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立君

摘 要:彩绘即敷色是汉代画像石工艺设计的最后一道工序。目前在河南、陕西等省的不同地区出土的不少汉代画像石上零星地残留有红、黑、黄、绿、白等彩绘痕迹。彩绘画像石大多被设计在墓室的墓门、门扉、门槛、横梁、立柱等处。在汉代画像石上进行彩绘,不是单一的为了装饰画像石、美化墓室建筑,而是有着辟邪、沟通神灵、象征吉祥、喜庆等功能。汉代画像石的彩绘色相、颜料配置等与同时期的墓室壁画、彩绘陶俑、彩绘铜镜等上的色相、颜料的成分构成等是非常相似的。汉代画像石的彩绘对后世民间美术色彩是有影响的。す丶词:汉代画像石;彩绘;造型特点;艺术思想;文化内涵

中图分类号:J202文献标识码:A

在汉代画像石的工艺设计程序中,彩绘即敷色是整个制作过程中的最后一道工序。“无论是画像砖或是画像石,最后一道工序应是上色和彩绘。细节和局部,正依赖于这一工序。一些砖石上色彩的残留说明了这个事实”①。由于现出土的汉代画像石有不少是墓室被盗后发现的或从民间征集收藏的,加上在石头表面上加彩不像帛画、壁画那样较容易黏附,长期在墓室中受水和微生物的侵蚀等,因此,其上的色彩只在为数不多的出土画像石上零星残存,这对深入研究汉代画像石及其彩绘是有一定影响的。但从这些零星残存的色相和参考同时期的墓室壁画、陶俑、彩绘铜镜等上的彩绘情况,仍然能窥探出汉代画像石的彩绘色相和色彩的原料配置等情况。本文就目前出土的汉代画像石上残存的色彩,并参考同时期的墓室壁画、陶俑、彩绘铜镜等颜料的配置等,论述其彩绘的特点与思想。

一、汉代画像石彩绘的出土情况

目前,就作者掌握的考古发掘材料看,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的几十年间,有关文物考古部门先后在河南、陕西、山东、山西、江苏、重庆等不少地区发掘了多座或多或少地残存彩绘痕迹的汉代画像石墓。其中,河南、陕西两省的南阳和陕北地区最多。

南阳是河南省发现彩绘汉代画像石墓最多的地区,主要有:1962年春发现的南阳杨官寺汉代画像石墓墓门等处“涂红色”②;1972年发掘的南阳石桥汉画像石墓南门楣正面画像石上,有朱红色、黑色、黄色、紫红色③;1973年南阳唐河县电厂出土的汉画像石墓门楣、门扉上有彩绘痕迹④;1976年原南阳县赵寨砖瓦厂汉画像石墓“门扉和门柱上画像皆有彩绘痕迹”⑤;1978年出土于唐河汉郁平大伊冯君孺人画象(像)石墓出土的三十五幅画像石,“大都经过朱彩描绘” ⑥;1983年唐河县针织厂二号汉画像石墓中“逐疫升仙图”,“画面皆朱涂”⑦;1984年3月发现的禹县东十里村东汉画像石墓,“仅在墓门的门楣和门额上装饰两块画像石”,“用朱色在画像主题——动物身上勾勒数道⑧;1988年秋天发现的、1989年4月清理的南阳县辛店乡熊营汉代画像石墓,“共出土40幅画像”,“多幅画面都发现有朱红色,画像石也有彩绘痕迹”⑨;2001年12月河南南阳市宛城区陈棚村发掘出一座汉代画像石墓,墓室内装饰有各种彩色画像36幅,分别位于门楣、门槛、前室梁柱、后室门柱正面,门扉正、背面,前室门柱和过梁的正、侧面。画像的画面均保存完好,十分珍贵。

陕西省的绥德、神木大保当等是该省发现彩绘画像石墓最多的地区。主要有:1958年至1975年在陕西省子洲县淮宁湾乡后村发现的汉代画像石墓,“在楼阁的台基上曾涂粉白底色,用墨线画有栅栏杆”⑩;1972年发现、1975年发掘清理的绥德县延家岔东汉画像石墓,画像石图像中有“红绿色斑点”、“墨线勾绘”、“朱红色”、“壁涂绿彩,上加若干点白彩谷纹,联带染红色。阴地阳纹,红绿相映”等色彩痕迹B11;(图1)1982年春发现的陕西神木柳巷村汉画像石墓,前室画像“圆面涂染朱色,鸟形空出只点朱色眼”B12;1997年7月发现的绥德县四十里铺画像石墓,画像刚出土时“朱雀羽、龙、虎、虎口、人物衣服留朱红”B13;1983年绥德黄家塔出土的6号墓、8号墓、9号墓和11号墓墓门等处残留有“朱红、粉白、墨绘”等色彩,“出土时朱色斑斓鲜艳”B14！

