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炎

鲁迅先生曾对我国古代讽刺小说《儒林外史》有过甚高的评价，称其：“足称讽刺之书”，并说：“机峰所向，尤在士林”，看来，钱钟书的《围城》也多是上承《儒林外史》的“士林”。只不过《儒林外史》所极力揭发、攻打的是封建科举制度的弊恶，而《围城》所反映的是八年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丑恶，这时科举制度业已废止，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的“士林”也换上了新装，有了新的特点：他们不再是梳着长辫子，穿着长衫满嘴“之乎者也”的书呆子，而是留着“洋头”，穿着西装，张口便是“HELLO、YES、NO”的洋奴和善于玩弄权术的政客。钱钟书对《围城》的创作，虽然明显接受了西方文学中心理分析的一些影响，但由于他更多地接受了我国古代小说中现实主义艺术，画面上显露的是真实生动的现实生活形态。《围城》显然撷取了我国古典小说现实主义艺术描写的长处，也具有现实主义艺术描写的鲜明性、具体性和生动性。它犹如一卷缓缓打开的图画，以留学生方鸿渐归国后谋职、恋爱和婚姻为轴，迤逦摹写了学校、家庭和社会的“世相”，特别是旧中国一些知识分子的陋劣之态。他们不学无术，在国外买假博士文凭，回国后招摇撞骗，或表面上道貌岸然，实则一肚子男盗女娼，或明争暗斗、互相倾轧、或发国难之财、利欲熏心……这一切，作者用他的讽刺之笔，极娴熟地将这群“士林”之相勾出，并巧妙地讽刺和揭露了那个摇摇欲坠的社会“世相”。

钱钟书极其憎恶、鄙视旧中国知识界一些人的不学无术、沽名钓誉、勾心斗角等等弊病和恶习，所以，他的视角直抵这群旧知识分子的内心深处，用机警的讽刺揭露他们丑恶的灵魂和卑劣的心态。

方鸿渐是个具有个性思想和悲剧命运的旧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也是作品的主人公，他不愿同流合污，而不得不随波逐流；不想欺世盗名，而又有行弄虚作假；空有“洋举人”的金字招牌，谈笑风生的超级口才，逐鹿名利场，却没有勾心斗角、纵横捭阖的手段；看白眼，受排挤，结果只好参加失业大军，茫茫然不知所措；漂泊情海，阔小姐不想要，意中人得不到，只因“一念温柔”不知不觉落入并非自愿的爱情陷阱，成了“道义上的懦夫”。对这样一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典范，作者有对他人格的肯定和对其命运的同情，也有对其弱点的嘲弄和讥讽。四年欧洲留学生活将近，在他国设法搞到一张博士文凭，心理不安：“其不成了骗子”，但他很快找到了“撒谎欺骗有时并不道德”的佐证，父亲和丈人希望自己是个博士，买张文凭去哄他们，“也是孝子贤婿应有的承欢养志”。自己拿到了假文凭，同时，还把爱尔兰骗子着实的“耍”了一把。作者在这里讥刺了他的“玩世”而又“随俗”。回国后，囊中羞涩，想买件外套，钱却不够；“相亲”却给他带来一次意外的“收获”，因小气丢掉了张家的“你我他”小姐和张家对他的好感，但是，他为自己能获得一件皮外套而陶醉，他“顿足大笑”对月亮“挥手作别”，有了新皮外套，损失个把老婆又算得了什么?这就像一出滑稽剧，幽默地嘲讽了方“博士”的“轻浮滑稽”和“卖弄小聪明”。

在外国某杂志上登过一则广告，即谎称在国外发表过作品的历史系教授兼主任的韩学愈，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知识骗子”。方鸿渐虽也曾从子虚乌有的“克菜登大学”买过文凭，但他撒谎后并无勇气坚持到底，并羞于提及自己的“博士”文凭。而韩学愈偏偏要坚持到底，他编造各种谎言，“克菜登大学”说得好像确实存在一样。并把白俄的太太假冒美籍，以此来提高自己的洋奴身份。在没有人的时候，也不免“腿有点软”。极富讽刺性地把他的虚伪丑恶的灵魂和洋奴心理，层层剥出。

