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建梅

摘要: 哲学家把人之整体人格分为本我、自我、超我三个层面,文学是人学,文学对人之整体人格进行了具体化肉身化的表现。词学是心学,文学部类之一的词对人格三层面中的本我世界进行了充分发显。随着词史的发展衍变,词心与人之整体人格的交集圈在不断地延展扩大。

关键词: 哲学;文学;词;人格

中图分类号:B017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09)31—0114—02

文坛素有“文学是人学”的说法,文学可以显影出作为“魂生命”的人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在文学各个部类中,诗文主要用来言志传道,志向和道统关涉人的理性精神,与人之整体人格中的自我、超我层面相关。词则多用于缘情,情感是本我世界中的主体内容,与诗文相异,词对人格中的本我层面进行了充分发显。哲学家有言,事物的静止是相对的,运动是绝对的,词之词心亦如此,它对人之整体人格的受容范围随着词史的演进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

“人是他的无意识的傀儡,只有把黑暗的无意识深层照亮,人才能成为自己的主人。”[1] 蒙田写道:“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认识自我”[2]。认识自我是将自我从蒙昧中解放出来达成自由生命的重要一步。那么人通过什么方法才能完成这一对生命来说至关重要的步伐从而成为自己的主人呢?“艺之至,未始不与精神通”(姜夔《续书谱》)、诺瓦利斯说:“一种艺术品,是自我的可以看得见的产物”[3] 、“灵祗籍之以致飨,幽微籍之以昭告”(钟嵘《诗品序》),从上引文论中可知文学艺术可以把创作者心门内的万千气象为自己和他人化作观照和认识的对象,创作者可以籍此收获整体生命的自由。“当先养其琴度,后养其手指”、“未始是指,未始非指,不即不离,要言妙道固在指也”(徐上瀛《溪山琴况》第六节),与文学相比,艺术“指月之指”的技术阻隔更难跨越一些,它对人格的显影不如文学来得直接。台湾著名作家龙应台曾说,文学“最重要最实质最核心的一个作用就是使看不见的东西被看见”[4],此“看不见”的“幽微”中物即人的主体精神世界,文学可以方便快捷地将之具体化肉身化,从而成功地对创作者的独异灵魂起到照明和敞亮的作用,这便是人文学者所言之“人文合一”“文学是人学”的观点,1928年前苏联作家高尔基解释自己所从事的写作职业的性质道:“不是地方志学,而是人学。”(高尔基《论文学》)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卷三中说:“人文合一,理所固然。”

“夫昔之为文者,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也,山川之有云雾,草木之有华实,充满勃郁,而见之于外,夫虽欲无有,其可得耶!自少闻家君人论文,以为古之圣人有所不能自已而作者。故轼与弟辙为之至多,而未尝敢有作文之意。”(苏轼《南行前集叙》)生命体充满郁勃的精神世界满溢而成天真自然之文,一切都是人本的真实呈现,自然界的节序变换、生命体的遭际境遇、大千社会的风云变幻都可以成为人类丰富精神世界的感发之源,文学显影着这一切在人类精神上留下的所有印痕,且以活生生的生命体的形式在显影,在这个氤氲着生命气息的文学场中发露着“人的灵魂、内心世界、人的感觉、感受、情感、情绪、思维、人的无意识……以及这整个像海洋一样丰富的精神世界的瞬息万变的形态、有形无形的运动轨迹”[5] ,故我们可以逆文溯人,从文中触摸和感受作为创作者人之全人的整体人格。

哲学家对人之整体人格进行了细分,将之分为本我id、自我ego和超我supergo三个层面。超我“是一切道德限制的代表,它是追求完美的冲动或人类生活的较高行动的主体”[6], “本我”是“精神领域或精神力量最原始的部分,它包括一切遗传性的东西,一切与生俱来的东西”[7],自我代表着理性和常识,它监控并压抑着本我中不为超我所许可的部分,使之不能随意流露到显意识层面。各个朝代的不同文学部类由于体性、文化功能、文学传统等原因,对人格三层面的受容范围并不相同,那么就文学部类之一的词而言,它与哪一部分最相契合呢?

“他们在一些优秀词作中所表现的情,已不是过去诗中常见的与是非道德判断相关的喜怒哀乐,而是内心深处的怅惘、凄迷、孤寂等很难说清为什么而又需要表达的真挚情思和细腻感受……在表现人的内在真情方面开拓出了诗所未达到的深度和领域。”[8]……词被众多文论家视为各种文艺之筐中发抒真情实感的理想之筐,学贯中西的大学者钱钟书先生曾说,中国文人向来是文以载道,诗以言志,而词则用来言诗中言不得的志,诗中言不得的志即为个人私生活空间中的私密情志,创作者将之转移到缘情之词中表达,后渐渐形成了某种习套,“长期以来,人们为诗词分别定位于两种不同的功能,甚至出现了一见缘情之诗便说‘风期未上,一读言志之词即谓‘要非本色的偏执。”[9] “诗言志”、“文载道”、“词缘情”几成文体功能定论和创作者写作时的思维定势。