尤其是1996年发掘的陕西神木大保当第11号、第23号汉代画像石墓中残留色彩最多,在所有出土彩绘汉代画像石中也是最精彩的。此详述之,以便下文论述。(图2)11号墓墓门右门柱“上半部凿刻一双层楼阁。红褐色线条勾勒出长方形基台,上设三个立柱,前两立柱间是两扇粉红色的门扉,门微启,门扉上分别以墨线绘朱雀”。“门楣、门框、门限以墨线勾绘。门右侧墙上墨色勾绘井字图案,似为窗牖”。屋檐下右侧仙子“似人似神,脸涂红彩,”,“全身轮廓以墨线勾勒。屋顶呈覆斗状,墨绘斜纹象征瓦缝,左右相对各立一凤,喙及腿涂红彩,身以墨线勾勒”。第二层顶“以墨线绘瓦缝、瓦当。檐左右各有一凤,相对而立,全身以墨彩涂绘”,楼板四周的栏杆“均涂褐彩。楹柱之后横楣上挂红彩帷幔”。“楼内对坐两人,其中一人头戴红色圆帽,身着红色长袍,五官用墨线勾勒,唇涂红彩”。另外一人“身着红领绿色长袍,脚穿红鞋”。中下部人物头上“羽毛墨色”,“冠红色”,“方脸,面涂粉彩,五官以墨线勾绘,红唇”,“身着红色宽袖衣”,“胸前以墨彩勾绘日轮,中间涂红彩,红彩中央用墨绘三足乌。下身着鸟羽裙,其中有红、墨彩绘成的椭圆形羽毛”。其左有升龙,“龙身以红、墨彩相间绘鳞甲”。组下端一走龙,“身涂墨彩,唇、翼涂红色,身上以红彩绘鳞甲。画面右边框涂红彩”。左门柱上残存的神人“五官以墨线勾绘,红唇,粉面”,“上身着袖衣,内有右衽白色内衣”。“胸前墨绘月轮,中以白彩绘蟾蜍”。“其后绘一立虎,红唇,白色,以墨线绘斑纹”。“画面右框涂红彩”。

23号墓的墓门门楣上雕刻的狩猎图像中,“马身均涂褐红色,络头,缰、衔等以墨线勾绘”。骑马者“着红色戎装。前两骑手帻为黑色,后一骑手帻为红色”。马前的奔鹿“以墨线勾绘,身上有黑色斑纹,鹿身以红彩表示流血”。第一骑右上猎鹰“羽毛以墨线勾绘”。第三骑之后的老虎“虎口涂红色,身躯及长尾以墨线勾斑纹,虎肩胛处有竖条红彩”。“左端刻月轮,中以黑彩绘玉兔捣药图,玉兔身上有白彩点”。“右端刻日轮,边缘以墨彩勾绘,中涂褐红彩,日轮中以墨彩绘面右而飞的金乌”。下栏为车马出行图,“马涂褐红色,外轮廓及饰具以墨线勾绘,四蹄涂黑彩,鞍为石原色”。骑手“着黑襦衣”。轺车“车身及辐以黑色涂绘”。軿车车窗“内挂粉色窗帘。车厢及辐涂黑色”。左门柱左为卷草纹,“边缘、筋骨均用墨线勾勒,叶面涂红彩”。左门柱为说唱图,右侧一人“着黑色长袍”。舞蹈图中右侧一人“着长袖浅色衣,下穿红彩长裙”。其后一人“身着红衣和浅色长裙”。下图为长袖舞蹈图,右侧一人“身着宽袖红衣,下穿浅色长裙”。舞蹈图下雕刻有车,“马直立,身涂褐红色,马具、缰绳等以墨线勾绘。车前坐驭者,手持鞭,鞭以墨线描绘。车棚拱形,筋骨描黑色。箱、轮、辐等亦以黑色描绘”。左门扉雕刻朱雀,“身涂红彩,以黑彩描羽毛,翅上以红、黑彩描细部。其四周环绕五只或飞或站立的凤鸟,凤身均涂红彩,以黑彩涂描羽毛”。铺首“眉及鼻用墨线勾绘,耳及角上绘红彩三角形圈,圈心点黑彩,眼珠点墨”,“须涂黑彩”。“鹿眼眶涂黑,身上有黑彩描绘的斑纹”。獬豸“全身涂黑色”B15！

