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厚安

摘要:《长日留痕》是被誉为英国“后殖民三雄”之一的英籍日裔作家石黑一雄获得1989年“布克奖”的作品。本文旨在通过细读文本,揭示出小说所蕴含的对后殖民语境下“文化碰撞”、“自我”、“话语权”等问题的思考。

关键词:文化碰撞;自我;话语权;尊严;忠诚

《长日留痕》是被誉为英国“后殖民三雄”之一的英籍日裔作家石黑一雄获得1989年“布克奖”的作品。“在旅居英国的移民作家中,石黑一雄是位个性特殊的人物。他身受英、日两种文化的熏陶,却对两者都有一种疏离感”[1]。也许正是这种“疏离感”,让石黑一雄的小说具有了多种解读性。日本小说家村上春树赞扬这部作品:“‘在主体精神、品味和色彩方面,颇似日本小说” [1]。石黑一雄本人则称“这本小说写的是个人悲剧”[1]。但细读文本,笔者认为这部小说不只是一出个人悲剧。它有着更深远对后殖民语境下的:“文化碰撞”、“自我”、 和“话语权”等问题的思考。

小说情节简单,但充满着象征意味。它叙述的是一位老管家在接受了新主人的建议后,驾车去英格兰西部旅行,并顺道去看望多年没有见面的同事兼朋友肯顿小姐。一路风景、一路回忆,老管家感慨万千。一个任何人都会有的故事,作者为什么单单让它发生在一个管家的身上呢?当我们聚焦“管家”这个人物,我们会发现石黑一雄小说的另一个层面。管家是一个与主人有着一定依附和隶属关系的角色。小说里无处不在的愚忠和服从,说明了这是一个没有“自我”的角色。他是一个精神上的被殖民者。他的主人——达林顿勋爵这个“手中掌管着文明的人”无疑是管家史蒂文斯精神上的殖民者。小说中达林顿府的易主与20世纪中叶,“大英帝国”的衰落和美国的兴起又是暗合的。而旅行的安排则宛如萨伊德曾经说过的一段话:“‘一个人离自己的文化家园越远,越容易对其做出判断; 整个世界同样如此, 要想对世界获得真正了解,从精神上对其加以疏远以及以宽容之心坦然接受一切是必要的条件。 同样, 一个人只有在疏远与亲近二者之间达到同样的均衡时, 才能对自己以及异质文化做出合理的判断”[2]。史蒂文斯出发时那种扬帆远航般的内心感受也证明了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旅行。

小说一开始史蒂文斯就处在一种“文化碰撞”的尴尬之中。面对新主人的美国做法和美国脾性,他显得无所适从和忐忑不安同时又因为不能认同,而对新主人有着些许的轻蔑和怨意。而最令史蒂文斯头痛的是他面对新主人“逗乐” 言语时的笨拙和窘迫。主人的随意和幽默与史蒂文斯的保守和刻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但值得注意的是史蒂文斯与新主人这种性格上的巨大反差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英美民族特性的不同。史蒂文斯的性格是他长年遭受精神殖民的结果。石黑一雄无意在这里去评判英美民族特性的孰优孰劣。小说中他表现得更多的是这样一种思想:“文化差异和文化碰撞是异质文化之间得以沟通和转化的过程,因此,文化的定位(或身份的确认)既非完全是要使弱势文化被强势文化所吞没,也不是弱势要变成一个新的强势文化,而是通过互相的对话、交谈和商讨,使文化权力在双方之中达到一种均衡的发展和认同,并对双方加以制约和协调”[3]。 因此才有了史蒂文斯由最初排斥美国式的“逗乐”,到最后意识到打趣逗乐其实体现了人间温情。

