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锦萍 李彦霞

摘要:约瑟夫·康拉德的小说《黑暗的心灵》及E·M·福斯特的小说《印度之行》是有关帝国主义文学题材的两个例子。两部作品均以处于帝国主义时代的不列颠为其叙事背景,探究了不列颠人在帝国前线的异国他乡的行为与态度。选取的这两部作品也是在这种复杂及重要题材中最突出的。以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观为出发点,该文将以这两部作品为例对其进行对比分析。

关键词:《黑暗的心灵》;《印度之行》;帝国主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

一、引言

将约瑟夫·康拉德的小说《黑暗的心灵》及E·M·福斯特的小说《印度之行》这两部小说进行对比,乍看起来似乎并不般配。除了长度及形式明显的不同,《黑暗的心灵》是一部大约100页的中篇小说,而《印度之行》是一部情节完全展开的长篇小说。不同的文学角度使其形式的不同成为必然(该问题将在后面的研究中探讨),这两部作品的作者也属于不同的两代人,作品为作者在自己不同职业、不同时期的产物。《黑暗的心灵》出版于1902年,而康拉德是1886年开始其写作生涯,这已经是16年之后的事情了。康拉德致力于小说写作,直到其于1924年离开人世。在他去世的同年,爱德华·摩根·福斯特出版了他的第六部也是最后一部小说《印度之行》。尽管直到1970年去世前,福斯特一直从事小说的创作,《印度之行》仍然是福斯特在1904年开始小说创作之后的巅峰之作,被广泛认为是福斯特最成熟及最复杂的小说。

每部小说均出于不同的背景,其故事情节也反映了作者不同的生活经历。约瑟夫·康拉德出生于1857年,一个被俄罗斯政府从乌克兰家乡逐出的波兰移民家庭的独生子。孩提时代其父母就双亡,他与叔父居住在波兰,直到16岁时离开家庭,于1874年在马赛成为一名船员。20年的海上生涯之后,(也是在此期间,他于1886年成为英国公民),康拉德于1894年定居英国,开始投身小说创作。康拉德很重视他的海上经历,以其船员的经历作为其写作的材料;《黑暗的心灵》也不例外;他大多数的故事情节松散地建立于1890年他在非洲刚果一条内河小船做船员的经历。

E·M·福斯特1879年出生于英国。他的父亲是一位中产阶级建筑师,在福斯特一岁的时候去世。他也是一个独生子,由其母亲抚养长大。他的生活受其叔祖父影响甚大,1887年离世时留给他8000英镑的遗产。他在英国的公立学校接受教育,后在剑桥的国王学院学习。其后,他与母亲在意大利及希腊游历了一年,为他早期的小说创作提供了素材。福斯特于1912年之后曾多次去印度旅行,《印度之行》开始于一战之前,被认为得益于他的数次印度之旅。

尽管有上述的不同之处,这两部小说在主题方面却有共同之处。每部作品的时间都发生在帝国主义背景之下。《黑暗的心灵》发生于19世纪的最后60年间,非洲人民在欧洲帝国主义强权统治中挣扎,最后以布尔战争(Boer War)的爆发达到顶峰。《印度之行》发生于一战之后英国统治下的印度,其时英国已经开始衰落。在这个方面,两部作品均反映了文学现实主义的传统:典型地反映了其各自历史时期下的现实状况,尤其作品在处理欧洲人与当地人之间的文化冲突是很典型的。

二、对帝国主义的批判

《黑暗的心灵》及《印度之行》两部作品在认真地审视欧洲帝国“步兵”个体的心理及潜在的意识形态方面同等重要。这些士兵作为帝国代表在殖民地的土地上,在一种敌对环境下及一种他们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受欢迎的文化中为帝国执行任务,依据他们的家乡来对当地进行设计。阿兰·山德逊在他的作品《帝国的车轮》中得出如此结论:“不管是作为管理者、商人还是冒险者,帝国入侵者在他根深蒂固的意识中,提供了他的精神实质所代表的道德抗争最有力的证据” (Alan Sandison, 1967:121)。本研究的核心在于如何通过这两部作品中人物的意识形态、文化误解、心理危机等所揭露的帝国自身的任务及产生它的文化来审视帝国主义经济状态。