除河南、陕西两省外,山东地区主要有:沂南汉画像石墓的后墓藻井施彩绘;淄博市张庄汉画像石墓的墓门门楣正面的人物、动物等“涂朱彩”;金乡鱼山汉画像石墓M2在图案、人物服饰等上有加施“朱砂痕迹”和“彩绘为白色”等B16;2006年山东邹平开发区发现的东汉晚期的彩绘画像石墓中,亦残留彩绘痕迹等B17！Ｉ轿魇【衬谥饕有1992年12月至1993年4月在山西省离石发现的东汉画像石墓44号墓中的第5石“画面中点缀朱色圈点”等B18;1997年4月发现的山西离石石盘汉代画像石墓,“图像细部用墨线描绘,局部施红彩”。2号石图像中西王母“身穿红色宽袖长袍”。3号石“下层上一门吏,头戴黑色介帻”、“左手持红色盾牌”。4号石,左门扉“图案被红色边框分成内外两部分”。18号石,前室东壁门道隔柱“四周边框及部分纹饰涂红彩”等B19！Ｆ渌如江苏徐州青山白集汉代画像石墓,重庆合川沙坪汉代画像石墓等,都有朱红等色彩残留在画像石上。

附表:(该表列举的彩绘汉代画像石的出土情况,是以目前作者掌握的现有资料为依据的,尚有这些地区和在安徽、四川、天津等地出土的彩绘汉代画像石发掘报告与资料,有待搜集)

二、汉代画像石彩绘的造型特点与思想内涵

从西汉晚期画像石产生至今已历二千多年,“那堪事势尽,千古但苍凉”([清]王世祯诗)。由于汉代画像石长期深埋于地下,受地下水侵蚀,水中所含各种盐份随温度变化反复在彩绘颜料层内溶解,各种微生物对颜料与胶质粘合剂的分解和出土时环境变化,空气氧化,以及人为的破坏等,都使十分脆弱的大面积的色彩颜料层脱落和遭到严重破坏,今天要想全面看到汉代画像石的具体彩绘面貌是很难的,因此,只能从现出土的残留在石头上的点滴色彩来窥探其彩绘特点与思想。

从上述各地区关于彩绘汉代画像石墓的考古发掘报告可知,在当时雕刻完成的石头素胎上进行彩绘即敷色,可能是汉代画像石工艺制作的普遍现象,而且应该是很精彩的。如陕北汉代画像石“在浮雕的物象上施加墨线、阴刻、敷彩,是雕刻与绘画结合并用的一种独特殊美的创作形式”。“在个别画像石上的朱雀、铺首、边框、绶带、王母衣衫华胜等涂有朱、绿、赭、白等色。四十铺、延家岔、楼沟以及黄家塔出土的画像石有的整套墓门有的整块墓壁都用各种色彩涂染点画,出土时仍然鲜艳、洁净,随着风吹日晒而淡化消失,可放在窑洞或干燥的屋室内的画像敷色,经过二十余年朱色墨线依然如故”B20！４硬驶婧捍画像石发掘报告显示的时间上看,即“从河南南阳出土的杨官寺墓门画像可知,彩绘画像石至迟出现于西汉晚期,盛行于东汉中期。虽然我国汉代画像石产生时代较早,但施彩并非与石刻同步,此大抵与早期流行的棺椁铭旌制度有关”B21！４幽壳安驶婊像石的发掘报告内容看,有些墓室中的画像石可能全部施彩,而有些可能是有选择性地进行彩绘。前者如从南阳唐河汉郁平大伊冯君孺人画象(像)石墓出土的三十五幅画像石,“大都经过朱彩描绘”和陕西神木大保当第11号、第23号汉代画像石墓中残留较多色彩等,可以推测出。后者的情况较明显。如从彩绘画像石在墓室中的装饰部位看,彩绘的画像石主要设计在墓门的门楣、中柱、门扉、侧柱和门槛等处。再如南阳滨河路出土的彩绘汉代画像石墓共出土了39块汉代画像石,画像83幅,其中有彩绘的35幅B22！Ｓ硐囟十里村东汉画像石墓中只有两块画像石,施彩并镶嵌在墓门的门楣和门额上。密县后士郭汉代画像石1、2号墓出土的画像石,只在1号墓中的第5石、第6石、第7石、第10石、第13石、第16石和2号墓中的第5石上出现彩绘痕迹。山西离石石盘汉代画像石墓中的彩绘痕迹也是在2号石、3号石、4号石、18号石上出现等。有选择性地进行彩绘可能有造价较高,或是服从整体墓室建筑的需要,或仅在墓室的显要部位装饰彩绘画像石有辟邪、升仙功能等等原因。当然,这只是就现出土汉代画像石彩绘现象的一种推测,也是值得研究的一个有趣的话题。从彩绘汉代画像石图像上残存的色彩痕迹看,画面中人物、动物、植物、舟车、屋宇、桥梁、山川和边框等各种装饰纹样上都有彩绘的现象,当时可能是“满石皆彩”。因此,能够看出彩绘汉代画像石的颜色有:红色、朱红色、粉红色、褐红色、黑色、白色、黄色、土黄色、绿色、粉绿色、紫红色、蓝色、赭色等,是非常丰富的。

