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瑜

蔡尚思先生以一○四岁的高龄辞世，开创了中国历史学家的长寿记录，我作为这位人瑞的众多弟子之一，悲哀之余，又深感自豪。

蔡先生所以能享高寿，固然与他长期坚持体育锻炼、七十五岁时还在操场跳高、一直洗冷水澡有关。但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他始终童心未泯，个性率真，胸怀坦荡，遇事每每特立独行，老而弥坚。

我是一九五五年考入复旦历史系的。蔡先生是系主任。开见面会时，老师们当然都强调学习历史的重要性，有几位至今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谭其骧教授当时显得很年轻，手里拿着一把很精致的折扇，一边摇一边说：“我本来喜欢文学，但最后还是研究历史，历史很迷人。”靳文瀚教授说：“我研究过政治学、法学、军事学——在美国留学时，对各种武器的性能，非常感兴趣，但转来转去，还是觉得研究历史好，便研究世界现代史了。”针对有些同学被录取到历史系，并非第一志愿，因而闷闷不乐，陈仁炳教授说：“旧社会男女结婚，很多也不是双方志愿的，但进了洞房后，就慢慢两情相悦了。我相信这部分同学与历史专业也能建立起感情。”他说得很形象，不少同学都笑了。但是，蔡先生的讲话，却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他说：“我出身在农民家庭，小时愚钝，又不努力，读小学时所有功课全不及格！我哥哥也一样，真是难兄难弟啊！”同学们听了，不禁大笑。蔡先生嗓门宏亮，而且富有表情，我立即感到，这是个与众不同的老师。他又说，“不过，我后来发愤苦读，北上京华问学，在南京国学图书馆，每天读书十七八个小时，除诗集外，该馆的经、史、子、集，我全部读了一遍，抄录的资料，装了几个麻袋，终于成了历史学家。你们比我聪明，只要认真读书，将来也一定会有成就！”就我对当代历史学家的管窥所及，说自己儿时笨、成绩差的，除了蔡先生外，大约只有谢国桢先生了。

事实上，蔡先生有时真像个老顽童。我清楚地记得，他在给我们讲授《中国现代思想史》时，认为吴稚晖是个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者。他说：“吴稚晖居然说茅厕里的石头也是有生命的！唔唔唔，这个吴老狗，这个吴老狗……”一边说，一边连连摇头，满脸不屑，一只脚还不断踢着，我们都哈哈大笑。一九九六年五月十八日，我到上海后，即去复旦第一宿舍探望蔡先生。这一年，蔡先生已九十一岁。他与我聊天时，依然谈笑风生，甚至是手舞足蹈。他说三十年代初，他曾去苏州拜望章太炎，看着老先生为人写字，润格甚丰，“好大一扎钞票啊，看得我都傻眼了”，边说边离开座位，蹲在地上，眼睛斜视，似乎正看着太炎先生数钱，并伸出舌头。我一边笑，一边赶紧把他老人家扶起，他连连说，我不要紧的。我当时就想，中国不可能找出第二个这样可爱的老学者。在另一次交谈时，他说好多年前，他有一只牙坏了，他感到其它的牙也不是好东西，要医生全部拔光。陈圭如教授（胡曲园先生夫人）闻讯，说：“世界上哪有你这样的拔牙法！”我觉得这很可笑，但他却表情严肃。他批评时下有些人写文章瞎编乱造，有个记者写他“毕业于德化中学”，他说：“其实，当时德化只有小学，根本没有中学，我就是小学生嘛！”这一天，我的日记里有比较详细的记载，时在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七日。我拿出一把纸扇，堪称不同凡响，上面有我认识的文坛、学苑师友亲笔签名，如于光远、丁聪、方成、王元化、王若水、王蒙、冯其庸、乔羽、朱正、李锐、李普、李慎之、吴江、何满子、牧惠、柳萌、张思之、流沙河、贾植芳、梅志、曾彦修、黄宗江等数十人。这年蔡先生已九十四岁，前一年，因胃癌开刀，不久前又因气管炎住院，刚回家不久，人比过去消瘦，但思维、精神、嗓门依旧。我请他在扇面上签名，并开玩笑说：“您老签了名，这把扇子就是革命文物。”他说：“不够格。”我将扇面摊平，蔡先生放在大腿上，签上名。他本来手有些抖，签名时，却一点未抖，字迹遒劲，宛如刀刻，真奇迹也。我请他写上九十四岁，好让我们也沾点福气，他提高嗓门说：“我从来是忘我，不记得自己年龄的。”拒绝。

