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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小说中的底层关注与苦难叙述

2009-01-07赵佃强

时代文学·上半月 2009年12期

赵佃强

摘要:近几年来当代小说开始对苦难进行了较大的关注,苦难叙述成为创作的内容和技巧。所谓的“底层文学”是苦难描述的主要载体,也是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中表现为生存苦难与心灵苦难的描述与展示。深刻体现了文学对现实的关注与表现,增加了当代小说的悲剧精神和历史厚重感。

关键词:底层文学;生存苦难;心灵苦难

在市场经济和商品大潮的高歌猛进中,当下的文学创作曾一度被批评为缺乏苦难意识与悲剧精神,缺乏历史的深度和精神的向度。但是真正的文学从来不应该和这些分离。令人欣喜的是,近几年的小说创作表现出了强烈的底层关注和苦难意识。弱势群体成为底层文学的书写主体,而苦难叙述则是成为一种重要的创作手法。作家们纷纷把叙述话语转向“求生者”, 对当前农民、农民工、城市下岗工人等弱势群体的苦难进行了深刻剖析,通过对他们生存境遇和心灵的透视,展示了底层民众的生存苦难与心灵苦难,表达了作家对底层民众关心与同情,凝聚着文学应有的人性光辉与人文关怀。

底层文学作家以民间化的立场来审视和批判现实社会,他们对底层经验的表述,充分切入到对象内部经验世界和情感世界之中,用切近底层的话语表述还原了底层生命个体的无望的真实。如《八里荒轶事》讲述了一位离婚的妇女端加荣艰难的生存状态,八里荒人除了仅存的幻想,展现在面前的是犹如地狱般冷酷无情的现实,苦难无人倾听,无人理解,农村日常生活经验更缺乏是非曲直,好坏善恶,除了绝望还是绝望。陈应松的《母亲》,讲述了一个年近八旬的老母亲,含辛茹苦的拉扯大五个儿女,但在她中风瘫痪后却被儿女们毒死在大雪飘飞的除夕。作者把触角深入到乡村生活的底层,冷峻地凝视历史与现实之间的矛盾,直击当下社会关心的社会问题,面对处于生存绝境中的农民的苦难,让读者感受到一种心灵的震撼,感受到生存的艰辛和存在的困境,感受到农民困难的永无止境和无望。

打工文学无疑属于底层话语的范畴,而打工者是打工文学的源头活水。这些小说塑造了一批背井离乡,文明时代烙印鲜明的打工者形象,具体细致的反映了底层民众的生存苦难。小说《民工李小末的梦想生活》描写民工李小末由人变鸟的系列遭遇,作为一个平凡的民工,他有着平凡的梦想,但在现实中却承受着生命之轻,生存环境恶劣,生存空间狭窄,心理生理受损的痛苦。小说注重细节描写和人物性格刻画,反映了打工者在城市用血汗浇注脆弱的希望和挥之不去的梦魇。

下岗工人经历过去的辉煌,断裂的惊悸,重新寻找前途,成为了底层文化关注的又一个焦点。九十年代,城市改革开始,产业结构调整,体制变迁,国企改革,这繁荣喧闹戛然而止。榛子小说《且看满城灯火》通过某些国有企业的工人在企业衰落过程中对自己的身份的焦虑和质疑,解释了当前部分工人的生存状态,身份转移和出路艰难问题。小说描写的很苍凉,透露出了国有企业衰败和工人身份失落的无奈;反映了底层人物对自我身份的焦虑与探求。曹征路的小说《那儿》显然不仅仅着力于底层劳动者在苦难中孤单承受和默默煎熬,而是将工人曾经作为一个被解放阶级的历史记忆,置于正在面临的生活困境,并且直接表述了他们对于某些不合理现实的怀疑,愤怒和抗争,写出了体制变革下人们遭遇暂时苦难而又无力把握自己前途的悲哀,从而凸显悲剧感。