在汉代画像石上进行彩绘有着装饰、美化墓室B23５壬ピ嵝越ㄖ和辟邪、沟通神灵、象征吉祥、喜庆等功能。有学者认为“汉代画像石刻艺术产生的因素是多元的,而在石刻表面设色的成因,则是比较单一的,只能说它是绘画艺术发展的自身规律所致。大约在西汉中后期,汉代墓葬建筑日趋第宅化,在推崇孝道、事死如生的思想支配下,阴宅仿阳宅的建筑要求越来越高,既要求考虑到坚固、宽敞,又要美观、富丽堂皇,要想达到上述多功能的奢望,较为理想的设计莫过于画像石墓葬了”B24！４幼笆我帐醯慕嵌壤此,在汉代画像石上进行彩绘用来装饰、美化墓室等丧葬性建筑,即在汉代那个迷信鬼神、希望死后成神、升仙、“事死如生”的社会话语中,尽量模仿现世世界的建筑形制、彩绘样式来装饰墓室建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仅如此,包括彩绘在内的整个汉代画像石的制作工艺(包括制作程序、图像建构等)都是为墓室、祠堂等丧葬性建筑构成和装饰、美化其环境服务的。当然,它的彩绘现象也可以说是早期中国传统绘画艺术,尤其是中国画的色彩发展到汉代的表征,但“只能说它是绘画艺术发展的自身规律所致”,未免过于偏颇。因为,汉代画像石既具有早期中国绘画艺术的特点,也有早期中国雕刻艺术的特征,同时它又是墓室、祠堂等丧葬性建筑的构建材料。从其制作材料、工具、工艺程序、生产者和丧葬性质、在民间的生产制作与流行等方面看,它又是一种民间丧葬工艺。所以,汉代画像石的彩绘现象不完全是绘画艺术发展的自身规律所致。

