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　琦　史元明

曾经被我们视为民族历史文化之根的古迹越来越被现代人不伦不类的涂抹而遭受连根拔起的厄运，各地的“假古董”充斥我们的视觉神经。而真正的古迹却在“保护、开发”的名义下荡然无存。这一幕幕文化的悲剧正不断在上演，这导致的是我们文明之树的凋谢，文化之根的枯萎，而我们的灵魂将无处安放，因为我们成了只有假造的古董而没有真正古迹的民族。

《延河》第十期发表的小说《拆迁》，正是讲述了这样一个荒诞的“开发名人故里”的故事。小镇的镇长姓嬴被称为硬书记，这不由的让人想起了“千古一帝”嬴政，想起了他兴建的工程和他的铁腕政策。而恰恰嬴镇长上任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开发“名人故里”，这暗示了牛豪爽老宅的命运，也埋下了日后的冲突。

硬书记规划要在文豪的故居建起广场、游园，下达了三个月完成拆迁任务的指标，并将开发上升到“不当人民罪人”的高度。开发中最难的是拆迁，而拆迁中最难的是补偿安置问题，正当镇里干部为动员拆迁发愁时硬书记拿出了一套“满意拆迁办法”，提高了补偿标准并把拆迁于建设新农村联系到了一起。拆迁组长于秀美对此说道“拆迁户要是再有问题，恐怕就不是人有问题，是人的精神有问题了。”这似乎大大降低了拆迁工作的难度，原先预设中的冲突也削弱了，事情似乎就要这么顺利的发展下去。

但是到此人们心中的疑问也出现了，这样的开发看起来政府是一片好心，也确实拿出了惠民政策，但如此折腾古迹究竟是谁的神经有了问题？牛豪爽老宅的拆迁打破了小说叙述的平静，引发了牛豪爽与拆迁组之间的矛盾。在于秀美看来牛豪爽的老宅实在没有可以留恋的，两口破窑洞，一棵杏树，两亩田地，这远远不如搬进新楼房再加上三万六千元补助款来的实惠。倔强的牛豪爽却有着自己的一套理论：一是他是在为老老祖宗看守院子，对此他解释道“我老老祖宗随他爹离家那年十二岁，我亲老老祖宗也十二岁，老老祖宗临走时给我亲老老祖宗交代过，要我亲老老祖宗给他看守院子，老老祖宗说他还要回来住呢。从我亲老老祖宗那辈起，到我老祖宗，到我祖宗，一辈一辈传下来，一直传到今天，辈辈都给人家看守着呢，你说，到我这辈儿，能不看了吗？”从这些近似可笑的朴实的话语中，看到的却是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德。牛豪爽信守的是家族久远的承诺，为了这个承诺牛家几代人守护着这个破败的家园。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传统道德的力量几乎丧失殆尽。而在这里，在民间的土地上一诺千金式的守护却依然有着顽强的生命力，不由的让人发出深深的感叹。另外牛豪爽所说的替老老祖宗看守院子，也有着其隐喻意义，他看守的何止仅仅只是一个院落，他看守的是中华民族久远的文化之根，是在看守民族的精神家园，这是再壮观的再辉煌的人造景观也难以替代的宝贵财富。可这是以硬书记、于秀美和朱莉为代表的“新时代”的人无法理解的。牛豪爽的第二条理由是，他老老祖宗小时候天天都到他家玩，也常常在他家的窑洞过夜，因此他这窑洞也应该算是文化圣地。这条理由从逻辑上给了于秀美重重的一击，实际上也嘲讽了他们在开发中只重视有形的文豪故居，而忽略了传统文化的传承。至此牛豪爽在第一次冲突中取得了暂时的胜利，而于秀美也认定这个倔强的老头是神经上有毛病。面对这个荒诞的世界，一个坚守着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家园的人，被人认为有神经病，这是牛豪爽个人的悲哀，还是是传统文化的悲剧？

