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虹飞

“我必须是个精英。在这点上，我对北大学生特别特别有意见——你们必须带着公共意识做事”

眼前一位干干净净的阳光少年。身材颀长，短发，卡其色裤子,浅灰色的薄毛衣，高，瘦，与我们小时候看的日本片里的矮个子皇军完全两码事。

加藤嘉一出生在日本伊豆的小农村，一个富士山下三面环海的小小半岛，潮湿，温暖——因为川端康成的《伊豆的舞女》而著称。“伊豆人比较热情，有点像中国北方。”有时他也会说，伊豆有点像成都。“只是人没那么多。”他补充说。

自3岁开始种地，与爷爷、爸爸一起种植蔬菜、大米等。家的周围是竹山，他从小就帮家里拔竹笋。弟弟还小，妈妈要照顾弟弟，他从小和姥姥在一起。

小时候发生了一次大事故。3岁时就能骑自行车了，他跟着姥姥看完牙齿出来，骑着车子下坡，与卡车相撞。他昏了过去。

他在鬼门关上走了一遭。做了移植手术，住了半年的院。

“日本确实不错，只要你不是边缘人。”加藤最痛苦的记忆并不是车祸。

“别轻易以为有明天”

12岁时，加藤父亲的新工作十分不顺利，“始终是半破产状态。最后，父亲的公司终于破产了，欠下许多债务。加藤交不起学费，甚至经历过黑社会索债的情形，这像是一个日本的古惑仔的童年。

家里的钱总是不够花。 他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他从初一、13岁开始打工——送报纸，尽量多赚点钱。每天凌晨３点钟起来，送到６点钟，他主要负责几个高楼公寓，跑楼梯，晴天、阴天、雨天、雪天、台风，从初一到高三，送了6年。

“父亲没有工资，妈妈、我、还有弟弟，使劲、全力以赴打工，因为不能‘定居，没法找到固定的工作。一家５口人只能勉勉强强地活，哪有余地还父亲的债务？”

母亲是牺牲品，“同时打很多工，伤了身体。”年幼的加藤最害怕见到母亲的疲惫，更害怕听到她说：“儿子，对不起……”

为了躲避债务，加藤一家搬了很多次家，弟弟和妹妹也换了很多次学校。有一次是半夜被“有关人士”赶走的。“那一刻，我们是无路可走的……”

那段时间，他经常代表加藤家跟“要求我们还款的人”展开“沟通”，打电话、直接沟通、暴力……“那些为难人家的电话，我不知道接了多少次。现在我身上还有几个伤疤，有的是永远都抹不掉的。”

高二的时候加藤开始做日英翻译了。“工资比送报纸高很多嘛。当时我身材苗条，外表也还可以，所以也当了模特，是体育服装方面的。一切都是为了支撑家庭，而不是自己的爱好。”

“有一次，我们家只剩了500日元（大约30元人民币），那时候，我带着弟弟和妹妹去附近的大超市品尝摆着的食品，日本几乎所有的超市都有‘试食角。我不能让他们俩饿死．．．．．．”18岁前，加藤一直认为自己是社会的“包袱”。 他说自己其实是一个悲观的人：“别轻易以为有明天。”

长跑是加藤到目前为止唯一的后悔。“从13岁开始搞长跑，14岁的冬天，我800米的实力是全国第一的，教练很期待，结果，受伤了。”

他的跑步生涯告一段落。之后以体育特长生的身份上了高中，也参加了全国大赛，但始终没能获得满意的成绩。“17岁的冬天，身体不行了，病倒了。学习、跑步、家里的事没有办法兼顾下去了。”他只好退出了国家青年运动队。

“学习在我看来是一件比较容易的事情，比送报纸、料理家里的事情、跟那些流氓谈判、日英翻译等相比容易多了。”他开始准备高考，两个月后，成绩从全班倒数到全班第一了。他认为自己的体力、毅力、智力都不比任何人差。

2003年高考。漫天下着大雪。他在送报纸的时候摔了一跤。最后他考上了东京大学法学系。

一生的转机

2003年，在东京大学认识了北大的一位老师，19岁的加藤嘉一从法学部退学，从岛国日本飞抵中国——一个“巨大”的国家。他的人生从此发生巨大改变。

当时他是“三无”人员：一句中文都不会，一个中国朋友都没有，一分人民币都没有。其时正值“非典”，他不顾日本大使馆返日的劝告，进了北大就被隔离。第一天晚上住勺园，灯坏了，加藤哭了。第二天的米饭特别不好吃，他心情特别糟糕。“那是很忧伤的第一周。”

这样过了5年。现在，24岁的加藤嘉一虽然只是北大国际关系学院的一名研究生，但他已经做了很多事情。在一部中日合拍的连续剧《滴泪痣》中任副导演，他负责搞定剧本，协助导戏，剪辑片子，同时还要负责剧组与所到之处的政府沟通，“都是些乱七八糟的事”；另外，他还在这部剧饰演了一个黑社会角色，掌掴女主角黄圣依——听起来着实引人入胜。