汉代画像石的彩绘除具有装饰作用外,也表现出它的辟邪、沟通神灵、象征吉祥、喜庆等功能。用色彩作为辟邪、沟通神灵、象征吉祥、喜庆的符号,从原始社会至汉代,乃至当代的民俗活动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如据考古发掘表明:辽宁海城小孤山遗址出土的贝质穿孔片饰上染有红色。北京周口店山顶洞遗址发现的石珠表面也以赤铁矿染成红色。“原始人对装饰品进行打磨染色,使其引人注目、更加美观。这可能包含着取悦异性的目的,可以认为是审美意识的萌芽。也许籍此寄托原始宗教的万物有灵的信仰,将装饰品染上血般的红色,从而注入超凡的生命,并以此来沟通神灵”。“他们佩戴这些装饰品,或为了驱祟辟邪,或为了炫示威猛,或为了取悦异性,或为了托佑神灵,都是为了满足精神上的需要,求得精神上的充实”B25！＝入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人们也都把各种色彩与神灵、辟邪和吉祥、喜庆等思想、观念、民俗意识结合在一起。中国人源初的色彩观崇尚五色(青、赤、黄、白、黑),并把其与五行(金、木、水、火、土)、五方(东、南、地(中)、西、北)、五帝(苍精之帝(太皞)、赤精之帝(炎帝)、白精之帝(少皞)、黑精之帝(颛顼))和统治阶级沟通神灵、辟邪、求得吉祥、喜庆的祭祀等联系起来。如“在殷墟甲骨卜辞中就记录着殷人对祭祀所用牲的颜色所进行的严格的选择性,这就是在祭方的时候用什么样的颜色殷人都要专门占卜”B26！４呵锸逼诩漓氲难丈与祭方之间有了较固定的联系,杀牛祭祀要“社稷用黝,牛色以黑。而用黄者,盖正礼用黝,至于报功,以社是土神,故用黄色,仍用黑唇也”等B27！Ｕ焦秦汉时期对上述五色即色彩与五行、五方、五帝与祭祀等关系的文化艺术思想都是有继承与发展的。尤其是汉代对春秋战国等时期的哲学思想、文化艺术等的继承是不言而喻的。如《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十》记载:“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故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战国从衡,真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淆乱。至秦患之,乃燔灭文章,以愚黔首。汉兴,该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时,“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等,其中收得“易经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右阴阳二十一家,三百六十九篇”,“右五行三十一家,六百五十二卷”等。并言明“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及拘者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等等B28！６“汉代的思想骨架是阴阳五行。东方色配青,五行为木;南方色配赤,五行为火”B29５取Ｔ诹胶菏逼,把五色即色彩与五行、五方、五帝与祭祀相联系,教化于民,维护统治,早在西汉统治阶级那里就已有了清楚的认识。如汉武帝问策于董仲舒,仲舒对曰:“臣闻制度文采玄黄之饰,所以明尊卑,异贵贱,而劝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应天也”B30！：撼傻奂次怀跄,丞相衡奏言:“甘泉泰畤紫坛,八觚宣通象八方。五帝坛周环其下,又有群神之坛。以尚书禋六宗、望山川、遍群神之义,紫坛有文章采镂黼黻之饰及玉、女乐,石坛、仙人祠,瘗鸾路、騂驹、寓龙马”。“今既稽古,建定天地之大礼,郊见上帝,青赤白黄黑五方之帝皆毕陈,各有位馔,祭祀具备”B31！Ｌ乇鹗嵌汉以后,在谶纬迷信等思想浓厚的社会氛围中,不同的色彩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艺术载体中的运用赋予了其更多的辟邪、沟通神灵、追求吉祥、喜庆等神秘的意义。这在汉代画像石的图像中各个视觉形象的造型上都有明示。

汉代画像石的彩绘具有一定的辟邪、沟通神灵、象征吉祥、喜庆等功能,虽然没有明确的文献记载,但从《周礼•冬官•考工记》论述绘画艺术作品中色彩即五色与五行、方位的关系和对比现出土汉代画像石上残存的色彩运用等可见一斑。如《周礼•冬官•考工记》中记载:“画缋之事,杂五色。东方谓之青,南方谓之赤,西方谓之白,北方谓之黑,天谓之玄,地谓之黄。青与白相次也,赤与黑相次也,玄与黄相次也。青与赤谓之文,赤有白谓之章,白有黑谓之黼,黑与青谓之黻,五彩备谓之绣。土以黄,其象方,天时变,伙以圜,山以章,水以龙,鸟兽蛇。杂四时五色之位以章之,谓之巧。凡画缋之事,后素功”。该段论述的是画缋五色,大致有三层意思:第一段论述的是五色之次序,提出了五色概念,即青、赤、白、黑、黄,并与分出东、西、南、北、中方位。显然这与战国(或秦汉)时期的“五行”观念有关。第二段论述的是五色之交合,即在方位上正是东西、南北、天地相对的关系。第三段从“土以黄”到最后论述的是五色之工艺,即凡画天象,随时节变化而施不同的色彩,画山画水要与龙、虎等相联系,以及四时皆有色彩等B32！Ｕ饪梢郧宄地看出,那时(战国或秦汉)在艺术作品中把色彩即五色与、五行、五方等联结在一起的事实。该段文字既可以看成是春秋战国及其以前中国绘画艺术的理论总结,也可以看成是对秦汉绘画等造型艺术的理论指导与影射。如残留在现出土汉代画像石墓的门扉、横梁、立柱等上的色彩,即能体现出青、赤、白、黑、黄五色的运用。残留在图像的边框纹饰和动、植物等视觉形象上的不同色彩痕迹也清楚地体现出“四时皆有色彩”的面貌等。

