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勇

中国画一代有一代的风尚,一时有一时的题材。作品的时代感,是由作品的题材和这一题材所揭示的主题思想体现出来的。绘画不再是画的本身,其本身只不过是一种形式,一种载体,表达的是画家在那个特定时代的真实感受和时代意义。

中国画是中国民族精神的呈现,经过历史和人民的淘炼而继承发展、流传至今,在中国大文化背景的影响下,形成了“造乎自然”、“天人合一”的美学思想和“应物象形”、“传模移写”的造型样式。中国画在每一个发展过程中,总是扬弃或否定不好的、不适用的,继承过去的优秀部分,加入时代必需的和进步的部分。艺术表现形式上不断变化、丰富、完善,也与其他门类的艺术不断碰撞、渗化、融合。

继承和发展中国画,要深入生活,“外师造化”,将传统技法与生活结合起来,灵活运用,才能够创造性地发展传统的绘画技法,即“中得心源”。在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生活习惯、风俗民情、审美情趣和信仰哲理中寻找自己的绘画语言,立足本土,立足当今时代,吸收外来文化有用的营养,让绘画“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使它具有丰富的、鲜明的时代感。绘画的时代感必须赋有当时时代特有的审美集体性,具有时代特征。中国画是画家情感的流露,技法是为创作服务的,是情感的载体,不能拘束于技法的程式和审美意味,而忽视对生活的真实情感的表白。时代在变化,情感在变化,表现方法、笔墨语言也要有新的变化,这就需要在原来的绘画技法基础上大胆地寻找新的形式技法,使之能够有力地表达我们对新时代、新生活的歌颂和热爱,即如石涛所言“笔墨当随时代”。画家只有深入生活,体会生活,将自己的真情实感通过笔墨语言自然地流露于纸面,不做笔墨的奴隶,才能产生具有时代气息的、个性化的、震撼人心的作品。

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它带给艺术创作的内容也是丰富的。中国画要具有强烈的时代特色,画家必须到生活中去,在自己熟悉和热爱的生活中抓取和积累创作所需要的素材,力求鲜明生动、具体高雅,反映现实生活,着力体现时代精神。不能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冥思苦想,闭门造车。没有生活的感受,没有强烈的、真挚的感情,即使通过图片,东拼西凑,画出来也是空洞无物的。5·12四川大地震后,出了一大批反映地震灾难的作品,可震撼人心的精品力作不多。大多作品是虚情假意、迎合之作,无身临其境之真情,一看就知是利用媒体图片凭空捏造而成,一张图片多次使用在不同作者的作品上。只有画家把自己置身于生活中,和人民大众共呼吸,不脱离人民,不脱离社会生活,才能发现生活中的真善美,才能在生活中发现创作的种子,动了真情,才能创作出打动人、影响人、鼓舞人的作品。古今中外,凡是震撼人心的能流传后世的艺术杰作,都是反映生活、反映时代精神有艺术创造性的好作品。那种为求新而摹仿西方现代艺术玩弄新花样,张扬个性,认为是打开了艺术的宝库,寻找到了艺术的宝藏,其实都是很早以前就有的旧玩艺。把对他人的模仿抄袭、偷梁换柱看作是创造,是跟上了时代,其实只不过是在个人狭小空间里的胡乱涂抹。他们的作品不是高深得叫人看不懂,而是这些作品内容太单调,有的甚至叫人感到恶心,加之咬文嚼字的伪评论家故弄玄虚,把人们引入了歧途。

生活在新,艺术也要常新,艺术源于生活,无生活即无生命。在内容形式上要有突破,要反映时代精神,就必须要到现实生活中去观察,在生活中体悟,真正了解时代,把握时代脉搏。如北宋画家张择端的著名风俗画《清明上河图》,描绘的是清明时节汴河两岸数十里的繁华景象,是汴京当年繁荣的见证,也是北宋城市经济情况的写照,栩栩如生地描绘了北宋都城汴京的日常社会生活与习俗风情。又如蒋兆和的《流民图》,描绘的是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的中国难民生活,作品通过对一百多位难民躲避日军轰炸、在死亡线上挣扎的痛苦情状的塑造,展现出由侵略者造成的饿殍遍地、生灵涂炭的人间悲剧。画面没有直接出现烧杀抢掠的侵略者形象,而是通过一个个满面愁容、疲惫不堪、倒地而息的人物群像,揭示了侵略者给中华民族造成的国破家亡的毁灭性创伤。再如清初的书画家石涛、八大等,他们那种被压抑的情感又拌合着具有时代意蕴的桀骜不平之气,使这个时代的书画呈现异样的光彩。那种独特怪异的造型结构,桀骜不驯之意味,富于个性风采的笔墨,都展现了时代的风貌。在或超逸或狂放或坚凝的外表形态之中,隐藏着人生的孤独和寂寞,蕴涵着深深的隐痛,这些都是其他时代无法替代的。

时代的呼唤、民族的情感和精神永远是我们创作的灵魂,这就要求我们要勇于探索,敢于创新,到生活中去吸取营养。新时代要有新的形式、新的境界,只有抓住时代精神的作品才是不朽之作。越有时代性也就越有永久性。

(作者单位:临沧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责任编辑:尹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