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 慧

摘要:元杂剧悲剧在我国剧坛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精神蕴涵是十分丰富的。本文从元杂剧悲剧所体现的民主精神、理性精神、悲剧精神和宗教精神等方面论述了元杂剧悲剧的精神蕴涵。

关键词:元杂剧;悲剧;精神;蕴涵

元代是我国历史上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错综杂揉、盘根错节的时代,剧坛涌现的一出出悲剧,是时代所决定的,是现实和艺术的共同产儿。悲剧的时代产生悲剧的艺术。

元代的数辈杂剧作家身受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严酷洗礼,目睹辽金宋元数个政权的兴亡嬗变,以及贯穿于那个特定历史阶段的阶级矛盾和社会危机对于他们的灵魂的刺激和震撼,使他们既有对封建礼乐制度和古典美学观念的继承,更有对传统的怀疑、抵牾、批评和背叛,对新的历史观、审美观的憬悟、思考、探索和开拓。因此,当他们对人类的历史和现实、过去和未来作出独特的审美观照,并以风格各异的艺术个性生动地再现生活的时候,元杂剧悲剧呈现出来的精神方面的特点,就显得格外突出和鲜明。它所彰显的民主精神、理性精神、悲剧精神和宗教精神就是其主要特征。

一、 民主精神

它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1.集中体现在悲剧题材和主要人物的选择上

在元杂剧悲剧中,直接以君主帝王为剧本主角的只有《汉宫秋》、《梧桐雨》、《疏者下船》三部,仅占现存全部元杂剧悲剧的九分之一。其中除《疏者下船》里的楚昭公尚具有能些许激起读者和观众某种程度的景仰之威外,在《汉宫秋》和《梧桐雨》这两部作品中,在白朴和马致远的笔下,唐明皇对于杨玉环的缠绵爱情,汉元帝对于满朝文武在国难当头时屏息敛声、畏葸无能的丑态的叱责,已大多没有九五之尊的威仪,而被融进了极为鲜明的普通人的思想品格和情绪特征。

以贵族将相为主角的有《哭存孝》、《西蜀梦》、《东窗事犯》、《豫让吞炭》、《霍光鬼谏》、《昊天塔》、《介子推》等七部,约占全部元杂剧悲剧的四分之一略多一点。这些剧目所着力刻画和歌颂的悲剧主人公,也并不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而是从大方向上与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基本一致的烈士勋臣。他们虽然都属于社会上层集团,或比较紧密地依附于统治阶级营垒,但是他们的言行举止和思想品格,他们的爱国热情和浩然正气,却代表着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回响着华夏人民铲除奸佞,擢拔英才,要求国家统一,盼望安居乐业的共同心声,从而给人以一种强烈的民主精神的深刻感染。

成为元杂剧悲剧舞台的真正主人公的,则是地位卑微的人民群众。正是他们善良、勤劳、朴实、刚毅、舍己为人、奉献牺牲、蔑视权贵、追求真理、大智大勇、敢爱敢恨的崇高品格和优美情操,奏响了一曲曲撼人心魄、催人泪下的悲剧壮歌。

2.体现在对人民群众的悲剧遭遇的深切同情和崇高品格的热情歌颂上

在元杂剧悲剧中深刻反映了剧作家对人民群众悲剧遭遇的深切同情和崇高品格的热情歌颂。如对《灰阑记》中张海棠在贪赃枉法、草菅人命的官吏敲扑、逼供下险些屈赴云阳,后来得到洗刷冤枉的机会,自己又甘心毙命杖下,也决不让幼子受伤损的慈母情肠,《潇湘夜雨》中的张翠鸾、《冯玉兰》中的冯玉兰的泪血交迸的苦难遭遇,忠厚善良的美的灵魂,剧作家给予了深切的同情和热情歌颂。这就是元杂剧悲剧所体现出来的鲜明人民性,也即是它的强烈的民主精神。

二、 理性精神

孟轲指出:“仁言不如仁声之人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①即通过艺术形象使读者观众“动情”,并因此达到“协治化人”的目的。因此,不把音乐戏剧文化仅仅视作只供消遣的娱乐活动,而同时更作为资世化民、巩固政权的有效手段。这种建立于明确功利主义目的之上的理性精神,从来就是中国古典美学的一大特点。元杂剧悲剧承袭了这种理性精神。但是元杂剧悲剧的理性精神,与封建阶级要求的宣扬君主制度的“礼治”、 “德政”,赞颂皇权统治的绵长永恒是迥然不同的。恰恰相反,它基本上是站在中小地主阶级、中下层知识分子以及人民群众的立场上,以冷峻的理性精神,层层剥露出封建制度的腐朽反动本质,成为了批判剥削制度的锐利武器,实现了不同凡响的思想超越,即我们所说的“人民性”、“民主性”。如《替杀妻》中,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在对世俗生活和伦理道德的严肃审视中,闪烁出它的理性精神的光彩。作品虽然也有“九烈三贞女,三从四德贤”的封建说教,但它对耿直无邪、然诺重义的崇高节操的歌颂,对因奸杀命、败坏人伦的丑恶品行的谴责,则是符合社会规范和道德人心的,表现了元杂剧悲剧的睿智、冷峻的理性精神。

三、 悲剧精神

元杂剧作家们面对他们所处的时代,没有忘记思考历史。他们十分敏感地捕捉到历史与时代赋予元人的各种情结,以悲剧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便是牺牲、复仇两种代表性的情结,它们构成了元杂剧悲剧精神的深刻内涵。