在向硬书记汇报了牛豪爽有病之后，于秀美和朱莉开始发动了柔性攻势，帮牛豪爽抗荆条，侍弄菜地。可对此牛豪爽却不为所动，以自己的行动默默的抗争，企图在汹涌的开发大潮中守住这最后一片净土。这在于秀美看来无疑是他神经病加重的表现。硬书记开发文豪故里的行动并没有因为遇到了牛豪爽这个钉子户而后退。他决定亲自出马，来劝说这个老头以顺利完成拆迁的任务。可牛豪爽面对这个“大官”也丝毫不买账，他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我没啥要求，我只求领导一个事，别让我搬家，我那二亩地也别给我占了。”牛豪爽的“不识时务”使得硬书记彻底相信了他神经上有病，并下了结论这个病就是“拐弯钻牛角扭蛋症”。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牛豪爽“有病”，老宅也就注定了只能被无情的淹没在隆隆的推土机声中。而硬书记临走时说的“要老人家再好好想一想，要老人家以大局为重，还是要配合政府的拆迁为好。”更像是一句警告，实际上是下了最后通牒。在对老宅这个极具象征意味的文化符号的坚守中，牛豪爽的两难困境在小说叙述中凸显出来：当维护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时被人认为有病，而真正有病的人却掌握着主动权。在拆迁与坚守的对立中愈加显示了对显示的嘲讽和无奈。

硬书记回去后，找来了村支书对牛豪爽进行最后一次沟通，并下达了两点指示。一波波的压力没有让牛豪爽有喘息的机会，在金钱和利益的诱惑前他依然选择坚守自己的信念：“我不搬，也别占我的二亩地。”村支书苦口婆心的劝说，牛豪爽愤怒了，他发出了最后的怒吼：“我不懂！你懂！但你给我听着，我不会搬，他们厉害，他们派推土机来吧，我等着，我就等着他们来把我埋在这里。”这是他决心用生命来捍卫文化的尊严的宣誓。“我不懂！你懂！”这句质问，在控诉对文豪故里毁灭性的开发，也是他以个人的勇气与良知来抗拒商业化侵袭的浪潮。

一个人的清醒，终究无法使老宅摆脱拆迁的结局。“一个要被强行拆除的宅院，院内院外都站满了全副武装的公安，站满了头戴安全帽的拆迁工，几台推土机排成一排，轰隆轰隆地鸣吼着，只等一声令下，它们会蜂拥而上，一个干巴小老头，哭天号地，试图阻挡，那不是小螳螂挡大车吗？”面对这个即将发生的可怕场景就连于秀美也觉得内心不忍。这段描述透露了无限悲凉的场景，暗示了牛豪爽再坚持也无法摆脱老宅在劫难逃的结局。

鲁迅在论及悲剧社会性冲突时指出:“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如果小说最后是仅仅以老宅的毁灭结尾，也不能给人带来更为深刻的思索，它只是构建了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悲剧。但作者用意显然不仅在于此，随后的叙述中详细描绘了牛豪爽最后一次仔细的侍弄土地，“牛豪爽扒出来的地畦是畦，垄是垄，畦平垄挺，匀匀称称。牛豪爽不象是在扒地，而象在做一副好看的油墨画。”这是他对自己深深眷恋的土地投下的最后一瞥。这幅油墨画美得令人心碎，就好比一个即将被毁掉的高贵艺术品在它生命的尽头最后向人们展示它的绝代风华。为老老祖宗看守了六百年的老宅，传承了几代人的承诺，完成了它的使命。这里将面目全非，有价值的东西毁灭了，取而代之的是冰冷的水泥广场和人造的假古迹。

正当于秀美想对牛豪爽进行最后一次劝说，当她来到老宅时看到是人去屋空的场景和打扫的干干净净的院落。小说结尾接牛快乐之口说出了三个字：“败家子！”这意味深长的话语是牛豪爽的控诉，但何尝不是冥冥中文豪对后人的训诫。

小说带有强烈的隐喻性质，当人们自以为是的要对古迹进行保护的时候，其实正是毁灭它的过程。在牛豪爽与硬书记的对立实际上是传统文化与现代商业的对立，而对立的结果是文化被牺牲。牛豪爽最终无奈的离去象征着这片土地上文明的最后守望者的失败，拆迁工作顺利完成。但我们内心多了一份沉甸甸的思考，这样的拆迁，拆掉的是是我们的精神家园。一个成熟的民族要善待祖先留下的财富，要敢于正是自己前进中的误区。这样的开发是荒诞的开发是对祖先不负责任的表现，这不仅是目前许多文物的悲剧也是我们民族的悲剧。作者敢于触及这样现实敏感的题材，体现了作家对于民族的关切。这是这篇小说真正的意义所在。

责任编辑常智奇

作者：郝奇 复旦大学现当代文学硕士

史元明 复旦大学现当代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