政治分析之后是对这两部作品所揭示的美学及精神实质的探究。在《黑暗的心灵》中,主人公马洛穿过的河流具有多重象征意义,正如《印度之行》中的Marabar洞穴,因此这些“自然”表征在各自的作品中以其独有的方式将每部作品的各个方面以独特的方式有机地连接在一起;每一符号代表的不只是一个事物或观点,而是多个事物或观点,但是在某些方面,他们是作品模糊的中心。在各自的作品中,作者展示了所有在强调及叙事方面的不同,康拉德和福斯特以不同的方式及不同的象征,揭示了他们独特艺术风范的实质,同时提供了对帝国主义的批判。

另外,在每部作品中均有精神及道德层面的尺度暗示,与作品相关的经济背景形成对比,在更加广泛的层次洞察了这个世界,即作者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的看法。在康拉德的《人类的尺度》中,Paul L. Wiley 写道,比起人类作为个体的存在,康拉德很少关注作品自身的背景。但是他关注秩序,或者说改观人类所归属的社会不符之处,及真正的秩序最终所依赖的人类联系的存在”(Paul L. Wiley, 1954:128)。同样,John Beer 认为“《印度之行》...不是充满激情地看待帝国主义这种现象”。他引用了福斯特1960年所说的小说是“关注普遍生存的困难的”(John Beer,1979:4). Beer继续解释道:当小说确实突出了帝国意识传统及自由人类的局限性时,福斯特看到的是一条通过“[能够]培养个体抵抗力核心的人际关系,进而穿越这些困难的道路”(John Beer,1979:5)。福斯特尤其被印度教及伊斯兰教神秘的传统所吸引,这一兴趣点又在他的作品中有所暗示。《印度之行》及《黑暗的心灵》均以不同的方式解析了福斯特及康拉德的信念,即社会的道德根基存在于人类的相互关系之中,而不是社会机构。在帝国环境中,这并不稀奇。Brain V. Street 在《文学的掠夺》中指出,“人类在遥远的土地上,通过不同的符号来进行交流,使这块土地看起来也不再遥远。爱和人类的关系将这些家中的人与远在帝国他乡的游子联系起来”(Brain V. Street,1975:27)。由此,在作品中,可以感受到这些信念,他们最终充当了作品对工业进程中文化影响局限性的评价。

三、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

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往往以作品产生的社会历史及文化条件来分析作品。《印度之行》及《黑暗的心灵》特别适合于这种分析方法,因为帝国所设定的不同群体及阶级的人们之间的关系,明显反映了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然而在分析之前,有必要就马克思主义自身的观点及所使用的术语做一个简单扼要的介绍。

经过多年的研究之后,马克思于1867年出版了他的代表作《资本论》的第一卷。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提出了辩证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该理论认为,社会的经济基础产生于文化、法律、宗教及艺术等社会上层建筑中,并相互影响。另外《资本论》还探究了产生于封建社会中的工业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预测了资本主义进一步的发展,并提出了阶级结构及阶级斗争的理论。他还批判了工业资本主义组织生产的方式,由此导致资本和劳动力的分离,资本和劳动力由社会中的少数群体所持有。这种分离极大地给资本的持有者带来利益,经济上及政治上剥夺了出卖劳动力者的利益。尽管这称不上马克思观点及贡献的概括,但足以为本研究提供简单的理论框架,在这个框架中关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更多特殊要素。本研究的目的在于:马克思主义关于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及文学的观点构成了探讨这两部作品的批判方法。

在作品中,马克思并没有使用帝国主义这个术语,不过他的确有欧洲帝国主义对非欧洲前资本主义社会影响的理论概述(Brewer, 1980: 27),这些理论后来由弗拉季米尔·列宁在他的著作《帝国主义》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列宁将帝国主义描述为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高度发达的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物。它包含在每个工业资本主义国家争取繁荣,得到附属或更大领域的...疆土,而不管哪些民族居住在这些土地上”(Vladimer Lenin,1988:155)。尽管列宁所定义的欧洲与欠发达的世界之间的帝国主义关系在《印度之行》及《黑暗的心灵》这两部作品的历史背景中有所展示,但是每部作品所代表的历史框架却不尽相同,因此下一个特定的定义,或许会更有益。Achille Loria 写于1907年的一篇文章区分了两种类型的帝国主义,在此引用的Bernard Semmel的著作《帝国主义与社会改革》特别有用:

“Achille Loria 为‘经济帝国主义及‘商业帝国主义描绘了一幅图画。第一种情形,他描述为旧有的人口众多的国家对人口稀少国家的粗暴抢占,后者由于其特定的气候条件——地处热带,不能被殖民。这是布尔战争的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的帝国主义。另一方面,‘商业帝国主义适用于加强母国及其殖民地之间的联系——它可能意味着完全的财政联合或关税优惠许可”(Achille Loria 1907:142)。

