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　炜

“这是你自己缝补的蚊帐吗?”“嗯。”

“你裁剪这些旧衣服做什么用?”

“下乡。”

“下乡?你今年多大了?”“十五。”

“噢……”

我答着话，却没有抬头看问话的人，仍旧埋头在家中那架旧缝纫机的匝匝劳作之中。

那是1968年的深秋，那时候，父亲与哥哥已经被关进警司监狱。家中厅堂里正处在一片抄家后的狼藉之中。各种翻乱的书籍纸张、破衣杂物，摊满了一地。我带着妹妹，护着祖母，担负起应对一个被“阖家铲”(粤语：全家倒血霉)的大家庭的全部“日常事务”——探监、探“牛棚”，无休止的抄家，写检举揭发材料，到父母单位追讨生活费……终于，自觉扛不住了。——我想走得远远的，离开这个可怕的地方!

出发在即，我翻找出姐姐哥哥们穿剩的旧衣服，日夜缝补、洗染、剪裁，也顾不上刚才那个问话人似乎略带同情关照的语气，在缝纫机的匝匝声中，只用眼睛的余光扫见——那是一个穿军装的大个子叔叔。他的身影，很快就化入了警司再度派来搜集父兄“罪证”的抄家人群里。

我是1968年11月26日(这个日子我记得很清晰)，在广州太古仓码头登上“红卫轮”，和当时将近十万之众的广州中学生一起，奔赴海南岛农垦(后改为兵团)第一线的。出发前一天，一个邻居孩子——就是那天在家门前起哄的其中一个小子，上门告诉我：马上到孙大姐家一趟，居委会有事要找你!

孙大姐?我心里冷然一震：不就是那位时时佩着红袖章在街区里吆吆喝喝的居委会主任吗?“文革”以来，我们家就始终处在对门那位被邻居叫做“老鬼”的街道积极分子的日夜监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