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声破寂

鼠年末季,三年一届的京剧艺术节,在“七不隆咚仓”的喤喤锣鼓声中,又熙熙攘攘开张了,这可是业内某些先生们又一次大快朵颐的饕餮盛宴,红楼梦中卜固修先生们少不得奉承颜色,呐喊凑趣,台前幕后共奏出一阕阕离谱不经的颠倒大曲,你方捧罢我登场,好不热闹。笔者近些年于皮簧的声腔颇为耽嗜,欣逢盛况,少不得拨冗从屏幕上作壁上观。余乃美食主义者,讲究个真善美三字,几场下来,竟无从下箸,不免兴味索然,憾何如之。现且僭充编外剧评人角色,命笔为文,权当为京剧节贺。

先聊某京剧院自称为呕心沥血、强强联手之作的《下鲁城》。这是一个关于战争题材的剧目。弄这类题材,首先得分清战争的性质,那就是正义和非正义的。在这个问题上若有混淆甚至颠倒,该作品将失去全部意义而走向反面。尽管演员靓丽,装束精美,然而裹的却是一具僵尸,就够令人呕心了。

《下鲁城》描述的是楚汉相争的故事,当时的历史背景是中国经受春秋战国数百年战乱,秦王朝统一六国后又施暴政,民不聊生,老百姓因而揭竿而起以求生存空间,人们的愿望是想在一个统一的国家内过上太平日子,这也是历史发展的要求。相对来说,刘邦剪灭群雄统一国家,是适应历史潮流的正义之举,汉军轻徭薄赋,约法三章不扰百姓,受到广大民众自发的拥戴,他进行统一战争的正义性已成历史定评。而《下鲁城》剧所讴歌的项羽,却是一个杀人如麻的魔君。历史上杀人最多的将军一是张献忠,四川人被屠戮过半,清人所著《碧蜀》一书有详尽的记载,堪与张献忠凶暴比美的就是项羽先生了,此君甚好屠城,攻下咸阳后纵令军士掳掠、火烧阿房宫,三月不熄而火,“楚人一炬,可怜焦土”。他的失败是自取灭亡,也是老百姓的愿望。而在《下鲁城》剧中,却颠倒黑白,虚造出一个民意代表鲁城老妪,无中生有大骂刘邦发动战争残害百姓,而对项羽怀念不已,(这自然是编剧者的心声)。项羽的根据地是彭城即今徐州,所谓八千子弟兵、江东父老皆出自这一带。项先生与鲁城(即曲阜)地阻南北毫无渊源,孔老夫子故乡的百姓胡为来哉去怀念这位杀人魔君,是盼他来屠城焚毁孔林胜迹么!更为荒唐的是无端捏造鲁城誓死不降的守将竟是项伯,此人倒是一个历史人物,据《史记》记载他是项羽的叔父,项羽的凶残他是目击者,早在楚汉争雄的初期就已背弃项羽而叛降刘邦充当间谍,说明他对这位独夫侄儿是极度不满的,以至于叛降汉刘。而《下鲁城》剧中,刘邦却成了他的“死敌”,不肯归降是因刘邦“嗜杀”,因而决心为项羽殉葬,伪造出这一集孤忠和叛徒于一身的双重人格,有何史实有何依据!此剧的主题到底是什么?是想图解“攻城为下,攻心为上”么?……也不像;剧作者到底想说明什么,若是对历史的无知,只能说是浅薄,若明知史实而故意颠倒,其用心即不可问矣!胡编乱造强奸历史,是欺国中无人尔!然操舆论大权的衮衮评委诸公,何以不议其非而交口赞誉,此笔者百思而不得其解者!此剧不经之处尚在于细节的虚罔,刘邦有什么理由私探鲁城?莫非为的就是去听鲁城老妪一顿臭骂!入城时为了取悦于守城兵士不惜自污,自承刘邦是坏种,更是丧失原则丢尽人格,哪有半点开国君主的王者风范!而项伯明明认出“死敌”刘邦混入城内而故意放任逃走,嗣后刘邦又莫名其妙地承受项伯三箭,如此任意胡编,也真亏作者写得出来。总之,此剧从立意到构架毫无章法,实实地乏善可陈。

鲁城一“下”而不可再,该编剧先生似应加强历史知识和文化的学习了。而演出团体方面,对剧目的选择,今后还是慎重一点为好,好大喜功固然重要,然精神文明的建设,似应更重要一些。