特别是上文列举的关于汉代画像石的彩绘现象的发掘报告显示,不少彩绘画像石被镶嵌在墓门、门扉、门柱等处,并在这些地方和在图像中建筑物的廊柱、栏杆、车马等上敷以较多的红色(朱砂成分较多)等,也可以看出在汉代画像石上进行彩绘有着辟邪、吉祥、喜庆等寓意。“中国画色彩在汉及其以前以五行色为主(黑红色为主色调)”B33！：焐与黑色这两种主色调在婚丧嫁娶等民俗活动中的运用也是较多的。尤其是红色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自古及今都有象征吉祥、喜庆等民俗观念、寓意。如今天为中国举办的第29届奥运会而设计的祥云火炬,也是以红色为主色调,象征着吉祥、如意。红色“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场合,红色的象征意义往往处在流变之中,或标示尊贵,或渲染吉庆,或用于辟邪,甚至与某一王朝的‘天命休戚相关。这一切使红色与中国人的民族情感连为一体”B34！Ｖ劣谌宋锏拿娌俊⒎饰、鸟兽的羽毛等描绘红色、黑色或白色,或“鹿身以红彩表示流血等,应该是民间画师们以目中所见,把主客观色彩结合起来运用,“杂四时五色之位以章之,谓之巧”。所以,从现出土的汉代画像石上残留的色彩痕迹,可以窥探出它的彩绘并非是单一的装饰,而是有着复杂的敷色思想与寓意。

图3 洛阳汉墓室壁画汉代画像石上残存的这些彩绘色相(包括思想、寓意)与同时期的墓室壁画、彩绘陶俑、彩绘铜镜等上的色彩、颜料的成分构成等是非常相似的。如1987年4月在西安交通大学内发掘的一座西汉壁画墓中,“在墓葬主室内的四壁和顶部绘满了色彩斑斓的壁画”。“用色丰富,有石青、石绿、朱红、赭石、青莲、白、黑等多种”B35！2003年3月在河南省洛阳市宜阳县丰李镇尹屯村发掘的新莽晚期的壁画墓中,“所存壁画的绘法,是在砖壁上粉刷上有层白灰为底,再用红、黑、黄诸彩作画。红彩多为条形的仿木梁结构,黑色则用以勾勒各种画面,如祥云花草、日月星辰、人物禽兽及仿木斗拱等等,而且诸多勾勒画面之上又涂红、蓝、黄、绿多种色彩”B36！2003年4月发现的陕西定边县郝滩东汉壁画墓中,“壁画是用黑、白、红、蓝四种颜料绘成,颜色非常艳丽”B37！2000年在陕西省旬邑县原底乡百子村砖厂发掘的东汉晚期的壁画墓中,壁画使用的主要有黑、白、黄、红、紫等色彩。有关学者还就这些主要颜料和土样通过扫描电镜/X-射线能谱分析,X-射线衍射分析等,进行了成分分析。分析结果是:该墓壁画中的黑色颜料主要由碳黑组成;通过XRD分析发现白色样品中含88%的方解石,纯度很高;黄色样品中的显色物相是针铁矿;红色颜料有颜色较暗,呈棕红色和颜色较亮,为桔红色的两种不同的色相;紫色用量较少等。该墓壁画使用颜料种类不仅较为齐全,而且当时的画师们使用了“没骨法”这种绘画工艺,即先用黄色在白色底层上画出图案的底色,再在黄色底色上画出其他颜色的图案,以此类推。颜料样块剖面从内到外依次最多找到了白、黄、红、黑四种颜色层的叠加B38！Ｉ细鍪兰90年代在汉阳陵墓中发现了众多西汉彩绘陶俑,“俑体表面皆敷彩,彩有三色,即朱红色、橙红色和赭黑色”。经过X-射线衍射分析表明,“朱红色颜料为纯度很高的朱砂(HgS),杂质很少”,“橙红色颜料中含有大量粘土成分,主要物相为石英、云母、高岭土”,赭黑色“颜料的主要物相为石英(a-SiO2)、云母”B39！1992年陕西省博物馆征集到的一面汉代彩绘铜镜,镜子背面彩绘红、蓝、白、绿四种颜色及岌少量的黑色。颜料分析结果显示,红色颜料的主要成分为朱砂,蓝色颜料的主要成分为蓝铜矿,白色颜料的主要成分为羟磷石,绿色颜料的主要成分为蓝铜矿和孔雀石。“该彩绘铜镜的绘制是先在外区通天有层红色,再在其上绘制有蓝色、白色、绿色的纹饰图案,而中区先通涂有层蓝色,然后在其上绘制红色、白色的纹饰图案,内区保留的仅为一层红色。绘制图案主要采用平涂的方法,在色彩相近、容易模糊的地方,辅以淡线。该彩绘铜镜的颜料均为天然矿物颜料B40５鹊取