他有二十几种名片，随身携带着大概十来种，名头多是日本各种组织在中国的协调人员或顾问。他拿出一本日文书佐证，他不但给中国的许多媒体写专栏，也给日本的媒体写。另外他是一个热心的组织者、策划人、发言人、主持人，据说还是一个谈判高手，做了超过200场的谈判。他的任务是协调和沟通对方的意愿。他条理甚为清晰，说到自觉精当处，还会重复一遍。言谈里的北京方言味道，已经有那么点意思。

他对中国抱着异乎寻常的热情与探索精神。2005年的中国反日游行，他就混在游行队伍里。他说自己“要用一生来了解中国”，上至温家宝总理，下至北京地铁站的人看报，到中国人为什么不遵守交通规则，以及贵州山区的贫困。“比如我去贵州毕节地区，最贫困的农村考察，他们不想让我看到真实的东西，就派人来跟我喝酒，结果我把那个人灌醉，他睡着了，我就溜走了。”他就这样去了中国农村“无数次”，“花自己的费用”，因为“不了解农村怎么了解中国呢？”

看着记者狐疑的眼光，他摆着手为自己辩护：不，我不是间谍——哪有间谍接受记者采访的？

他熟识徐本禹，与教育部前新闻发言人王旭明是“朋友”，经常上中国教育电视台的节目，对农村孩子上不起学有自己的看法：“以为使义务教育彻底免费，就可以使任何人上学了？错！很多人不是因为交不起学费上不起学，而是因为贫困。”

他每日查阅新闻，处理邮件，给媒体供中文稿，还有博客！其余是，三到五个小时的与人见面，包括应酬性质的活动，跟人谈项目，接受记者采访——他生气勃勃，语气铿锵。

他说他平素一天只睡3个小时，这两个月睡得更少了——但这似乎没有影响他的脸的光洁度。除此之外，他还要把日本现役外交官的书译成中文，同时写三四本书，他经常逃课（逃课是中国大学生的必修课）却应付期末考试：“我还带着日本的公派身份，成绩不能太差，这涉及到东方文化最重要的面子问题哟！” 他开玩笑。

他没有娱乐，除了走在路上听点音乐，偶尔看个电影，也是为了写评论。

“是不是功利性太强了？”他露齿而笑，“我必须是个精英。在这点上我对中国北大的学生特别特别有意见——作为社会的精英，必须带着公共意识做事。”

他自认为在日本受到“排挤”，却在中国社会甚为协调。他希望对社会有影响，哪怕得到的反馈是“你他妈一个日本人”。他不害怕曝光，他的童年太不快乐，通过社会的自我观照，他能感受活着的意义。“北京是让我成长的地方，北大是我求知的场所，在北京用中文谋生的过程是有趣的。我好好表现自己，提高自己。”

他拼命写稿子，他的账户上存了多少钱，他都不知道，因为他十分忙，忙到没时间去花钱。

“中国救了我”

“我就是想做第一个，要与众不同。”

他说得如此认真，简直像青春期少年，还有那么多来历可疑的故作反叛。但是眼前这个青年——毫无疑问，他心存大志。

你究竟为什么要来中国呢？还有你做那么多事情，永远不知疲倦，不懂享乐，究竟是为什么呢？

那好吧，他终于坦白：我想从政！

——为什么？

不为什么！他摊开双手。“我5岁时就这么想的。不是统治者，就是被人统治。”

“媒体是统治者与普通大众之间的桥梁，我生活里跟媒体的关系很密切，一切都为了将来从政。”

“不要问为什么。这是上天给我的天赋。”

“我跟奥巴马是同类。我们个头差不多，他也是出身底层，也都是曾经被社会排斥的。我觉得奥巴马会改变历史，这类人可能是极少，但我还是从奥巴马身上看到自己的希望。”

他认真揣摩那些大政治家的演讲，他在他们身上，找到很多的自我认同感。

与那些走在涩谷的时尚少年不同，加藤嘉一意志坚定。他们走出伊豆，东京甚至不能满足他们的幻想，他们要到更大的地方去。

他每年只跟父母通一个电话，一年只回一次家，通常只呆一天。他的世界离父母的田野农活太远了。“对于这样的疏远和离别，我是感到寂寞的。”但是，“我们从小都是独立的”，他进一步说，“父母也要独立。”放低了声音：我的母亲也很坚强——她从不给我打电话。

加藤嘉一讲起了他童年的清贫，被黑社会追杀、被主流社会排斥……好比一个古惑仔的前世今生。我们可得而知，一个5岁开始就幻想从政的年轻人，如何度过他那与众不同的青春期。也许从很小的时候开始，他就学会了长跑，他精力旺盛，野心勃勃。他所做一切，只为“成为我自己”，因为他从来不是太喜欢自己，对自己不曾满意过。

我想起他曾经说过，他其实是一个内向的人，所以十分重视沟通。也许，这个既内向又外向的，悲观又积极乐观的日本人，会一直这么跑下去，直到他的速度可以摆脱地球引力。

（实习记者张莹莹对本文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