“训导长”李梅亭，在赴三阊大学的途中，把他的“贪财好色”之性，表现得淋漓尽致。且不说苏州寡妇王美玉的笑话。他带了一铁箱子的西药，意欲到内地卖高价，发一笔国难财，同行的孙小姐患了病，要向他讨一包仁丹，李梅亭觉得一包仁丹打开了不过吃几粒，可是余下的便卖不了钱，便从已打开的药瓶里取了一粒鱼肝丸给孙小姐服下。他知道这对她无益亦无害，正好敷衍，这与《儒林外史》中的严监生死前为油灯里的两盏灯草不肯咽气，有异曲同工之妙。为了摹仿牛津和剑桥，牛津、剑桥饭前饭后由教师用拉丁文祝福，但中国没有上帝，训导长挖空心思，只想出念叨一句“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来代替，让人不禁捧腹大笑。导师制的初衷是为了使学生学问和道德融贯一气、品学兼备，而三闾大学的“训导长”竟是内心这般肮脏龌龊、吝啬无能的无德无才之徒，真是何等讽刺。

至于拿到了洋文凭，却抄袭外国古诗词算作自己“旧作”的女博士苏文纨；总是不知所云的《拼盘姘伴》的诗人曹元朗：不学无术、唯以宣扬“教职员之于学校，应当像细胞之于有机体”为能事的三间大学校长高松平；说话中平均每分钟有一句半“兄弟在英国的时候”的教育部派来指导的官员：喜欢在中国话里夹无谓的英文字“只好比牙缝里嵌的肉屑，表示饭菜吃得好，此外全无用处”的买办张先生，……他们以有“知识”有“修养”自傲，以彼此不服气相轻，相互利用、勾心斗角、玩弄权术、高谈阔论，对国家莫不关心。社会、学校甚至家庭竟成了这些披着“学者”外衣的政客追逐名利的场所。作者用讽刺的利剑，把每个人一层层地剥离开来，除去一切伪饰，把他们内心的猥琐庸碌的丑，召之于世。这些本应受世人仰慕的知识分子，本应值得国人为之骄傲的国家栋梁，竟是这样一群庸俗无能、道貌岸然，有着猥劣心态的乌合之众，当时的社会“世相”由此可见一斑。

这些讽刺漫画般的人物背后有着广阔的社会意义和深刻的历史内涵。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在历史进程中，先是闭门锁国枉自尊大，后是国门大开，在引进西方现代科学的同时，又带来了崇洋媚外的洋奴习气。游洋同于举业，留学意在镀金。生活在这个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又是何等的“悲哀”?

方鸿渐攻的是中国文学，却要出国“深造”，因为“国文是国货土产，还需要外国招牌，方可维持地位，正好像中国官吏，商人在本国剥削来的钱要换外汇，才能保持国币的原来价值”。方鸿渐“学成归国”故乡小县城里发表演出的闹剧，恰恰是对当时风靡的“留洋深造”这一社会风气的绝好讽刺。同时，也是对贪官污史、商人剥削人民的罪行的揭露。

在《围城》中作者虽然没有直接揭示当时的国政时弊，但，他的讽刺就像一把利剑直刺当时的社会和时代的要害。钱钟书用他的睿智和机敏的讽刺语言，对当时的社会和时代给予了淋漓尽致的揭露。方鸿渐与爱尔兰骗子交涉，以四十美金买了一张假文凭，却成了“中国自有外交或订商约以来唯一的胜利”。他把对国家腐败无能的无比忧愤蕴蓄在幽默的讽刺之中，给人带来辛酸和刺痛，弱国无外交，“唯一的胜利”竟是“四十美金买了一张假文凭”。方鸿渐每次见到孙柔嘉的姑母，自卑的心理“就象战时物价又高涨一次”，而物价“像断线的风筝，又像得道成仙，平地飞升。”深刻地揭露了抗战时期国统区那种政绩破败，物价飞涨，国民人心惶惶、无以为生的惨痛现实。

作者虽然没有直接写抗战这一举世瞩目的大事件，但仍可从行文中看出作家“忧世伤生”的郁愤。方鸿渐一行去三间大学途中乘坐的汽车：“久历风尘，该庆古稀高寿，可是抗战时期，未便退休”。它“倚老卖老”、“标劲像大官僚”何尝不是抗战时期国民党上层人物口头上高喊抗战，实际消极抗战，倚老卖老，欺压民众的罪恶行径的象征。“字句流离散失得像大轰炸后的市民”何尝不是“七·七”事变前华北战争环境的暗示。

《围城》中那只贯穿始终的方家祖传的老钟，作者并以此作为此书的结尾，不能说没有用意，那只慢条斯理、错乱颠倒的老钟，不正是对旧中国历史步伐的绝好讽刺吗?

因此说，《围城》中的讽刺，不仅仅表现在艺术技巧上，作者在给予我们轻松笑意的审美之外，还给我们带来了对时代社会的认知和沉重辛酸的人生历史的思考。

参考文献：

[1】鲁迅，清之讽刺小说【H】，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2】钱钟书，围城…，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作者简介：

黄炎(1969—)，女，山东郓城人，文学硕士，菏泽学院中文系讲师，从事文艺理论教学和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