从色相上看,汉代画像石的彩绘与墓室壁画、陶俑、铜镜等彩绘使用的颜料基本上是相同的,即它们使用的颜色都没有超出红色、黑色、白色、黄色、绿色、紫色、蓝色等这几种色彩,并且不同的民间画师、工匠都能用这几种色彩调和出朱红、粉红、褐红、粉绿、紫红等综合色彩进行绘制。这充分反映出了汉代已有相当高超的颜料制作工艺技术。从各种颜料的化学成分上看,虽然未见到有关对汉代画像石的彩绘颜料成分进行X-射线衍射等技术分析(以作者目前掌握的资料为依据),但从上述有关学者对同时期的墓室壁画、陶俑、铜镜彩绘颜料的实验、分析结果,可以推测出汉代画像石的彩绘所用各种颜料的成分,也不外乎是朱砂、碳黑、针铁矿、羟磷石、蓝铜矿、孔雀石等天然的或人工的矿物质原料。尤其是从绘制手法上看前后有着极大的相似性。如汉代画像石图像中各个视觉形象的彩绘现象是:墓门门柱、门楣、门框、门限、井字图案,窗牖、瓦缝、瓦当、楼板四周的栏杆、帷幔”、车厢、辐、人物、动物、植物、日轮、月轮等等,基本上都是先用黑色或朱色、蓝色等勾勒轮廓或勾边,然后平涂或描绘各种色彩,或有的用白、红、蓝等作底色等。细小部位无法雕刻出的细节等也基本上都是采用墨线描绘。如上述陕西神木大保当第11号、第23号画像石墓中的人物,“五官以墨线勾绘,红唇,粉面”。“着长袖浅色衣,下穿红彩长裙”。“马身均涂褐红色”,骑马者“着红色戎装。前两骑手帻为黑色,后一骑手帻为红色”。朱雀,“身涂红彩,以黑彩描羽毛,翅上以红、黑彩描细部。其四周环绕五只或飞或站立的凤鸟,凤身均涂红彩等等。而彩绘墓室壁画、彩绘陶俑、彩绘铜镜的画面设色也基本如此。如有的画面用墨线勾画舟车屋宇的瓦楞、栏杆的边,有的用蓝色、红色勾画马匹的轮廓,有的用黑色画树干,用绿色画树叶,有的用红色、黄色、黑色、白色等画人物的衣服、嘴巴和动物的皮毛等等。

图4 徐州汉彩绘陶俑汉代画像石的彩绘与同时期的墓室壁画、陶俑、铜镜等敷色的相似性是必然的。因为同时代的各个艺术门类之间必然是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的。特别是墓室壁画、陶俑、铜镜等的彩绘早在汉代画像石产生之前就已产生。由此也可以推测,汉代画像石的彩绘在很大可能上是在前者彩绘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汉代画像石彩绘的特点与思想对其以后的魏晋、隋、唐、宋、元、明、清,乃至当代的宫廷壁画、墓室壁画、佛教壁画和青绿山水画,以及从古至今自身自灭的民间美术的色彩都有影响。尤其是民间美术的色彩受其影响很大。汉代画像石的雕刻者、敷彩者本身就是民间艺人,他们在前代的基础上发展与创造的这些色彩母体,虽然很精彩,工艺技术很高,但在后代中国画艺术的发展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重视。特别是宋代以后文人画艺术的兴起,汉代画像石上体现的大红大绿的色彩为文人士大夫艺术家所不齿而被贬低,它们只能在民间美术中成为“暗流”,任其流淌。直至今日,在众多的民间美术作品中,其色彩的运用仍然能够找到汉代画像石彩绘的特点与思想的痕迹。(责任编辑:郭妍琳)

① 顾森《中国汉画图典》(序),浙江摄影出版社,1997年版。

②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南阳杨官寺汉画像石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3年第1期。

③ 南阳市博物馆《河南南阳石桥汉画像石墓》,《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1期。

④ 《南阳汉画像石》编委会《唐河县电厂汉画像石墓》,《中原文物》,1982年第1期。

⑤ 南阳市博物馆《南阳县赵寨砖瓦厂汉画像石墓》,《中原文物》,1982年第1期。

⑥ 南阳地区文物队、南阳博物馆《唐河汉郁平大伊冯君孺人画象石墓》,《考古学报》,1980年第2期。

⑦ 南阳地区文物工作队、唐河县文化馆《唐河县针织厂二号汉画像石墓》,《中原文物》,1985年第3期。

⑧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禹县东十里村东汉画像石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5年,第3期。