相对于物质缺乏带来的生存苦难,精神的贫乏带来的心灵苦难似乎更加不能忍受。作家出于一种创作良知,以贴身的领悟和体会,书写一群群“求生者”在底层贫困线上挣扎的孤独史,一部深深扎根于心里的痛苦史。作家们展示底民众的尊严和价值,挖掘底层民众的人性温情与光辉,自觉充当底层人民的代言人,为底层百姓的利益和生存伸张正义,显示了文学应有的温度和力度。李红旗的小说《在社会上》无疑是一篇浸透人间孤独的力作。小说中的“我”是个孤独的个体,在一家由兄弟二人共同经营的广告公司里工作,另外一个孤独的个体房东,“是个极其害怕孤独的孤老头”,“我一向对人怀有戒心”,当他试图与“我”沟通时,“我”没有与他沟通的愿望,沟通消解不了个体存在的孤独。沟通所能消解掉的只是孤独的时光,而不是孤独本身。叶向阳《何处是家》中,农村女孩冬梅从镇上独自回家时,被蒙面人强奸后,面对村里的冷眼,不得不离开乡村去城里打工,在她的朋友春燕的介绍下,她到周斌家去当保姆,得到了周斌家人的“好心”。不久又在街上遇到同乡人男青年小虎。正当她认为摆脱了阴影时,哪知更大的不幸接踵而至。在和小虎的接触过程中,她怀疑自己就是被小虎强奸的,于是,细想来,周斌和小虎给予的却是伤害,令她更加幻灭;而家里又接二连三的遭到不幸使她感到了人生的无奈,前途的渺茫。冬梅,这个来自农村受伤害的女孩,站在城市的边缘,“站在有些困意的路灯下,冬梅不知自己该到哪里去”。作家对当下弱势群体特别是乡下姑娘进城或求学求生的描写,真诚的倾泻了作家对目前社会出现的负面影响所产生的沉重焦虑。

王祥夫、鬼子等作家则把更多的关注投注到乡村底层的焦虑情况。王祥夫对乡村日常生活进行了持久而又深入的表达。他总是与他笔下的主人公同呼吸同命运,试图用真诚的心灵去抚慰“求生者”的生存焦虑。王祥夫的创作与现代社会转型时期所表现出的世态是默契的,他也是底层写作中一位真正去着力抒写挣扎在生存线上的“求生者”的良知作家,注重对深层人性的挖掘与剖析。无论是生存苦难还是心灵苦难都需要一定的方式来表达出来。苦难叙事通过叙述苦难与追问苦难来表达生存苦难与心灵苦难。鬼子以底层的苦难叙事为其文学书写的内在核心,他的小说无论是故事设置层面还是话语讲述层面,在底层叙事中都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鬼子的小说场域中弥漫阴郁、潮湿和霉变,“冷静、阴沉、残酷,不能仅仅归于策略或者风格,而有其不得不然的无奈”。但文本并没有表现出颓废色彩,而是表现为具有人道精神的知识分子对现实责任的自觉担当,在情绪上,“鬼子的小说有一种难得的愤怒”。巧妙的运用现代派技巧对社会和人性做冷峻痛彻的批判,以同笔下人物一同受难的情怀去体验苦难的叙述方式。

从漫长的文学史来看,从来就不缺少关心民生疾苦,关注社会性的文学创作,仅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和定位底层文学和底层写作,反而降低了它的思想和文化意义。应当从中国语境中的现代性问题的角度,或者说,应该是现代性的视野来理解底层文学,这也是底层文学之所以能够产生的深广的历史和现实的语境。这种现代性至少应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另一个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现代性问题。在文学现代性的语境中,底层文学是文学的自我救赎;而在社会现代性的语境中,底层文学是一种救赎的文学。以底层题材描述底层苦难的创作方法,虽然以对社会底层群体进行真实解读为出发点,并以艺术的形式参与到思想界中同现实的讨论当中,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但这种写作形式在主流化过程中也面临严峻的问题。如思想资源的匮乏、“经营意识”的限制、受众对象的局限等,这些缺陷大大制约了其发展。同时,附属苦难成为一些底层文学作品中的典型表现,使其在艺术上表现上捉襟见肘。针对这些不足,文学界对底层文学苦难的描写还有很长路要走。当然,文学的苦难描述还涉及到其他方面,在今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文学关于苦难描述不断丰富发展完善。

参考文献:

[1] 陈晓明.无根的苦难[C].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

[2] 徐健.生存的焦虑与无望的抗争[J].长春大学学报,2006(04)。

[3] 秦敬,张羽华.希望的追寻与失落——对新世纪低层文学中焦虑话语的心里透视[J].太原师院学院学报,2008(03)。

[4] 周志新.存在与虚无之间[J].小说选刊,2004(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