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娉

摘要进化论在中国近代掀起的思想启蒙为知识分子接受更为先进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基础,而中西文化融合在深层面上使近代中国人对进化论及马克思主义做出历史性的选择。五四前后激进民主主义者逐渐突破进化论的渐进观而选择了激进的革命理论,并且适应当时中国社会的需要将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与唯物史观相结合,直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被接受,这都是科学进化论不断演进的精神体现。

关键词科学进化论 激进民主主义 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A8文献标识码:A

进化论和马克思主义这两种思潮在近现代中国的发展演变,都有着深刻复杂的思想背景和社会基础,十九世纪末,在近代中国深重的民族灾难下,迫切寻求“中国出路”的爱国进步人士引入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进化论,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朴素演化思想和朴素唯物主义相结合,成为渴求奋发图强、争取民族生存的重要思想武器,并促成了近代唯物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进化论深刻地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学术思想、政治思想和阶级斗争,然而在几年之后它就迅速被马克思主义取代了思想指导地位,近代中国人在这两种思潮之间做出了历史性的选择。

先进的中国人引入、接受、传播进化论的目的大多不是把它当作一种学理来研究,更主要是为反帝反封建寻求理论依据,因此在传播进化论的过程中大多偏重于社会历史观的宣传,紧迫的时代政治任务使国人来不及深入地分析进化论的真正科学意义之所在,所以在对进化论的认识上采取了近似的“拿来主义”,但是很快国人就认识到进化论在救亡图存中的根本局限,就是不能正确了解社会进化发展的根本原因,也就是生产方式和阶级斗争,而要找到真正的社会发展的根源就必须打破进化论的局限,进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强调实行使一战和俄国十月革命后激进民主主义者更加信任马克思主义学说,但是他们并未完全抛弃进化论的唯物论以及符合历史辩证法的朴素的发展演化观点,与科学的历史辩证法相结合,发展成为 “最新的科学进化论”——“马克思的辩证法”,并由批判继承进化论的基础上逐渐向唯物史观转变,直至接受社会主义学说,这是激进进化论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民初进化思潮的重要内容。

近代知识分子在认识上从进化论过渡到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原因还是很复杂的。首先是在思想上是为了寻求生存竞争、弱肉强食的强权说与尚仁义重和谐的传统文化之间矛盾的化解之法。十月革命后,一些思想家开始冷静地审视喧嚣一时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在心理上寻求这种矛盾的化解之法。在辛亥后,部分知识分子有过讲习社会主义的思潮,首先公开标榜社会主义的是江亢虎,他主张“纯粹社会主义”,是第一个使用“历史唯物论”的人,实质上是社会改良主义;也有讲求“极端社会主义”的,实为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正道;真正比较科学的还是李大钊、李达等人著文分析的社会主义产生的原因。1903年马君武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之比较》一文中,得出了社会主义与达尔文主义相同,道德进化与社会竞争并行不悖的结论,君平在《天演大同辩》中认为天演与大同既对立又依存,人们应遵循“天演之公例”,以达“大同之公理”,在大同思想实现之前,天演思想是世界文化进步的根本动力。以上理论都是为了寻求化解之法,而唯物史观的发现则开启了进化论演变的新起点。

其次,从社会方面说,一战造成的国际国内大变动给中国思想界带来极大震撼,先进的知识分子面对战后西方社会的衰败和国内军阀混战、民生凋敝的社会现实,对一直信奉的进化论学说感到失望,开始关注当时正在传播中的社会主义学说,重新认识社会革命。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描述了他在旅欧时所见西方社会的惨败景象,以其敏锐的政治眼光认定“社会革命,恐怕是二十世纪唯一的特色,没有一国能免,不过争早晚罢了。”孙中山在1905年《民报发刊词》中提到“欧美强矣,其民实困,观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周恩来在1920年到欧洲后给天津《益世报》著文写道:“使欧洲危机终不可免而至于爆裂也,则社会革命潮流东向,吾国又何能免?”当时的《科学》月刊在“新书广告”中,把达尔文与马克思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认为“达尔文发现了生物进化论的法则,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自然的法则,达尔文说明生物消极适应自然的法则,马克思说明人类积极适应的法则。”上海《时事新报》、北京《晨报》副刊、《建设》、《解放与改造》也都纷纷介绍当时西方资产阶级工人运动,宣传社会主义学说。先进青年开始逐渐认可社会主义学说、阶级斗争说,并且敏锐地察觉到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开始重新认识进化论真正的科学精神,而更多的是在批判继承进化论的基础上向唯物史观转变,直至接受社会主义学说。

再次,自然界和社会领域的发展规律是根本不同的,达尔文的进化论只是反映生物界的发展规律,得不出社会革命的结论,不能去指导革命,只能为改良主义提供渐进改革的理论依据。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懂得使用《共产党宣言》中所阐述的无产阶级世界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思想武器,重新考虑选择救国的道路,他们认识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一套切实可行并在俄国已见成效的具体行动方案和革命战略,近代最早介绍的唯物史观侧重于介绍阶级斗争学说的进化发展,符合了当时急切寻求实效的青年们的要求和中国传统的实用心态。在中国东南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是杨匏安,他在1919年10月的《中华新报》上发表《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两文,介绍了各派社会主义学说,马克思产生的历史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剩余价值学说等内容,在文中,他称颂《资本论》为“社会主义圣典”。陈独秀也认为“俄国的共产主义主张阶级斗争、直接行动、无产阶级专政、国际运动”,而“国内的资本阶级虽尚属幼稚,而国外资本主义底压迫使人人都知道的,因此阶级战争的观念是中国人应该发达的了”他还积极呼吁:“像中国这样知识幼稚没有组织的民族,外面政治的及经济的侵略又一天紧迫似一天,若不去急进的Revolution(革命),时间上是否容我们渐进的Evolution(进化)?”孙中山也不得不下决心实行“联俄联共”,鲁迅也没有停留在进化论的水平上,不断学习马克思主义,剖析自己,抨击赫胥黎等的历史观的局限性,使世界观产生根本的转变,从进化论走向阶级斗争革命论,由一个民生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者。激进民主主义者还提出社会组织进化论作为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他们指出社会组织即为社会关系,也即是生产关系,这也使得其认识中的进化历史观有了科学理论形态,历史辩证法已逐渐由自发进于自觉,“在社会的进化上,物质的自然趋向的实力很大,留心改造社会底人万万不可漠视这种客观的趋向,万万不能够拿主观的理想来自由改造。”这也就揭示了人类发展的内在动因。

值得指出的是,一些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本身政治思想成熟也是经过长期磨练的,他们大多只着重于传播唯物史观,对辩证唯物论基本原理几乎没有传播,而且理论水平也有待于提高,不能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现实国情相结合来考虑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刚刚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者还处在极为幼稚的时代的特征”,也表现了思想上难以避免的历史局限性。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激进民主主义者由进化论转向历史唯物论,批判继承进化论以达到“最新的科学进化论”,在当时更适合中国革命的需求,也改变了近代中国的面貌。

注释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一卷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马君武.社会主义与进化论之比较.[A].马君武集.湖北: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君平.天演大同辩.[J].觉民,第9、10期合本.

孙中山.民报发刊词.[A].孙中山全集(第2卷).上海:中华书局,1986.

周恩来.欧战后之欧洲危机(续篇)[J].益世报[N].1921-3-23.

卢继传.进化论的过去与现在.[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0.

陈独秀.社会主义批评.[A].陈独秀选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