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冬梅

在交际活动中,人们经常会遇到一些不便、不能或者不该直接说的事物或情况,为了减少对接受者的刺激,避免语言表达的粗俗,达到雅化表达的效果,便选用含蓄曲折、委婉动听的言辞来传达本意。这些具有美化、暗示、替代功能的语言形式就是委婉语。作为有效语言交流不可缺少的手段,委婉语几乎存在于各个民族日常交际的方方面面,美国学者休·劳森曾说:“委婉语如此深深地嵌入我们的语言,以至我们中间没有谁——即使那些自诩为直截了当的人能够在不使用委婉语的情况下过完一天的”。而中国是礼仪之邦,国人在人际交往中,特别注重建立和谐融洽的社会关系,表现在语言上就是汉语委婉语的大量产生并广泛使用。它们聚合成一个庞大的委婉语词汇系统,蕴藏着丰富而深刻的文化内涵。因此,汉语委婉语在表现为一种重要的语言现象的同时,又表现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下面我们将对汉语委婉语进行深入地文化剖析,通过其审美上重含蓄和重意象两个方面探讨汉语委婉语所折射出的汉民族心理文化中的审美观念。

一、汉语委婉语体现重含蓄的审美观念

马未都先生在《百家讲坛》里谈及中国人的审美观时,分出了金字塔式四个层次,分别是底端的艳俗、含蓄、矫情和塔尖的病态,含蓄处于金字塔的第二层。汉民族以含蓄为美,委婉语的产生和运用恰恰就是这一特征的直接体现。含蓄审美观的形成离不开汉民族传统心理基础——中庸和谐心理。中庸和谐心理早在先秦诸子的言论中已有所涉及,如“不敢为天下先”、“知止可以不殆”等。到了儒家那里,被奉为处世原则,孔子更是把它视为最高道德境界,《论语·雍也》中:“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如何才能达到中庸和谐呢?儒家经典《中庸》这样解释:“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汉民族提倡“克己忍耐”“安分守己”,对待情感往往用理性加以节制,所谓“发乎情止乎礼”,通过压抑自我的情感以达到人际关系的和谐。这一心理造就了汉民族以含蓄为美、以谦恭为美的审美意识,在语言表达上,更是“润物细无声”地渗透于各种场合,形成了丰富的委婉语。当要表达一个贬义概念时,人们常采用带否定语素的结构。如身体有病,常说成“不适、不好、欠安、欠爽”,国家或地区贫穷则是“不发达、欠发达”。对疾病或生理缺陷总是尽量避忌,或者说得轻些、含糊一些。如性病总是让人难以启齿,故婉称为“暗疾、毒疮、广疮、花柳病”,旧时的疟疾、肺结核死亡率极高,被称为“打摆子”、“怯症”,现今谈癌色变,称癌症为“不治之症、重症、绝症”,把眼瞎说成“失明、眼睛不方便”,把聋说成“耳背、重听、失聪”,把傻说成“弱智、低智、智残”,男性丧失性功能被说成“不男、阳痿”。个人的境遇有好有坏,当人处于困顿失意时,常用婉辞以避免对当事人的刺激。如把考试落榜说成“名落孙山、落第、落名”,蒙受耻辱或冤屈则婉称为“含垢、含瑕积垢、盆覆、燕霜”,时运不济,步入困境称为“走背字、失利、落羽”。国家也有发达、不发达之别,把那些经济落后的国家称为“第三世界国家、发展中国家”。在委婉语中谦敬语特别多,在表达自己或与自己有关的词语时常用谦词,而称呼他人时则用相应的敬词。如代替第一人称“我”的自谦语就有“鄙人、仆、不才、不佞、不肖、不敏、小可、在下、窃、愚”等;称呼对方为“大驾、尊驾、阁下、卿、台下、”等;称自己的妻子为“贱内、拙荆、”,对称则为“尊夫人、嫂夫人”;称自己的儿子、女儿为“犬子、豚儿”、“小女”,对称为“令郎”、“令爱”;称自己的作品为“拙作”,对称为“大作”;自己给别人的礼物是“薄礼”,别人给自己的则是“厚礼”;称自己的建议为“浅见”,别人的建议为“高见”。