⑨ 南阳市文物研究所《河南省南阳县辛店乡熊营画像石墓》,《中原文物》,1996年,第3期。

⑩ 李林、康兰英、赵力光《陕北汉代画像石》(图版说明),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2页。

B11 戴应新、李仲煊《陕西绥德县延家岔东汉画像石墓》,《考古》,1983年第3期。

B12 吴兰、帮福、康兰英《陕西神木柳巷村汉画像石墓》,《中原文物》,1986年第1期。

B13 榆林地区文管会、绥德县博物馆《陕西绥德县四十里铺画像石墓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2002年第3期。

B14 李林、康兰英、赵力光《陕北汉代画像石》“图版说明”,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7、121、123、124、126、131页。

B15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神木大保当第11号、第13号汉画像石墓发掘简报》,《文物》,1997年,第9期。王建中《汉代画像石通论》,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474、475页。

B16 王建中《汉代画像石通论》,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473页。

B17 《齐鲁晚报》,2006年11月。

B18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吕梁地区文物管理处、离石县文物管理所《山西离石再次发现东汉画像石墓》,《文物》,1996年第4期。

B19 王金元《山西离石石盘汉代画像石墓》,《文物》,2005年第2期。

B20 李林、康兰英、赵力光《陕北汉代画像石》(前言),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B21 王建中《汉代画像石通论》,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476页。

B22 闪彬《浅论汉画像石的彩绘现象》,顾森、邵泽水(主编)《大汉雄风——中国汉画学会第十一届年会论文集》,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B23 在目前,根据上述汉代画像石的发掘报告,有彩绘现象的汉代画像石都是出土于地下墓室中,地面上的祠堂、墓阙等丧葬性建筑上的画像石尚未有发现。但可以推测,既然在墓室中的画像石上进行彩绘,那么,当时的祠堂、石阙等上的画像石也可能会有彩绘现象。

B24 闪彬《浅论汉画像石的彩绘现象》,顾森、邵泽水(主编)《大汉雄风——中国汉画学会第十一届年会论文集》,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B25 张朋川《史前装饰艺术的作用与意义》,张朋川《黄土上下:美术考古文萃》,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版,第77页。

B26 王文娟《墨韵色章:中国画色彩的美学探渊》,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52页。

B27 《毛诗正义》(下),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63-1364页。

B28 [汉]班固《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十》,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24-351页。

B29 顾森《秦汉美术思想辑要》,《中国汉画学会第九届年会论文集》,中国社会出版社,2004年版,第283页。

B30 [汉]班固《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第二十六》,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565页。

B31 [汉]班固《汉书卷二十五下•郊祀志第五下》,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93页。

B32 戴吾三《考工记图说》,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第57页。

B33 王文娟《墨韵色章:中国画色彩的美学探渊》,中央编译出版社,第2006年版,第1页。

B34 诸葛铠《中国的红色象征》,诸葛铠《裂变中的传承》,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3页。

B35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汉壁画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4期。

B36 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尹屯新莽壁画墓》,《考古学报》,2005年第1期。

B37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榆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定边县郝滩发现东汉壁画墓》,《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5期。

B38 惠任、刘成、尹申平《陕西旬邑东汉壁画墓颜料研究》,《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3期。

B39 郑利平、王丽琴、李库、党高潮《汉阳陵彩绘陶俑颜料成分分析及其病因探讨》,《考古与文物》,2000年第3期。

B40 罗黎《汉代彩绘铜镜的绘制工艺及颜料研究》,《考古与文物》,2002年第4期。

Modeling Characteristics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the Color Painting on the Han-Dynasty Portrayal Stone

ZHENG LI-jun

(School of Fine Arts,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12)

Abstract:Color-painting is the last procedure of Han-Dynasty portrayal stone design. Some Han-Dynasty portrayal stones excavated now in Henan, Shaanxi and other provinces still have remains of red, black, yellow, green, and white color painting. Color portrayal stones are mostly located in the doors, thresholds, beams and columns of the tombs. Color painting on the Han-Dynasty portrayal stones is not only for the decoration of the stone and beautification of the tomb, but also for the functions of avoiding the devils, communicating with the gods, symbolizing auspiciousness and celebration. The color image and pigment allocation of the Han-Dynasty portrayal stones are very similar to those of tomb wall paintings, color-painting pottery figurines and color-painting bronze mirrors. The color-painting on the Han-Dynasty portrayal stones exert influence on later folk art colors.

Key Words:Han-Dynasty portrayal stones; color painting; modeling characteristics; ideas; cultural connot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