1.悲壮的牺牲情结

元杂剧悲剧精神首先带给我们的印象是牺牲情结。这一情结的凸出并非偶然,而是长期以来社会文化心理积淀而成,又在元代这一特定历史环境冲撞下凸现的。

有元一代,汉人在历史上第一次最为深切完整地感受到了异族入主的屈辱和种族歧视的痛苦。他们在悲剧现实中呻吟和挣扎的同时,把目光审视到历史的长河中,思念、仰慕那些慷慨赴难、以身赴难的忠臣良将,并希望以之作为悲剧素材,饱含了亡国奴的屈辱和痛楚的悲剧心理。以阳刚之气、正义之光作为悲剧主题,元代剧作家们推出了一台台慷慨悲壮的英雄悲剧,反复褒扬了剧中悲剧主人公自愿赴死的“牺牲情结”。

如《东窗事犯》中的岳飞,在国势飘摇之际,统兵在朱仙镇迎击金兀术,却被十三道金牌连连催归。进攻,将面临背君独行的尴尬局面;退兵,将坐失迎战良机,加深民族危机。岳飞班师被害的悲剧性不仅仅表现为被秦桧所暗算,更表现为不计个人得失的高尚情操和为维系国家安定、人伦和谐(剧中表现为忠君)的殉道精神。

又如《豫让吞炭》则以义士死志的模式再次展示了中国人文精神的这种牺牲情结。豫让是智伯的臣子,智伯无道,伐赵襄子失败,身死非命。豫让惊闻后,发誓替智伯报仇行刺赵襄子,以践他“一腔热血报君恩”之诺。最后豫让象征性地复了仇,伏剑自尽。豫让的形象可谓愚忠,但在人格上却是守志不变;其外在结果并非遂意,但杀身成仁的精神却永远长存。

2.悲愤的复仇情结

无辜受难的冲突形式和死后复仇的情感观念在元杂剧悲剧作品《赵氏孤儿》、《哭存孝》、《窦娥冤》等中反复出现:赵氏家族无辜遭祸,程婴隐忍二十年养大赵氏孤儿复仇;存孝无辜受小人陷害而死,其妻邓夫人为他申冤;窦娥无辜遭致冤狱,死后化为鬼魂复仇。

元杂剧悲剧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悲愤的复仇情结,其强度、浓度、深度、广阔度,都是前世少有!恶终有恶报,从窦娥、存孝、赵氏家族等冤屈得伸的结局中,我们能够明晰地感受到一种文化心理,也窥视到身处悲剧现实中的元代剧作家们的一种强烈的内心渴望,即无辜受难者一定要复仇!用孔尚任《桃花扇序言》中的话说,是让“含冤的孝子忠臣”,“还他个扬眉吐气”;“那班得意的邪党”,“加他些人天祸诛”。我们从这几部悲剧作品中读解而得的是复仇情结的悲愤与痛快!

四、 宗教精神

马克思说:“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情感。”面对令人窒息的苦难现实,中国人往往于宗教中寻求安慰和解脱。另外,中国戏剧源于宗教祭祀活动,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与宗教保持着密切关系,因此元杂剧悲剧的剧作者面对元代的元蒙统治的苦难和悲惨,加之宗教精神对中国戏剧的长期影响等,在元杂剧悲剧中对于宿命论、因果报应观等宗教精神也不乏反映。

1.宿命论

元杂剧悲剧《魔合罗》中的主人公李德昌、《朱砂担》中的主人公王文用、《盆儿鬼》中的主人公杨国用、《生金阁》中的主人公郭成,都是在街上算命时知百日之内有“血光之灾”,为了避难,他们背井离乡或做生意或求官职,含辛茹苦,担惊受怕。正当他们庆幸否极泰来时,又悲惨地死于流氓、强盗、权豪的刀下。剧中的主人公费尽心机,企图与命运抗争,结果依然逃脱不了命运之神所设的圈套,走向了毁灭。他们的死证实了命运的强大,人类的渺小。这就是宿命论在元杂剧悲剧剧作家笔端的流露。宿命论误导人们放弃自主性,听命于神灵的摆布,通过忍受现实中的苦难来获取来生的幸福。如《窦娥冤》里的窦娥经历了失母离父,卖身为奴,青春丧偶的种种不幸,她把这一切都归结为:“莫不是八字儿该载着一世忧?谁似我无尽头!”,“莫不是前世里烧香不到头,今也波生,招祸尤?”她认定现实中的苦难是命中注定的,所以她逆来顺受,心甘情愿地为丈夫守节,不辞劳苦地侍奉婆婆。虔心赎罪、苦修来世成为窦娥的精神支柱和生活的主要内容。

2.因果报应观

佛教认为凡事有因必有果,无因必无果,强调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元杂剧悲剧作家把这种观念作为构筑剧本情节的思想基础之一,写出了悲剧主人公今世的“血光之灾”,来源于前世的修行不好,经过大难,赎清了罪孽,来世就能平平安安、幸福美满了;同样剧中的坏人做恶多端,最终受到了惩罚。正如《朱砂担》中所说:“休将奸狡昧神祗,祸福如同烛影随,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又如《赵氏孤儿》、《窦娥冤》、《汉宫秋》等许多作品都是遵循因果报应观念来惩恶扬善的。

元杂剧悲剧是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悲剧,是中国戏曲史上第一座悲剧宝库。它所集中体现出来的精神蕴涵不仅十分丰富,而且闪烁着具有永久性魅力的夺目光彩。

注释:

① 孟轲:《孟子集注·尽心章句上》,第103页。

参考文献:

[1] 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北师大出版社,2007。

[2] 奚海.元杂剧论[M],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3] 林刚.元杂剧悲剧精神的文化阐释[J].重庆师院学报(哲社版),2000。

[4]伏漫戈.论元杂剧中命运悲剧的宗教精神和现实意义[J].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0, 12(3)。

[5]曾长秋.中国传统文化[M].武汉:中南大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