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恸有时，跳舞有时

亲爱的木木：

我是一个还没有谈过恋爱的大学生。大学期间我组了个非常渺小的乐队。我一直以为爱上了我的师父，仅仅是暗恋。后来他毕业了，时间冲淡感情是必然的吧，这让我难过。怀着满腔的爱，却没有人可以爱，即便一直苦苦暗恋，也不比无人可爱更让人难过。

也有人说：我喜欢你。但同时他说，你们两个我都喜欢。这让我莫名其妙，以前我以为感情是可以算得明明白白的一笔账，但现在我怀疑是不是一定可以遇到能相伴一生的人。周围的朋友渐渐有所归属，我觉得被排斥在所有人之外了，以前无话不说的人相继恋爱后，和我成了无话可说的人。

我不能再那么依赖友情了，我渐渐明白友情不是可靠的东西，虽然它仍然必要。真正可靠的是自身素养的提高，我过于沉溺在“和乐融融大家庭”的假象当中了，好像有一点丧失了独立性。

新的年到了，我希望能找回全新的完整的自己。

小扣

亲爱的小扣：

香港独立乐队my little airport唱过一首歌，说：you don't want to be my girl friend，Phoebe，you just want to show your beauty.Phoebe她谈恋爱，只是为了展示自己多美丽。

我觉得你的想法和Phoebe是一样的。我基本上认为每一个青春期的孩子都有过无比相信自己的美丽，却无从展示自己的美丽，好不容易展示出来又怀疑没人看懂了你的美丽——那样又孤独又神伤，太委屈的时光。

世界上有什么是真正可靠的？按照你的结论，爱情，除非相伴一生；友情，除非没完没了，否则都是不可靠的，可靠的是完整而独立的自我。我倒也没法说你这结论是错误的，但，它显然是悲哀的。

剧作家尤金•奥尼尔说，我们生下来就是破碎的，我们在修补中活着。所以我的意见是：亲爱的，你当然可以骄傲地宣告独立，但是你一个人，是没法完整的。你要在漫长的生命中这儿一片那儿一片地找到你自己，然后这儿一针那儿一线地缝起来。爱情、友情，无论最终是否失败，或者令人失望，都是让你找到完整的自己的必经之途。

独立也是好东西，然而不管你宣告得多么大声，在爱情和友情失败之后决定缩回自我，不是独立。真正独立的人，在热恋之中，也能看到自我。

人生，是一个不断发现自己、找到别人的过程，不要把自己蜷缩起来，不要轻易否定失败了的历程。《圣经》中说“哀恸有时，跳舞有时”，生命有它自己的进程。我建议：跳舞的时候要微笑，哀恸的时候可以擤鼻涕。

我见过的名人们

豆花

我还是见过一些名人的。读大学时，有天和同学去逛家乐福，在收银台遇到苏童。同学很激动，说要去跟他讨论一下《妻妾成群》，但是苏童的推车里堆了两只酱鸭 ，还有个硕大的猪蹄，我们都不知道怎样在猪蹄面前开口谈文学，只好算了。还有一次是李银河来学校演讲，我和室友计划着找她示威，说王小波要还活着，迟早会被我们撬走。在台下观察了一会儿，李银河身形是我的两倍，打不过她，所以也算了。

工作后见了一些更出名的名人。不少国家领导人是4点起床，为赶上他们的起床时间，我们只好不睡。有一次，4点多遇到一个领导人在院子里打太极拳，看着隔十几米，他一个推手就过来了。把国家交给身手这么矫健的人，我觉得很放心。

在一个书画展上，我遇到过画家方成。老头90岁了，被人推上台讲话，一上去就感慨：我这辈子没做过领导，没讲过话，我还是下去吧。然后就下去了，也很矫健。我想找他签名，但也疑惑：他的签名是不是可以卖钱？那我这算不算趁机贪了小便宜？

一遇到这些人生偶像我就像患了失语症，偶尔开个口还有点结巴，时时有冷场的危险。自从知道杨绛住在三里河，每次走到那附近我都要焦虑地左顾右盼，重点关注路上的老太，同时苦苦思索：要是我遇到杨绛，我到底该跟她说什么？后来我想到了，我得去问问她：你家的猫和林徽因的猫打架，到底打赢了没有？

我住的地方和黄永玉北京的家在同一个区，虽然这个区的面积堪比一个小城市，我还是一直在憧憬和他偶遇的那一天，今年夏天刚好看到他接受采访时穿了一双时髦鞋，所以台词我已经想好了：黄老师，我也有一双crocs，和您那双的颜色可是一模一样。

作为有骨气的女青年，其实我并不是对谁都这么卑躬屈膝。在北京著名商场新光天地，我先后遇到过不下一打大小明星，一方面我都是昂首挺胸跟伊们擦肩而过，另一方面我也有很多感慨：张静初的脸就我半个大，王菲的腿有我两条长，等等。

有些对我而言很重要的名人，我再也不可能在北京的街头遇到，但不代表我没有别的机会。有一次去福田公墓逛了一逛，赫然发现了汪曾祺的墓，而我的包里还放着一本他的小说选。我在汪曾祺的墓碑前面坐了很久，感觉很良好，大概是因为在这里无论怎样冷场，也没人会说我半句。