戏剧脚本这玩艺儿,水准有个愚贤而不等,然最最基本的一点是言之有物,不可放空炮,切忌无病呻吟。某院团此次展演的《辛弃疾》于这点上就大大地失算了。辛弃疾是南宋大词人和爱国将领,他青壮年时冒险从沦陷区的金邦潜回宋廷报效,终生矢志北伐,也曾立有战功,然受朝中主和派权臣的猜忌和排斥,屡屡遭贬,后半生几乎在半流放的生涯中度过,郁郁以终。特殊的时代背景和经历造就了一代词人豪放和极富于乡土田园色彩的平民气质,他不同于苏轼或岳飞,是独特的“这一个”。把他搬上舞台,似应从辛氏本人的独特传奇经历和一生中的闪光点去营造戏胆。就方法论而言,宜泼重墨皴染,庶几与辛氏气吞河岳的豪迈军人气质合掌。然辛弃疾中晚年又是一个田园诗人,有其婉约洒脱的另一面,这就得用类似于工笔画的细腻笔触探其隐微。凡此种种的一个重要前提是,需一有血有肉的情节特别是细节的攀描人物才立得起来。营造此剧,意境为先。而我们所见的《辛》剧,几乎看不到一个贯穿全剧的完整和有机的故事梗概,演员是在剧作者人为安排的各支离破碎的场景中大唱辛氏原词。说白了就是一场辛弃疾诗词朗诵晚会。全剧既无矛盾双方有层次的多方较量,一波三折起伏跌宕的剧情亦付阙如,通篇在朗诵辛词中作无病之呻吟,一如辛词“为赋新词强说愁”所描,实无任何“戏”味可言。严格地说来,它还不够称得上是一个“剧本”呢?粗粝如此,令人扼腕。

那么,如主题健康,谋篇架构合理,剧情完美,就算是好的戏文了吗?不然哪不然,台下人还得考究一下剧中主要人物的性格是否鲜明,文字功力如何定位,全剧品位格调到何等境界,说白一点,就是是否上品,等等等等。就此,无妨以吉林上演的《孙安动本》来作一小议。 此剧系六十年代,中国京剧院根据同名柳子戏改编的,此次演出据说是在原改编本的基础上去掉了水词重新订正的。原改编者翁偶虹先生是大家,吾人素所景仰。照说,他的改本从主题立意到布局谋篇诸方面,自然是无懈可击的,惜未见到翁氏原作。而看到吉林的演出时,竟大失所望,全剧实在是“水”得可以。竟无一段够份儿的唱词,仅顺口而已,满台帝王将相,谈吐均无文化底蕴。主要人物孙安谈不上有什么艺术形象,在他与权奸相颉颃的多次激烈较量中,或是净场参奸修本时自叙由头的重要唱段,词儿翻来覆去的是“为了大明江山”或是“江山社稷”,给人的感觉是一个十足概念化的人物,其行可敬,其言可憎。正如鲁迅先生嘲讽某些蹩脚文字,“言语无味,像个瘪三”。孟子有云:“君为轻,民为重,社稷次之。”老百姓都死光了,你这个社稷还能“社”得下去吗?“社”下去又有什么意义?设想孙安的思想境界如高出一筹,把老百姓的安危存亡摆在第一位,而不是动辄“宗庙社稷”,人物就要可亲可爱一些,在此剧规定的戏剧情景中,老百姓的基本生存权已得不到任何保障,皇上实际上在纵容“权奸”虐民逞凶,不揭示问题实质,一个劲儿信誓旦旦效忠大明江山,只是隔靴挠痒痒而已。孙安如有君轻民重的思想境界,人物就丰满得多,以此荡开戏剧冲突,《动本》的品位和意义也就要高尚许多了。

全剧是如此单薄干瘪,与剧作者的文字功力大有关连,写唱词虽是小道,但它却是塑造人物的重要手段,能起到点晴作用甚至活跃全剧。传统戏《打鱼杀家》肖恩的唱词:“猛抬头见红日坠落西下”,短短一句就勾勒出这位老英雄沦落江湖的落魄无奈心境和气质,(如将坠落西下改为坠落天涯则更妙)。这类性格化的语言,在优秀的传统剧目中是屡见不鲜的。