二、汉语委婉语体现重意象的审美观念

任何民族都有其独特的思维方式,自然也会形成独具特色的民族审美观。中国人对事物的把握重视整体性,但又不是依靠逻辑推理,而是依靠非逻辑思维的直觉和顿悟,还常常用比喻、象征、借代、类比等手法来取象比类的形象地表达思想。这种整体直觉思维方式和取象比类的形象思维方式的紧密结合形成了中国人重意象的独特审美观。

中国人自古就对花情有独钟,所谓“花开富贵”、“花好月圆”、“如花似玉”,多是基于对花的热爱而产生的感叹,在文人墨客的笔下,花也被赋予了许多美好的意象,由此也形成了大量的委婉语。首先将花喻人,花木枯萎凋零比喻人的死亡,一批委婉语应运而生,如“凋零”、“凋谢”、“凋逝”、“凋落”、“凋残”、“零落”、“萎谢”、“萎绝”等,又用“蕙损兰摧”、“兰摧玉折”来比喻女子或贤人的去逝。旧时常以春天的柳、花来喻指娼妓、歌妓,婉称妓女为“花姑娘”、“花柳”、“烟花”、“野草闲花”、“墙花路草”,有名的妓女则称“花魁”,妓院则婉称“花街”、“花馆”、“花柳场”、“花街柳巷”、“烟花场”等,妇女以声色媚人谋取钱财被说成“卖花”,玩弄异性,对情感不专一是“花心”,将这样的女性婉称为“水性杨花”,男人挑逗、玩弄异性的行为被称为“采花”、“扑花”、“拈花惹草”、“寻花问柳”。桃花自古以来象征爱情和婚姻,人们用“桃夭”婉指男女婚嫁,称男子在爱情方面的运气为“桃花运”,桃花以其艳丽而招人喜爱,可是在有些人看来,桃花总带有几分妖冶狐媚之气,因而人们用“桃色”婉指不正当的男女关系,由此引起的新闻,被婉称为“桃色新闻”。古人常以云、雨喻指男女交合,尤其是经宋玉《高唐赋》中采用这一意象加以渲染后,云雨几乎成了两性交合的代称,由此形成了一批委婉语如“巫山云雨”、“行云”、“行雨”、“雨爱云欢”、“云期雨信”、“朝云暮雨”等等。清风明月,美好的景色,青年男女常于此环境中谈情说爱,因以“风月”婉指男女之间的情爱之事,类似的委婉语有“风花雪月”、“风情月意”、“风月门庭”。“露水”存留的时间短暂,且不能见阳光,因而常用来婉指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如“露水夫妻”、“露水姻缘”。中国人还特别喜欢玉,从“玉洁冰清”、“守身如玉”、“花容玉貌”等词语中,我们不难发现人们赋予的美好寓意。在古代,玉象征伦理道德观念中高尚的品德,儒家有“君子比德于玉”的用玉观,东汉关于“玉、石之美者,有五德”的说法,就是将玉石的五种物理性质比喻为人的五种品德:“仁、义、智、勇、洁”。人们常用美玉来比喻有着美好品德的贤人或女子,用“玉摧”、“玉碎”、“玉碎香埋”、“玉殒香消”婉指贤人或女子的死亡。有些事物由于粗俗而不便直称,人们常在此之前添加“玉”字以形成雅称,如“玉汗”是对女子汗水的雅称,“玉泉”是对唾液的雅称,“玉啼”、“玉箸”是对女子眼泪的雅称,“玉弓”、“玉钩”是对女子小脚的雅称,“玉茎”是对阴茎的雅称,“玉润”是对女婿的雅称,“玉郎”旧时本为对青年男子的美称,后用作妻子对丈夫的雅称。古人尊“龟”为“麟、凤、龟、龙”四灵之一,在唐代“龟”字入人名的现象很普遍,如李龟年、陆龟蒙,但后世用“乌龟”喻指妻子有外遇的丈夫,并戏称戴“绿帽子”,由此“龟”字很少入人名,这也是委婉语引起审美心理变化的例子。

邢福义先生在《文化语言学》中指出:“语言是文化的符号,文化是语言的管轨。好比镜子或影集,不同民族的语言反映和记录了不同民族特定的文化风貌。” 汉语委婉语作为一种重要的语言文化现象深深打上了汉民族文化的烙印,文化的各个层面都在这面多棱镜中有所折射。当然我们仅透过委婉语这面镜子,探讨汉民族心理文化中的审美意识,难免有管中窥豹之嫌。但通过以上分析蕴涵在委婉语中的汉民族审美意识还是可见一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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