正是在这一“碰撞”引发的不安和失落中史蒂文斯开始了对过去的回忆。而“……回忆既是向过去的沉溺, 找回过去的自己, 更是对现在的 ‘我的确证和救赎”[4]。因此伴随着回忆的是史蒂文斯对自我的追寻。 那么史蒂文斯的过去究竟是什么样的呢?他以貌似光彩的“尊严”、“忠诚”,接受并掩盖着 “自我”的丧失。 诚如维贾伊·米什拉和鲍伯·霍奇在“什么是后殖民主义”一文中所写的:“殖民者从未完全抑制‘自我意识或‘个性,因为这么做会使被殖民者毫无价值。因此,在殖民统治时期,殖民者总是挑逗似的时而给予被殖民者主体性,时而收回; 这对于殖民地人民来说, 他们好像短时得到认可, 进入殖民者的世界, 不料随即就遭到了驱逐。被殖民者永远不知道殖民者什么时候把他们看作什么东西,是完全拥有自我的人, 或仅仅是物体”[5]。 同样服务于达林顿府的史蒂文斯也正是这样被撕扯着。史蒂文斯藐视管家们对于一些技巧和常识类知识的掌握。因为那只是“表面的华丽”。这种“华丽”迎合了主人们的虚荣心,点缀了他们宾朋满座的客厅,管家们自己则像一只“供人戏耍的猴”。只有“尊严”才能证明自己是一个拥有着和绅士们同样素质和教养的“人”,甚至可以证明自己是“绅士之绅士”。而史蒂文斯同时又认为“尊严”就是对“显赫”主人的“忠诚”。一方面是要努力体现自我价值,而另一方面又是对主人绝对服从和忠诚,史蒂文斯如何得到他孜孜以求的“尊严”?围绕“尊严”问题展开的还有史蒂文斯的父亲——前辈管家对“尊严”的追求,这样就使得“尊严”的问题有了历史纵深感。父亲是史蒂文斯心目中的英雄。父亲为了主人而宁愿自己忍辱负重的行为,是让史蒂文斯敬佩不已并努力效仿的。史蒂文斯正“全力以赴”成为像父亲那样的男管家。因此他会在父亲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为主人的“国际会议”忙碌。在爱情来临时,总是“装假”。因为“我们的工作职责不允许我们只顾及自己的癖好和个人情感,而是要遵从主人的意愿”[6]。

那么史蒂文斯用什么来支撑他支离破碎的生活呢?“我们用部族的伟人,用甘地和尼赫鲁安慰我们自己,我们阉割了自己:‘……把我的人性拿去,让你成为伟人吧,这是为了我” [7]。史蒂文斯不正是如此吗?他把世界视为一个“轮子”,把达林顿勋爵这样“手中掌管着文明的人”视为 “轮子”的中心,而他自己正是通过为这个“中心”服务,而服务于全人类。不过史蒂文斯并没有认为这是对自己的“阉割”。他是“驯服”的,“我决定尽可能地不露面,就站在阴影处”[6]。小说中他和主人的所有对话都是简短的附和,他从来没有自己的声音。不过他有着为自己申辩的理由:“……永远试图将其自个的‘强硬主张向雇主进行阐述的男管家必定缺乏一种素养,这种素养是所有业内优秀人士之本质特征:那就是忠诚” [6]。而对于达林顿的政治立场,史蒂文斯虽然有所怀疑,但愚忠和服从,让他不愿意作出任何判断。 正如他把杰出管家的职业风范比喻成“宛若体面的绅士穿上考究的西服”,史蒂文斯虽然“拥有许多华丽的西装”但没有一件是自己的。“有些是在过去的岁月里达林顿勋爵自己穿过后好心送给我的,有些是那些形形色色的客人送的”[6]。

小说是在现时和回忆的交织中展开的。石黑一雄通过回忆的手法,把现时的“史蒂文斯”和过去的“史蒂文斯”悄然却又鲜明地呈现在了我们的面前。随着旅程的延伸,史蒂文斯的思想也在经历着深刻的变化。虽然没有找回他曾经“丢失的珠宝”——肯顿小姐,但毕竟直面了自己的内心世界。他对达林顿勋爵的判断也趋于客观“‘达林顿勋爵可不是个坏人。他完全不是个坏人。至少在他生命终止的时候,他能有权利说他在自己只是犯了些错误。勋爵阁下是个无所畏惧的人”[6]。毕竟,只有短短六天的旅程,要一个老管家脱掉一件穿了三十五年,几乎都成了自己皮肤的“衣服”,谈何容易!而难能可贵的是,他正视了自己,他意识到了自己过去的生活是一种从未有过选择的生活。这是一次伤感的旅行,但这更是一次可贵的自我回归!

参考文献:

[1] 任一鸣、瞿世镜:《英语后殖民文学研究》[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

[2] 石海峻:《地域文化与想像的家园》[J],《外国文学评论》,2001年第三期。

[3] 王岳川:《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C],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

[4] 吴晓东:《从卡夫卡到昆德拉》[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03年。

[5] 罗钢、刘象愚:《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6] 石黑一雄:《长日留痕》[M],冒国安译,程栎校订。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

[7] 维·苏·奈保尔:《河湾》[M],方柏林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