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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道玉 现在大学变成了衙门

2009-01-21陈彦炜

南方人物周刊 2009年2期
关键词:人物周刊校长教授

陈彦炜

重点大学不能搞成教,不能搞独立学院,不能搞普及性的应用技术普通大学招那么多研究生,还招那么多博士,全乱套了。

深秋的江城空气有些湿冷,武汉大学校园水雾重重,得过中风和脑梗塞的刘道玉旧病复发:他已不能用右手提笔写字了,只能让左手或者电脑键盘代劳。每天他仍要坚持写下点东西,就在采访前一天,他刚完成一篇有关高等教育管理的论文,一万多字。老人家中木质书架的显要位置放着他近年的著作,几乎都是关于“创造性

教育”的论述。他一个劲地叹气:创造是一流大学的灵魂,而现在的中国大学,连创造的影子都难以见到。

刘道玉75岁了,耳朵已不灵光,需要紧挨他坐下才能交流。国庆前夕他硬撑着身体,在儿子陪同下到北京出席“回顾与展望:中国教育改革开放三十年”研讨会。老人被安排第一个发言,尽管身体虚弱,还是喊出一声“中国需要一场真正的教育变革”。响应他的是长时间的掌声。与会的教育家都明白,台上这位耄耋老者,为“变革”二字付出过什么。

今年是刘道玉被免去武汉大学校长职务20周年。20年前,他是高等教育界名噪一时的改革家,由他倡导发起并在武大推行的学分制、主辅修、双学位、转专业、转学、贷学金、插班生、取消政治辅导员等新政,让1980年代的珞珈山成为了青年人向往的地方:可以谈恋爱、可以跳交谊舞、可以穿牛仔裤,还有超过400个学生社团可以参与。那时候武大被誉为“大学里的深圳”。

1981年,48岁的刘道玉成为最年轻的中国重点大学校长。他嘱咐行政楼的门卫:凡学生来信不得扣押,凡学生要见校长不得阻拦;又嘱咐秘书:凡年长的教师约谈,一般不能让对方劳步,凡事关学校改革的文件,“案不留牍、文不过夜”。

直到现在,不少当年的校友返校,还是会习惯性地去他家里坐坐,连“80后”、“90后”学生也会给他发来电子邮件,邀他讲学、聊天。他们不会忘记,2006年的秋天,在武大的一间教室里老校长动情告白:尽吾志而不至者,可以无悔矣。近500名在校学生鼓掌半个钟头,没有人停下来。

在外人眼里,刘道玉的传奇之处在于他“三番五次拒绝做官”。1979年,他以身患疾病为由辞去了教育部高教司司长职务,执意回母校武汉大学任教;1981年,他跃入武大改革洪流,在珞珈山上“开天辟地”。就在这一年,中组部让刘道玉去做团中央书记;第二年,教育部部长换届民意测验中,刘道玉又高居拟任名单榜首;第三年,中组部的官员直接到武汉,让他接受武汉市市长的任命书。3次做“大官”的机会,全被他硬生生地“赖”掉了。他以“体弱多病、不习北方气候饮食”等理由拒绝任团中央书记、教育部长,并“坚决不当武汉市长”。他许下诺言:一不进京,二不做京官,三不做高官。以有悖常理的倔强,留在了武大,直到1988年3月6日,被以“换届”为由免去职务。人们对此心照不宣: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大学校长的任免是没有“换届”一说的。

校长身份没有了,心却不曾死,因为小能容忍高校与日俱增的弊病,刘道玉就以“老教育工作者”、“老教授”名义写信,寄往教育部和报社、杂志、电视台。他痛斥“大一统”体制下的大学运营:“这样的大学能不能赶上世界教育的发展潮流呢?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他“天真”地提出:“必须开辟改革的‘试验田,创办中

国实验大学”,在这座大学,体制、学制、教学、招生都围绕一个中心展开——创造民主、自由、宽松、富有创造力的育人环境。

中国实验大学是刘道玉的乌托邦。晚年,他把这个理想投注在了一所新型中学的创建上。1994年,刘道玉与武汉一家民营公司合作,在距武大两小时车程的谌家矶创办了武汉新世纪外国语学校。每天清早,他从大学出发,坐公交车去中学办公。他还亲自给初一学生上课:课程是自创的,叫作“创造思维方法”;教学大纲是自拟的,他称为《创造思维方法大纲》。这门别的学校没有、别的老师不会教、中考高考不用考的课程,最受学生欢迎。2000年,这座在武汉轰动一时的“试验”学校因资金问题宣告破产。

如今,他依旧迷恋着武大校园,只不过这已不是当年的武大,除了海市蜃楼般的樱花城堡,很多刘道玉时代的印迹早已随风飘逝。

合并学校就是为了追求级别

人物周刊:很多人都想问您为什么拒绝做官,当教育部长舞台不是更大吗?