一九五八年，意识形态领域越来越左，到处搞什么“拔白旗”、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运动。蔡先生是中共党员，带头在复旦工会小礼堂召开全系师生大会，批判自己。二位老师的发言最为特别。陈守实先生说：“你的书与文章，光是骂人，有什么用？你要是想骂我陈守实，我躺在地上让你随便骂好了！”此话很尖刻。（按：刘伯涵学长一九八○年告我，陈守实师是当年陈望道先生主编的杂文、小品杂志《太白》的发起人之一，说话常带杂文味。六十年代初，有次市委宣传部请他做宗教问题的演讲，结果听众寥寥，他在教研组里说，“下次请我做报告，干脆就到楼梯洞里算了！”）陈先生的发言，使蔡先生很尴尬。周予同先生素来宅心仁厚，他本来不愿批判蔡先生，但系领导要他发言，他只好很幽默地说：“蔡先生的大著《蔡元培学术思想传记》，第一页就是蔡元培先生的像片，上面还有他的题字‘尚思吾兄如何如何，大概蔡先生是要让读者知道，蔡元培是本家吧？”周先生是笑着说的，分明是开玩笑，会场上也是笑声一片。但这样一来，似乎让人会误解成蔡先生有攀附之嫌，这同样使蔡先生尴尬，我记得当时蔡先生脸都红了。会议结束，蔡先生发言，对陈、周二位先生的发言，不但没有怨言，还感谢帮助，称这二位都是他的前辈。一九九二年六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香港《大公报》刊出我回忆陈守实、周予同、王造时三位老师的文章，文中曾述及这次小礼堂的大批判。次年冬，我在团结出版社出版了《阿Q的祖先——老牛堂随笔》一书，内收此文。一九九四年初夏，我给蔡先生寄去一本，目的是供先生消遣。但让我感到有些意外的是，七月二十六日，他给我寄来一封信，说了些夸奖的话后，写道：“关于一九五页所述周予同先生说我编的《蔡元培学术思想传记》要让读者知道我与蔡元培是本家一事，我已经记不起来了。几年前有来访问的一个日本代表对我说：东京有人传说您是蔡元培的侄子。还有一个安徽的读者来信称我是蔡元培的儿子。我都立即声明：他只是我的老师而没有其他的关系。他是‘浙江蔡，我是‘福建蔡……我一向反对攀龙附凤，妄认亲戚。假使周先生有此笑话，我一点也不怪他。”“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蔡先生一生光明磊落，胸怀坦荡。

蔡先生治学，从不迷信权威，从事实出发，不断挑战权威。他对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思想，花了很大力气批判，解放初就出版了《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补编》，还著文批评梁启超对袁枚的不公，著《王船山思想体系》一书，纠正章太炎、梁启超、熊十力、钱穆、侯外庐等人对王船山的片面夸大之词。一九六三年秋，我在复旦历史系完成了研究生毕业论文《论一六五七年后的顾炎武》（按：正式发表时定名《顾炎武北上抗清说考辨》），通过大量史实考证，推翻了梁启超、章太炎以及当代某些史家的顾炎武北上抗清说。从系里把论文提纲打印出来，征求各大学历史系以及学部历史所的意见，到一九六四年四月我的论文答辩会上（按：我的导师是陈守实先生，毕业论文由他指导，当时中国古代史教研组的负责人朱永嘉也参与了指导。朱在“文革”中栽了，被判重刑，那是后话了。），都存在着明显的分歧。黄云眉先生、吴泽先生、李旭先生等是支持我的观点的，但也有一些先生持反对意见，李学勤、张岂之二位联名，对我的论文完全否定。在答辩委员会主席周予同先生主持下，经过答辩、投票，我的毕业论文通过了。但这场争论，引起了蔡先生的注意。他向系里要了一份我的论文打印稿，看后，约我到他家长谈。他热情地鼓励我说：“你的论文引起争议，这是好事，就怕文章写的不痛不痒。我读完文章了，你敢于纠正前贤及时贤的论点，很有说服力！我支持你，文章由《复旦学报》发表。”我听了很感动。这时《复旦学报》的主编正是蔡先生。虽然此后不久，“四清”来了，“文革”来了，左风猖獗，文章未能在《复旦学报》刊出，直到一九七九年冬，才在《中国史研究》刊出。但蔡先生当年对我挑战学界权威的支持、鼓励，我是一直铭记在胸的。

九十年代，国学大师“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我与蔡先生聊起这些人，他正色道：“他们一个也不合格！中国的国学大师只有三个：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一定要说有四个，只能勉强加上胡适。现在陈寅恪被大大圣化，其实他也不是国学大师；虽然懂不少门外语，看了不少外国书，但中国史书、文献，仍读的不算很多。他在一篇文章中说：“世界文明无出佛教其右者，这是什么话？！”他后来不但向记者发表谈话，还写了文章，公开阐明他的这些看法。我举双手赞同蔡先生的观点。时下的国学大师，不过是学界某些老人——甚至是老朽的纸糊高帽，不值几文钱。

顾炎武有诗谓：“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蔡尚思先生就是这样的“苍龙”、“老树”。他的雨露滋润着学生、读者的心田，他的大量学术文章，是开不败的花朵。编辑︱古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