《动本》之类的循吏戏其实很难写,无小巧之处讨俏,得写出气势,挖掘出人物有血有肉的丰富内心感情,以生动的细节刻划形象个性,若老端着份儿唱高调,倒反平直不实了。观众也会反感,人家来听戏是找一乐子,不是来听训的。老一辈艺术家就很讲究色彩对比冷热调剂,常于极悲极严肃的场景中出其不意来点搞笑,放松放松,调和一下气氛。如《朱痕记》中,赵锦棠偕婆婆讨饭,向施粥的军汉泣诉:“可怜我有八十三岁的老婆婆有三天未曾用饭……”,该军仅竟跪地嚎啕伤心不已,问其故,则云:“可怜她家有八十三只老母鸡,有三天未曾下蛋,你说惨是不惨。”于是观众大乐。这大概就是西方戏剧所谓的“间离效果”吧,挺能醒脾的。又如《连环套》中“盗钩”一场,厨子找到帽子,也来点调侃,说:“这一下我得啦(找到帽子)他也得啦(指朱光祖下了毒),待会儿寨主爷吃了宵夜,他也得啦”。也属于同一手法,这就是“戏”。写戏洒脱到如此境界,可谓得其三昧!纵观京剧节上演的诸剧中,俱是板起面孔训人,无有俏笔洒脱如斯者!

以上所议诸剧,有的虽有误导历史知识之嫌,或随意性太多,脚本谋篇失当导致畸形,其负作用尚不足以玷辱精神文明成为公害。然上届京剧节荣获大奖的杰构《洛神赋》,却是一曲离文明相去甚远的欺世盗名之作了。

《洛神》是齐如山先生根据晋代曹植的《洛神赋》,为梅兰芳大师编写的一个古装剧目。曹植早年在宫廷中曾与其兄嫂甄氏互有过精神恋爱。事发后,甄氏被赐死,曹植亦被谪贬。若干年后,曹植入京觐见,于“之国”的归途中行至洛川,在馆驿中偶梦神女,约彼翌日与之洛滨相会,植乃如约前往,神女飨之以轻歌曼舞,风姿绰约,则俨然甄氏也。二人互通款曲,略叙前尘,珍重而别。曹植有感,而赋就《洛神》一赋,齐如山先生编写此剧,分寸拿捏得极为严谨,不敢越雷池一步,这种不伦之恋岂能有丝毫张扬!此层纸若捅破一星半点,则斯文二字扫地无余矣!只能是发乎情,止于礼,若离若即,哀而不伤,才是上上大吉。梅氏此剧以歌舞独擅胜扬,那“飞鳧体迅、翩若惊鸿”的绰约曼舞,那俨然一派盈盈的仙子之气,实乃无尚妙品,是梅氏早年杰构。有人评名伶言慧珠演《洛神》尽善尽美,可就缺梅先生的那点“仙气”。可见梅氏艺业已超凡入圣,几不食人间烟火!

而北京院团新编的《洛神赋》,却将曹植与甄氏的叔嫂不伦之恋大为张扬,偷情明场化,又被本夫曹丕觑破而大吃干醋……这种恋情莫说是宗法制度严谨的古代社会,拿现在的道德标准衡量,也是应当受到谴责的。只要是“爱”上了,管你是什么嫂子婶子,偷来发泄就是。人类的行为若无道德规范制约,则与禽兽何异?这种精神垃圾何能荣中大奖,此笔者又百思而不得其解者!若梅兰芳、齐如山二大师泉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慨。

《洛神赋》编剧文字亦不通之极,数次套用唐人诗句:“欸乃一声山水绿。”(附注:欸乃系象声词),将欸乃写成“唉乃”。连照抄都错,可见窗下实少功夫。其它佛头着粪的文字尚不在小数。此公文虽不通,胆儿却大,竟敢署上自己为编剧的名号(《洛神赋》的后半阕系齐氏《洛神》原著),贪天之功归已,文抄加盗,手段也太不卫生了。

一个剧种的兴亡,出新实是关键所在,鼓励支持繁荣创作,实乃振兴京剧的当务之急。何以数届京剧艺术节,耗费大量人物财力,未见有几个真正够水准的佳作,这恐与职能主管部门把关不严有关。只问耕耘,不计收获,致使一批欺世盗名的先生们大行其道。而“评委”专业户诸公居间瞎捧瞎吹,亦“功不可没”。长此折腾,京剧艺术不进博物馆,更有何待。这是很可悲的。

责任编辑:杨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