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总理不易为

将温家宝评选为2008年度人物，或许会在中国的某些角落，掀起一阵不易为外人察觉的涟漪。但更多的人会认为，这个称誉对于他，实至名归，当之无愧。

温家宝在关键时候公开场合的那些亮相，无论是多年以前，还是去年的春夏秋冬，日日月月，人们的脑海里总能浮现——那眉清目秀的脸，那瘦小的身体，和那能随时让人感受到的惊人力量。

前副总理吴仪在卸任前为大国总理说了句公道话，大国总理当家不易。经历过大悲大喜、跌宕起伏的2008年，几乎没有人对此会持异议。

对于共和国总理和公民，2008年一样都是极不寻常。温家宝随时随地表现出来的坚毅、果敢，折射的是一个领导群体的智能与勇气。

杨锦麟（凤凰卫视）

当媒体变成“三鹿”

弗里德曼说，世界是平的；但也有人说，世界是被摆平的。资本显然更信奉后者。

有媒体人详细梳理三鹿庭审司法材料，发现一个细节：去年3月三鹿集团就发现了奶粉质量问题，当时由两位副总蔡树维和张振岭负责处理消费者事务和媒体事务。法庭出示的张振岭证词显示，2008年7月田文华要求其做好媒体工作，当时湖南、湖北反映问题较多。三鹿通过投放广告，不让媒体关于此事的报道见诸报端；蔡树维则主要安抚消费者以让他们“不要闹了”，“不要让消费者向媒体反映情况”等。事后来看，这种策略显然取得了一定效果。（1月5日《第一财经日报》）

记得上个月在北京召开的舆论监督研讨会上，一位新闻界知名人士非常感慨地说：现在对媒体公共性侵害最大的不仅仅有权力侵害，还有利益集团的侵害；我们以往很警惕有偿监督，其实更要警惕有偿不监督。事实证明，这是一种睿智的告诫。

由三鹿的坍塌引发的媒体被资本广告公关，其最大的效用就是彻底戳穿了长期以来媒体羞答答不愿意承认的一个事实，捅破了这层窗户纸，让我们在公开的台面上严肃地讨论媒体的自我救赎。

毕诗成（西安）

开会咋就不能睡觉？

去年12月25日上午，湖南衡阳市委作出决定，对市轻工总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刘梓恒等6名开会打瞌睡的“瞌睡干部”，免去其党内和行政职务，并取消这6名干部个人及所在单位当年度的评优评先资格。

近来，干部开会睡觉而受处分的消息不绝于耳，昆明、乌鲁木齐均有发生。笔者对类似处理颇有疑问，一是依据党纪国法，哪一条规定了开会睡觉就要受处分？如果说开会睡觉有违对领导干部考核之“德能勤绩”标准，那也要经过适当的程序，单一的开会睡觉是否足以构成处分之理由？其二，也是更重要的是，现在开会有无数昏昏欲睡的听众，往往对应着主席台上极具催眠作用的空话套话，如果要处分睡觉的听众，是否也要处分讲空话套话的领导？

李大白（武汉）

阿勒泰申报财产，孤本还是范本？

王伟，新疆阿勒泰市公安局政委，家住解放南路3栋1单元102室，年工资收入15120元，奖金、津贴等17088元，无其他收入。算下来王伟的年收入是32208元，平均月薪2684元。在2008年的最后一天，包括王伟在内的新疆阿勒泰地区55名初任副县级干部的财产申报表都放在了当地廉政网上，谁都可以查看。在2009年的第一天，阿勒泰所有县处级干部的首次财产申报工作正式开始，阿勒泰纪委书记吴伟平说这项工作不会流产。（1月4日新华网）

时间是历史的最好证人，无论是践诺还是食言，在时间的见证下，一切都一览无遗。去年5月25日，阿勒泰地区纪委出台《县(处)级领导干部财产申报的规定(试行)》，提出今年1月1日起公开官员财产。消息甫出，击节赞叹者如潮，但也不乏将信将疑者，如今时间的刻度已经指向1月1日，实践业已证明阿勒泰地区率先在全国试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并非是轻佻的作秀。