一纸批文

独眼

离开原单位8个月，终于接到了电话，召唤我去给国家局的专家们汇报我做的那最后一个项目。

2007年1月，已经等了一年多的甲方动用所有能找到的关系一再施压：不能光谈合同不办事。领导们把这个项目交给我，项目小、难度低，3个月定要决胜负，赶在6月上报国家局，参加专家评审会。同时又暗示，这种，一年能做好几个，增加个人经验，又能多点收入，好好干吧。

3个月后，我怀着成为“专家”的美梦，带着一小队人马赶赴那偏僻的江南小村，冒着梅雨，忍着疹子，踏遍了村里的每条小路，给每间房都填了表，弄清了领导们想抢在《物权法》之前收房占地的基本思路。我们为小村子建了数据库，制定了初步的保护策略，却接到了村里寄来的规划，思路明确：“大拆大建，弃旧改新。”以前的小房子无论是石是土是砖，一二三四五层，管你清朝的房子还是去年盖的，全部都要变成白墙黑瓦的三层混凝土小楼；曲曲弯弯的羊肠道，一律变成圆环套圆环的多环路，“村村通”公路将压过祠堂，从还保留着几个古建筑的小村子穿过。

我去跟村、镇领导开会，讲村落与古建筑的价值，晓之以理——公路穿村，此乃违反国家法规之举；动之以利——古建筑旅游可是新的经济增长点，看看丽江、乌镇……得到的却是面有难色的回答：你说的我们也晓得呢，但这是省里定的啊，我们也没办法。

几个月后，我再到此地，公路已经建成，只等着通车，池塘边的祠堂虽然没拆，却孤零零紧靠大路，我们图纸上画的要保留的建筑已经不见，计划修整的房屋已经被拆掉，该保留的却变成了新屋架。既然如此，我们就该重新调研，重做方案。甲方领导和我方领导都当机立断：不用！没有资金。再者把现状描述得“险恶”一些，也有利于向“上头”申请经费——即使具体工作已先斩后奏地开展了。

我站在幻灯机前面，声情并茂地给专家们讲这个项目。项目做了半年多，汇报、修改、再汇报，从4个人变成我一个人，等着省里的专家抽空评审又拖了半年多，成果上缴国家机关，几个月后说没收到，几个月后说少了两三本，继而杳无音信。期间，小村里路通了，楼盖了，《物权法》实施了，新的《城乡规划法》颁布了。我所讲的只是物是人非之前的遥远故事。

专家们说，嗯，做得不错，调研工作扎实细致，措施制定有理有据。

我笑着说，哪里哪里。

又两个月过去了，眼看2009年了，听说纸面的专家意见还没发下来。想必还要修改。不知再过多久，这个项目才能拿到国家批文。而那时，村里又是什么光景。

老刁

宁财神

过节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收到很多短信，如果不幸丢了手机，所有号码都会在这一天自动集齐。昨天半夜，收到陌生号码的圣诞祝福，署名老刁。真是奇迹。此时离最后一次见到老刁已经12年。

第一次见到老刁是1994年，在亚运村附近一家歌舞厅。我初到北京，跑去唱歌。那时候的玩法，照着歌单写编号，送到播放室排，轮到谁的号，谁就上台去唱。那晚我到得早，大厅里就我一人，狂唱几首，刚放下麦，老刁就过来献花，夸我唱得好。

献完花老刁回座位，翘着二郎腿抽烟，时不时拿小眼神儿瞄我。我实在没忍住，硬着头皮过去套磁。一番攀谈，互相介绍身份职业，老刁自称是公关小姐。

晚上回去我跟同事吹嘘。同事小范说：基本上，我们都管那种人叫“三陪”。得知我跟老刁聊了一宿，最后还没给钱，小范痛心不已，用眼神谴责了我很久。第二天我又早早去了。到9点多，老刁来了。我赶紧凑过去，寒暄了半天，鼓起勇气问：你是三陪吗？老刁一边抽烟，一边嘿嘿地笑，问我：你是大学生吗？

跟老刁混熟了，知道她很多事：东北人，朝鲜族，单亲家庭，还有个弟弟。刚到北京时有个男朋友，喝高了总打她，后来“妈咪”帮忙找人交涉了一下，就分手了。老刁轻描淡写，但我怀疑，所谓交涉是个很血腥的场面。后来，老刁承认，那天没有客人，给我送花是想落个清静，跟我聊天总比听我整晚扯嗓子唱黑豹强。

一年圣诞，公司有个大派对，我请老刁帮忙撑门面，老刁穿着露背礼服就来了。一屋子姑娘都是职业套装（也不知怎么想的，大过年也不知道穿好点），老刁的礼服格外刺眼，所有人都盯着她看，她无所谓，搂着我装亲热。散场后，她叫我送她回家。到了她家门口我想进屋，被她生猛地撅了出来：你考虑好，进了我家就得当男朋友。我的下半身替我决定：当她男朋友。然后她替我决定：你先回家，有事明天酒醒了再说。

酒醒之后，我们就装作这事没发生，见面谁都不提。

最后一次见她，在火车站，她回吉林，在月台上问她：如果第二天我还决定当男朋友，你会怎么样？老刁一边抽烟，一边嘿嘿地笑：让你跟我一起回家呗。上车补票也行……你敢吗？我的回答有点没心没肺：我敢，但我不太想娶一哥们儿。老刁说：不去拉倒，你想去我还怕你给我丢人呢。上火车后她忙着弄行李，直到开车也没把头扭向窗外看我。

老刁的女儿4岁，会弹扬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