对象。”

在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相互关系的辩论中，印度和中国不可避免地被多次引用。两者分别是发展中国家政治民主与经济成功的典范。彭定康在书中说了一段轶闻：撒切尔夫人访问中国时曾有人问她，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哪个应该放在首位。撒切尔夫人的回答是：哪个开始并不重要，因为最终你要同时完成这两个目标。印度前工商部长卡迈勒·纳特则颇为自信，“中国可能赢得短跑，但印度将在马拉松中获胜。”

香港浸会大学在1997年3月13日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62%的受访者赞同彭定康的表现。

政客或者政治家，历来就有对政界人物的二分法。其中划分的标准，首当其冲的就是价值观与操守——是为了一已之利蝇营狗苟，随波逐流，沽名钓誉；还是秉持天下为公的理念，不计一时毁誉，为民众谋福祉。历史上，始终是政客多而政治家少的。

彭定康算一位政治家吗？算，当然算。

《非一般的外交家》彭定康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

《终极之问》

［美］阿·尼科利著

江西人民社 09年1月

弗洛伊德和C·S·路易斯，前者是心理分析大师，后者是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多年授课座无虚席的教授，在这本书中，他们探讨了人生的诸多终极问题：人应当有信仰吗？生命中最大的欢乐之源是什么？追求享乐是惟一的目的吗？所有的爱都是性的升华？人生的苦难如何解决？弗洛伊德认为世上所有的爱都是性的表现，路易斯却把性欲和爱情分得清清楚楚，他说，“也许有人会先对一个女人产生性欲，然后才‘爱上她，但我认为一般人并非如此。”

《问学记》

许倬云著

广西师大社 08年8月

在《人鼠之间》一文中，作者由实验室里白鼠的行为模式（新来的白鼠学得比已经掌握一套知识的白鼠快而且较少犯错）联想到人类的学习能力，以及保守主义是怎么产生的：人类自以为正确的答案，源自一连串的尝试与试错：他学习得越长久，对于答案的印象越深刻；他的答案保持有效的时间越长，他对于答案的信心也就越强，于是就造成了他对于一套答案的执著，造成了拒绝改变习惯，造成了保守性。“中国人习惯于循一条路走，习惯于这‘惟一的真理，惟一的模式，所以一旦路走不通时，心理上不免出现天崩地坼的危势。”

《十八世纪中国社会》

［美］韩书瑞著

江苏人民社 08年8月

西方对于18世纪中国的看法，首先出现在一些住在北京宫廷中的欧洲传教士和行走在清帝国各地的外国商人的报告中，这些人震惊于中国文化的精美辉煌。他们如此抬举当时的中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对于已经发生的轰轰烈烈的英国工业革命茫然无知。作者认为，从19世纪的角度来看，18世纪的中国并不值得夸耀，“道光年间因鸦片贸易造成了经济不景气，同时又因被欧洲列强打败而蒙受耻辱……这时的文人对明后期的激烈党争仍心有余悸，又畏惧官方的文字狱，因而就退而从事史学和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