刘道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我个人的志趣,热爱教育,希望在大学这个平台上施展抱负。我的抱负就是要推行创造性教育,培养创造性人才。教育是一个伟大的实验场,有志者在这个试验场是可以有很大作为的。另一个原因是我的个性。我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从不吹捧任何领导,但愿为苍生说实话,说话不留余地,做事不留

后路。我这样的人能做官吗?这种个性是无法做官的,即使勉强做了,迟早也要倒台。

人物周刊:但校长这个官您是愿意当的。

刘道玉:哈哈,“校长”可以说是个官,也可以说不是个官。官和民是相对应的,学校还是民,并不是衙门,要做官也是个学术官,不是个政策官。不过现在大学变成了衙门,校长、书记成了拼命向官员靠的人。当然我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我没有任何遗憾。

人物周刊:现在大学领导都保留着行政级别,不能说他们不是官,相反官还很大。

刘道玉:你说得太对!这是典型的官本位。有的校长工资不算,一个月的岗位津贴是一万。我那时候一个月65块钱,照样做事。你工资高了做事了没有?对得起你的岗位津贴吗?这样的政策把人们引导到追名逐利的歧途上去。搞合并学校就是为了追求级别。“文革”以前教育部直属学校有23所,80年代30多所,现在直属学校有72所。一旦变成直属,校长、书记的级别就上去了。归根到底这涉及到大学校长的遴选制度,不改革不行。

人物周刊:怎么改革?

刘道玉:不是任何教授、院士都可以做校长。校长必须是教育家,实行职业制,不能搞双肩挑,既当院士又当校长。美国的大学校长是职业化的,一旦当了校长就不能搞研究,剑桥甚至规定,一旦做了校长就必须把实验室、研究生和所教课程交出来。另外不能有任期限制,只要有能力,学校的师生认可,你就可以继续做。哈佛校长平均任期20年,中国的4年换届是典型的官本位表现。办大学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事情。4年任期,我播了种不知道收获如何就下台了。这违反教育规律,必须改革。第二个,遴选校长的权利必须交给教授,这是世界通例。美国的大学校长所有教授都可以推荐,最后集中到几个人来发表治校竞选演说。

中国的教育是以发展替代了改革

人物周刊:您说过,1993年以来中国的教育是以发展替代了改革。

刘道玉:这正是我要说的。发展是肯定的,教育投资有增加,办学条件有改善,大学规模有扩大。但同时带来很多问题。比如,盲目追求豪华奢侈而债台高筑,全国大学欠下2000多亿的债,越是重点大学债务越多。

大家以为发展就是改革。发展和改革是两个概念,两个不同质的问题。发展是数量的增加、规模的扩大,改革是品质的问题。

重点大学就不应该扩招,普及是普通大学和民办大学的任务,而现在连北大都扩招,因为扩招有利可图,每年多收入数千万甚至数亿学费。重点大学也不能搞成教,不能搞独立学院,不能搞普及性的应用技术。普通大学招那么多研究生,还招那么多博士,全乱套了。研究型的还是教学型的,建世界一流的还是搞教育普及的,

定位应当明确。

人物周刊:为什么会出现以发展代改革的情况呢?

刘道玉:我常说改革要有两个识,一个卓识,一个胆识。卓识就是你知道改什么,知道问题在什么地方。有了卓识敢不敢去改,敢不敢去破,就是胆识了。现在并不是没人认识到问题,但他没有胆识,不敢去改。这和以前有很大区别,那时有一批学校带头,像上海交大、中国科大、武大。

现在的教育不改行不行?我们不是很好吗?不是得了世界在校大学生人数第一的桂冠吗?但这讲的是量,而不是质。我们年复一年招生,毕业了以后一波波往社会上送,反正不包分配还照收学费,学费还越来越高了。这样我们的大学休想有世界一流水平,休想有世界一流大师。

人物周刊: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刘道玉:有,中国需要一场教育改革的启蒙运动。为什么?第一,很多搞教育的不知道改革、不懂得改革;第二,现在中国社会大多数人还置身改革之外,他们所思所想还是应试,还是怎么择校、怎么培优、怎么考高分、怎么上重点。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推动改革?

西方大学的精髓我归纳了10个字:独立、自由、民丰、指引、批判。这是西方大学近千年锤炼出来的。中国大学有吗?没有。大学的独立自治在世界教育界是通例,大学民主是最高原则,指引精神是科学大门的钥匙,没有批判精神就没有创造。这是我的思考,虽然我不能改变什么,但希望留下思考所得的一些东西,希望它能够警示后人。不过,现在大学的管理者们,甚至教授们,让我放心不下。

人物周刊:放心不下他们什么?