Loria定义的两种类型的帝国主义与每部作品所描述的情形紧密相关。《黑暗的心灵》中所描述的经济活动是“经济帝国主义的例证”,在这种经济状态中,帝国主义并没有定居下来,而是暂时地在那块土地上收集出口原材料。《印度之行》中,英国在印度的存在更恰当地反映了“商业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在这种形式下,工业国的居民实际定居在占领的这块土地上。两种类型的帝国主义的基本动机都是经济:利润巨大,因为在被占领土地上的投资小,劳动力成本低下,这种状态通过剥夺当地人的经济和政治权利而得到维持。对这两部作品进行详细分析时,区分这两种类型的帝国主义更有利于透析这些经济状态对每部作品不同人物的关系的影响。

在此研究中,有必要理解什么是意识形态以及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功能。马克思在《德国意识形态》中陈述道:“劳动力的划分...同样显示在统治阶级中...以致这个阶级的一部分在阶级内部充当着本阶级的思想者...”(Marx and Engles, 1845:303)。这些思想者的角色是发展及促进巩固统治阶级权势的思想意识。正如Eagleton指出:“意识形态的功能是在社会中,使统治阶级的权力合法化;在最后的分析中,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Eagleton,1976:5)。

在帝国主义形势下,涉及到工业国与前工业社会之间的关系,前者为了获取利益,利润需要极大地限制当地人的权益。James Kavanagh在他的散文《意识形态》中指出:这样的“社会形态蕴含了含蓄的紧张状态,在任何情形下,都可能转换成公开的冲突,因此每个阶级社会都有自己的镇压结构(警察、军队、法庭)...强迫社会各阶层接受各阶级之间的统治及服从关系”(Kavanagh, 1990:308)。但是,意识形态,在Webster大词典中被定义为“共同构成社会政治纲要的主张,理论及目的的集合”是一个有效的管理社会矛盾的方式,因为它提供了社会的综合情景;在这个图画中,社会与经济的不平等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目的是让被统治阶级意识到试图改变他们自身的状态是徒劳无益的,“统治阶级阶层更加相信他们的财富及权势是完全正当的(Kavanagh, 1990: 309).

19世纪末期及20世纪早期,有关帝国主义的大多数的标准英国意识形态符合两个基本的相关主题。一个意识形态作品的主题强调英国是世界上最高度发达的文明,因此认为他所控制的这些地区的民众只有通过接触英国及英国文化才能够受益。A. P. Thornton在《帝国的思想及敌人》一书中如此概述:“英国以其传统及机制而言,是自由天生的的保护人...她必须确保她的思想得到维护,感受到她的影响力,恐惧她的愤怒”(Thornton,1985: 4)。另一个意识形态主题明显关注欧洲人与当地居民之间的种族及文化差异。然而Brian Street 指出种族的框框早在19世纪后半叶就已经强化,“帝国主义意欲使用科学家早已提出的那些理论,进行政治控制”(Brian Street,1975:5)。

四、帝国主义——不光彩的事业

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将此看作社会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因为文学作品是“感知的形式,尤其是观察世界的方式”,这一切反过来又是“人类在特定的时间及特定地点的具体的社会关系的产物;是社会关系得以实现,且合法化,永久性的途径”(Eagleton, 1976:6)。但是Eagleton 继续说明艺术作品并不是“统治阶级思想的简单反映;相反,它总是一种复杂的现象,其中包含了世界的相互冲突,甚至相互矛盾的观点”(Eagleton, 1976:7)。这正是《印度之行》及《黑暗的心灵》如此引人入胜的一个原因。两部作品的突出特点是作品非常复杂,因为它们呈现了创作这两部小说历史情形的现实描述,两部作品都具有以信仰统治者文化为特征的人物,然而都以同情及严肃的心情看待“落后的”国家成员,也在讽刺性地关注帝国缺陷的同时,提出了有关帝国任务的问题。这一切都以Wendy Katz 描述的“文学中渐渐发展的种族影响力,似乎反映从相对自信向更加自卫的帝国的历史转移”(Wendy Katz,1987:132)。John A. McClure在〈〈吉卜林与康拉德》中写道:“随着20世纪的来临,这个时代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越来越相信如果在短期内不能避免,帝国主义统治是不光彩的事业,不仅改变了统治阶级,同时也改变了被统治阶级 (McClure, 1981:153)。约瑟夫·康拉德和E·M·福斯特就是这样的艺术家,他们的作品都反映了作者增长的帝国主义意识,即将帝国主义看作是“不光彩的事业”,无论这是否是作者有意或无意表述的。该研究也将试图梳理每部作品中支持或颠覆帝国主义任务和意识形态的方法,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探索作品中的这些矛盾是如何反映作品写作时的社会矛盾的。