预防腐败比反腐败更重要，阿勒泰官员财产申报制，不应是孤本，而应是范本。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关心它的成长，要呵护它走向成熟，另一方面我们更愿意看到它遍地开花。

王石川（南京）

爱因斯坦能过“品行关”吗？

元旦假期里，中国工程院也进行了每两年一次的院士增选工作。按照新规定，2009年新增选的60名中国工程院院士，除各项业务考核要过关外，还首次增加了“品行端正”的内容。学风道德首次进入院士的评选标准。在评选条件的解释中，“品行端正”指院士应具备优良的科学道德和学风，良好的行为品德和端正的生活作风。也就是说，今后的工程院院士必须符合德才兼备的条件。（《竞报》1月4日）

首先，所谓“科学道德与学风”，当然应该是对一名学者最起码的要求。真要是存在学术道德问题，其实连学者的资格都配不上，更不要说“院士”了，这里且不多表。让我们重点考察后者。

所谓“良好的行为品德”、“端正的生活作风”，其实不过是些“无比正确的废话”罢了。品德这个东西，其实早已不再有整齐划一的论断。举例来说，相比“友善仁爱”，“生冷孤僻”是否就算是坏品德？相比“八面玲珑”，“不善言辞”的人又是否算是缺乏群众基础？至于“生活作风”，一生拥有多个情人的爱因斯坦是否算是“生活作风败坏”？

武洁（南京）

人有进退书还是书

12月中，在贺卫方教授基本办好回北大手续的当儿，有幸在上海与之浅谈。远远近近聊了不少，有一个剪影，不用听录音翻笔记我也记得：1982年，贺卫方初到北京读研，经过王府井大街36号商务印书馆和朝内大街166号三联书店“读者服务部”(他是这么连路名带门牌号说的)，常常四望无人看他，对着书店的门鞠一躬，骑上自行车，走了。

“感谢它们出了这么多好书，改变了我的思想和人生。”贺卫方说。

前几天，参观一个79年生人的书房。刚踏进那个藏有他一部分书籍的房间时，他说：“我从11岁开始买书，省了中饭钱。所以你不要吃惊。”我还是吃了一惊，11岁的小男生居然晓得从文庙淘线装书，好些是一块钱一册收进的。书架沉默。就我一眼扫过，有民国时的《新潮》杂志；6册《捻军》在孔夫子网上已卖到850元……

从前，我有个照片夹子，叫“别人的书架”。现在有了平常心：即使你把3个500G的货色印进脑子里，也不等于真正明白什么叫“堂堂正正做一个人”。书，只能送人一程。

耶稣降生日第二天，去季风书园转转，别别苗头。不像是要搬场，人流如织，与街上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同比增长。十年前，这里是荒凉的溜冰场，现在一不小心成了上海文化地标之一，成了上海读书人的面子。不过十年租期一到，市场经济难免踌躇。月初听严搏非先生讲了距离租约到期3个月来发生的一系列“好玩的事”。我当然觉得一家书店的命比一条新闻来得要紧，便没有在微妙时刻帮倒忙，让权力拥有者感觉舒服有时比挑战权力妥当。

市场经济终于给上海读书人留了微薄的面子。但究竟是一年还是三年，要在旧年的最后两天里决定。那天暗暗下了个小决心：2009年，不能再做光到书店抄书名的事情了；至少有一部分书，不麻烦当当了。

与上海滩这点孜孜——相比，京城自别开生面。某学界大佬举办学术活动，临了以黄金宴款待，每桌3万。一海外华裔学者水土不服，悄然退席。某老先生听闻，眼睛一弹：“钱多花不掉？喏，《李鸿章全集》出来了，2万8一套，买十套送送人嘛。”

人有进退，书还是书。

本刊记者 李宗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