朱自清先生指出“这种志,这种怀抱,其实是与政教分不开的。”[9] 以人格三层面言之,言志传道表达政治伦理大话语的诗文多体贴传达着人之整体人格中的超我、自我层面。情感是词之表达重镇,情感是本我中的主体内容,文学部类中的“缘情”之词对人之整体人格中的本我层面进行了充分发显。“温柔敦厚,诗教也,陡然一惊,正是词中妙境”(刘体仁《七颂堂词绎》),“温柔敦厚”斯为理性世界中正平和的要求,是生命体在超我要求、自我监控下的压抑表现,“词中妙境”带来的“陡然一惊”便是作者之真情对读者之真情的兴发感动、读者之真心对作者之真心心有戚戚焉的领受。与志向道统的隶属地脑之域不同,本我情感存在于感性充盈的心之府,故词常被称为“心绪文学”,模仿上文“文学是人学”的话语结构,我们可得出相对偶之命题:“词学是心学”。

词与人之整体人格的交集圈有一个渐变的发展历程,“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歌,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社”(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用于应歌的无谓之词绝大多数是无我之词,篇中少有作者之心魂印痕和面影闪现,发轫期的花间词即是如此,花间词表现对象物化、客体化的主潮为南唐词人所改变,南唐二主的不少作品中已能呼吸领会到作者之特异心魂,“词曲起于燕乐,往往流于纤艳轻薄,到李煜用悲哀的词来写他凄凉的身世,深厚的悲哀,遂抬高了词的意味。他的词不但集五代的大成,还替后代的词开了一个新意境。”[10]“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类的本我情感突破了花间艳情词的樊篱进入到词体之中,这一传统亦为晚唐词人冯延巳、宋初词人欧阳修、晏殊所承。词中创作主体本我情感融入的又一次新变肇始于长调慢词对词坛主流地位的占领,长调慢词结构繁富,体积扩展了很多,不象小令那样可以在灵感的助益下一笔挥就,往往需要加入更多思力的安排,这意味着词“小道”、“薄技”的地位开始有所改变,这是词之尊体的起始,尊体意味着词与词人的主体情感有了更多勾连的可能,这一可能性随着长调之词的普及渐成词坛现实,词对创作主体本我人格的覆盖面积越来越大。

词中创作主体人格融入的再一次新变发生在苏轼笔下,在他笔下开始了人格三层面与词的广泛融合,王兆鹏在《论东坡范式——兼论唐宋词的演变》一文中说东坡词“建立起一种新的范式,即把题材的取向从他人回归到自我,像写诗那样从现实生活中撷取主题,捕捉表现对象,着重表现自我、抒发自我的情志。”[11] 王兆鹏先生此处所言之自我非上言人之整体人格中的自我层面,而是指称着人之整体人格。苏轼对词表现空间的开拓既有词人词学观的影响,亦有宋朝文字狱背景下诗歌传统表现域收缩和向词转移的影响.不过苏轼“以诗为词”、将人格三层面都收拢进词体中的做法在当时仅为词坛上“别是一家”之举,尚未成为词坛主流风尚,大多数词人仍然籍词表达着本我心怀。“靖康之难”后以词言抗金雪耻壮志、表爱国复国壮怀顿成词坛主潮,当然,词之传统功能域“缘情”亦不曾偏废,儿女情长、人欲风流在词中仍历历可见,人格三层面本我、自我、超我被很多词人一并收拢入词,词与词人整体人格的交集圈在不断扩大。胡适说:“到了朱希真与辛稼轩,词的应用范围越推越广大,无论什么题目,无论何种内容,都可以入词。”(胡适《词选自序》)[12]

“苏、辛以高世之才,横绝一时,而奋末广贲之音作。姜、张祖骚人之遗,尽洗秾艳,而清空婉约之旨深。自是以后,欲离去别见其道而无由。然其写心之所欲出,而取其性之所近,千曲万折以赴声律,则体虽异而其所以为词者,无不同也……进么弦而笑铁拨,执微旨而訾豪言,岂通论乎!”(郭麐《无声诗馆词序》)词坛上若许词的词心如其作者之独特灵魂千变万化,词坛的丰富多彩印证着创作者生命情调和精神世界的异彩纷呈。

参考文献:

[1][德]雅斯贝尔斯.存在与超越——雅斯贝尔斯文集[M].余灵灵,徐培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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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吴琼.西方美学史 [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37.

[4]龙应台.为什么需要人文素养[J].书屋,2000,(4):31.

[5]杜书瀛.文学原理——创作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55.

[6][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新编[M].高觉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60.

[7][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纲要[M].刘福堂,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68.

[8]詹安泰词学论稿[M].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1997:80.

[9]朱自清.诗言志辨[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5-20.

[10]胡适.词选[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36.

[11]王兆鹏.论东坡范式——兼论唐宋词的演变[J].社会科学研究,1989,(4):25.

[12]王易.词曲史[M].上海:上海书店,1989:1.

(责任编辑/ 姜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