刘道玉:现在高校用人混乱、教授成堆啊。大学问互相攀比,看你有多少教授、博导,有多少院士、多少博士点。80年代职称是国家评定的,现在学校自己评,连博士点都下放了,评博导就更不用说了。学校的干部,一天书都没教过就留下来当教授、博导;有些人一辈子辛辛苦苦在第一线教书,终生提不上教授、博导。

那时候校长都不是教授,现在所有干部到了年龄都是博导,我们那时留苏回来的博士都当不了博导。我有一个朋友在英国非常有名,他是院士但不是教授,因为他们一个系只能有一个教授,不退休、不去世就不能代替。但谁也没有说他是个讲师水平一定不高。教授是教学岗位,你可以当院士但不能当教授,这是教席制。中国既没有教席制也没有教授定编,可以无限膨胀。我们那时教授少,有大量的讲师,是一个金字塔,基础是讲师、助教、副教授。现在是倒金字塔,助教少,讲师少,副教授多,教授更多。

按照公司破产法,很多大学已经破产了

人物周刊:现在可以量化攀比了,有大学排行榜,每年都搞。

刘道玉:排行榜争议很大。美国有700多所大学联合抵制排行榜,但也有大学赞成。我觉得,排行榜作为参考还是有存在的必要,对于办学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做排行的人要端正、求实,参数要科学、公正。05年《泰晤士报》把北大排到世界第17位,07年都排到了第14位,北大都成为了世界第14位的大学,显然是胡搞。它把中国的大国地位和北大的学术地位挂钩,指标上北大其他都很靠前,科学研究是零分。

作为学校要正确看待排行榜,不以榜喜,不以榜忧,实事求是看待。北大说要在2017年成为世界一流大学这是胡吹,21世纪中期都达不到,它现在列不出任何一个大师来,没有一个学派,没有一个讲

贝尔奖获得者。

人物周刊:谈高校发展问题,“合校”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

刘道玉:大在中国自古是一个情结。讲朝代要大汉、大宋、大清;讲街道要大街、大道;讲建筑要大厦、大楼。现在的书本尺寸也越来越大,书架都塞不进。大家喜欢追求形式的东西。普林斯顿大学就没有法学院、医学院、商学院,他们认为这会分散精力,但是你能说它不是世界一流大学吗?国内的大学,已经很大了,你像吉

林大学,合并了那么多,还要跑到珠海去办分校。我想提个醒:重点大学在异地办分校一定要尽快刹车。

人物周刊:“合校”风之后,是“大学城”风。

刘道玉:据我的了解,中国现在有大学城50多座,规模从最早的几平方公里到现在的几十平方公里。建设也越来越豪华,有的居然在建高尔夫球场、建桑拿,给谁用?学生用得起吗?国外的大学城是自然形成的,在大学周围自然兴起了为教学服务的商业单位。中同是搞运动,政府和开发商推动,一些地方政府为政绩,开发商为利。有些大学面积偏小,适当扩大是可以的,但大张旗鼓迁校是错的。法国最好的两所大学就还在合用一座教学楼,哈佛也还是300年前的那个校园,匹茨堡大学还在街上。我们很多大学城是好大喜功的表现。许多大学有巨额债务,如果按照公司破产法,很多大学已经破产了。

只觉得对不住妻子

人物周刊:免职以后,您在做些什么?

刘道玉:我因为改革步伐太超前被免了职务,校长待遇也取消了,现在没有任何级别和津贴,只是一个退休教授的待遇,每个月3000多元工资,我已经知足了。我这20年也经历了一些事情。但我一直没有停止写作,平均每年发表的文章在8到10篇,每年一本书。我还办过一个民办学校,但是由于投资不足,学校6年以后垮台了,对我也造成了很大伤害。现在虽然年事已高,身体多病,但我用孔子的“三忘”来激励自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我还在关注中国的高等教育,继续呼吁教育改革,呼吁来一场中国教育改革的启蒙运动。

人物周刊:现在您的生活恢复平静了吗?

刘道玉:算是吧。当然,看到一些不良现象还是会拍案而起,却又爱莫能助。生活安静。但不能停止思考。我感到满足的是思维能力还很好,记忆力基本没有衰退。作为一个思想者、知识分子,如果失去思维能力和记忆,将是非常痛苦的,什么事也做不成。

人物周刊:也有人在骂您,说您是大骗子,搞个人崇拜,说您很极端。

刘道玉:各人有各人的价值观,我不会生气。我是什么人我自己清楚。有人说我改革得很好,我也不飘飘然,我说我是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大好时代。我只想做事,不去争一官半职,现在惟一还在搞的就是刘道玉教育基金会。我写的《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由》,读者买一本书就等于捐赠了2.2元给基金会。

人物周刊:后悔过吗?痛苦过吗?

刘道玉:真的没有后悔过。最困难的时候我都没失眠过一次,没有影响过一餐饭,电没有影响我做学问。

免职以后,我夫人痛哭一场,让我很心痛。我夫人是我同班同学,没得过我任何好处,为我失去的却又太多。因为我当校长,她放弃了出国机会,不让人说我们搞特殊化。有一次,在食堂买饭,饭做糊了,有人骂,“他妈的让刘道玉来吃一吃。”我夫人就在后面排队,她听了以后很难过。

所以免职后自己不觉得委屈,我妻子受了委屈。我受审查的时候她正好要申请提教授,因为不愿被人议论,放弃了,所以到退休还是副教授,她的学生都是教授了。我觉得我很对不起她。

人物周刊:什么时候对您的争议才会过去?

刘道玉:其实,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我的争议越来越少了,对我的认可越来越多,包括有些那时候对我的改革有不同看法的人、有批评的人后来电认可了。很多人都认为,那个时候是武大的黄金时代,认为我带武大前进了,而不是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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