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林鸢

我们说“庆祝建国六十周年”,而不说“庆祝祖国六十华诞”,是因为我们知道,“祖国”跟从1949年起算的共和国政权不是一个概念。虽则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的提法才算是正式得到使用,但西人用以称谓中国的“China”一词古已有之,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中国”早已存在;我们也知道,定义“中国”,诠释它在文明与文化上的含义,并不是于今享寿六十的共和国政权,能够凭借其今天呈现给世人的形貌做到的。“中国”二字,一言难尽。

与所谓“五千年文明”相比,六十年真的不算什么——这六十年里,我们的共和国曾经上下雄心勃勃,认为站在了历史上正确的一边,认真地以匡济世界为己任;也曾举国幡然悔悟,觉今是而昨非,踏踏实实走上变革自强的道路。其间的动荡转捩,沉浮颠簸,或许比起过去轻则兵灾、重则动荡的“治——乱”循环要强过许多,但要说能超越一定的历史陈规,恐怕为时尚早。已有不下百篇论文论证了“封建”一词不适宜概括民国之前的中国国家性质,认为“分封建制”早在先秦就已无存,建议以“皇权专制”一语代之,应该说这是明智之举:术语一变,我们这些感受着今日的人,便可明晰地看到今天的中国与过去的中国之间并非“封建”与“共和”那么看起来判若天壤,而是有着内在的连续性——过去制约着中国文明进步的主要因素,今天依然在影响着我们的政治与社会生活。

贯穿这六十年里让人印象深刻的一个概念,就是“传统”。“传统”几乎意味着我们所取得的一切文明成就,即使像“专制”这种需要一代代新人努力去卸掉的包袱,也是“传统”之一,是文明的一部分。自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以来,传统的壁垒就在西方新学的大潮下布满了裂痕,摇摇欲坠,而在四五十年前,我们新生的共和国也有过很长的一段系统否定传统——尤其是以“孔老二”为代表的文化传统——的曲折经历,时人恨不能与祖先裂席而居,将“封建主义”时代的精英们一律打入死牢——他们如何能预料到,九十年代后期直到今天,竟会有所谓的“国学热”兴起,会有那么多以讲三国、讲唐史、讲孔孟老庄、四书五经的明星学者出现?而与此相类,我们看见《中华文明读本》封面上的司南和内页的《清明上河图》片断,也一定会感到这是一本关于我们自己的“根”的书。

“文明”可以超越政治制度的界隔,社会性质的嬗变,把所有成就都打捞进去。胡夫金字塔是古埃及文明的结晶,是一个集体性的荣耀,而非法老独裁统治、压迫人民的产物和象征;同样道理,《中华文明读本》中那一篇篇有关城池建设、宫殿兴修、开疆拓土、科举制度等等的主题文章,留给我们最深刻的印象是一种“文明”的一体性:过往的君主和臣民,政治家与思想家,史官与科学家,工匠与技师,他们所有传诸后世的贡献造就了今天我们所生活的第一和第二自然乃至思维方式。书中所述的许多内容仍旧在我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例如瓷器,作为我国最著名的工艺品之一,可谓须臾不可与中国分离,再底层的百姓也要设法置一些瓷制品装点室内;再如品茶,被作为修身养性、延年益寿的生活习惯而得以传承下来,至今仍然繁盛不衰。“文学与艺术”一章中所介绍的诗歌、书法、文人绘画、戏曲、古典小说等等,始终是中国人的精神支柱,塑造其性格,与这些范畴完全无涉的中国人,其身份几乎是不完整的。其他的,如“科技与工艺”一章中所述及的四大发明、冶金采矿、丝绸染织等皆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中国向世界的贡献,它们身上带有传统的烙印,也至今关系着这个国家的民族认同。

没有一个新国家是可以不依赖旧有的文明、不努力梳理与传统的关系而稳操航舵的——君不见历时仅二百余年的美国须靠清教徒带进来的民主理念、制度智慧和宗教伦理壮大,而1948年才问世的现代以色列,它之所以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迅速发达,最大的依托便是古老犹太文化的复兴,在此基础上融合了欧亚非各大洲移民犹太带来的现代文明成就。

刘东先生本人以其一贯的雄辩在序言中指出了审辨“古代文明的价值内核”对于身处今世的意义,而他本人在书中所写的三段文字——“古代体育”、“尚武精神”以及“饮酒文化”——毫无疑问也是全书中最具现实感的:“饮酒文化”包含了醉与醒的辩证,直抵中国文人传统中对入世交友与自我逍遥放逐的双重精神期许;“尚武精神”则略显沉痛地总结了古代重文轻武的历史教训:“潜伏在民族魂灵中的一种尚武精神,要比千万道万里长城更能保家卫国”。刘东认为“阳刚之气”的缺失,是导致堪称灿烂的中华文明近代以来积弱落后的重要因素之一,我想,这也是今天庆祝六十寿诞的共和国所不可忘却的忠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