该分析基于作品产生的历史、政治及经济状况,对每部作品的所描述的一些重大事件及每部作品描述的历史时期的实际情况做一个简单的历史总结。《黑暗的心灵》一书,包括了欧洲帝国主义19世纪最后10年在非洲短暂的历史及布尔战争的影响。而《印度之行》包括了英国卷入印度的历史及一战对英国在印度地位的影响,两部作品都在很大程度上利用了作者在故事发生地的经历。

Ronald Hyam在《英国的帝国时代:1815-1914》一书中断言:

英帝国及其扩张是一系列仅仅松散的联系在一起的野心和活动,主要靠美国及印度帝国的有限限制及掩盖的事实……整个19世纪英国的利益依靠两种可能。一个包含或寄托其在北美大陆大实验产生的有竞争性的扩张。另一个是在印度保护英国强权下的世界和平免受来自欧洲强权竞争对手的内部征服及外部压力。(Ronald Hyam,1993:1-2)

Hyam指出,欧洲的公共注意力对非洲的关注起始于1870年左右。到1899年,比利时、法国、德国、英国、葡萄牙、意大利、西班牙占领了非洲大约70%的大陆(同上:214-5)。英国的利益散布在整个非洲大陆,即使比利时占据了刚果(即康拉德的小说《黑暗的心灵》的故事发生地),康拉德在英国船上的工作也与英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在1886年自然成为英国公民,同时在其小说及个人生活中,他也认同英国的文化价值观,这一切使他对非洲事件的阐释无疑比其他英国作家更打上了英国的烙印。英国的帝国意识形态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较最成熟,最盛行,而康拉德却将英国作为其最终的容身之地。因此,小说《黑暗的心灵》探讨和描述欧洲帝国在非洲大陆的存在,尤其是其意识形态及种族的态度,尽管小说中有很多其他的细节暗示故事是从英国的视点讲述的。毕竟他在非洲中部保护国第一枚邮票的格言写道“黑暗中的光明”(Street, 1975:24)。

《黑暗的心灵》故事的发生地设在非洲。作品出版于布尔冲突期间,尽管故事以康拉德早期的刚果之旅为背景,但是他没有因此…而是修改其对非洲战争欧洲在非洲存在的诠释,如其他很多在英国人相同的看法。冲突造成了英国在国际舞台上声誉的一定损失,国内自信也有一定程度的下降。A. P. Thornton 写道: 战争的后果是“帝国的思想...遭遇了缩减,道德…再也不可能完全恢复”(Thornton ,1985:109)。英国开始严肃、公开地质疑他的帝国任务,读者在马洛的内心独白中也听到了这个回音。同时,当地人民的反抗依然强大,起义此起彼伏,正如欧洲针对当地人的统治。所有这些历史事件都呈现在《黑暗的心灵》中,使其成为“现实主义”小说的丰富例证,该时期欧洲帝国主义非常典型的代表作。

《印度之行》讲述的故事发生在一战后处于政治、种族冲突的印度,上面提到的所有历史细节是明显的或在文章中有所暗示。英国在这个时期关于印度的政治观点是极不一致的:一方面承认国内对印政策是在难所避免的;另一方面却认为印度太落后,支离破碎,不能管理自己。Thornton如此解析英国此时的焦虑:“无论如何英国得设法安抚不断上升的民族情绪及对自治的渴望,保持英国自身的力量……以及帝国的统一性”(Thornton,1985:217)。在《印度之行》中,英国并没有优雅地保持这种平衡的姿态。小说中,福斯特对英国公务员的处理强调了英国在对印度态度上的自欺欺人。福斯特还准确地再次表现了印度人的内心冲突,特别是通过人物Aziz 和他的朋友们,他们一面羡慕英国,同时又憎恨英国。由于作品中历史细节的宽度,《印度之行》与《黑暗的心灵》一样是那个时代现实主义的代表作。这些作品的人物塑造、场景呈现及故事情节不仅描绘了,而且也批判了那个时代的历史状况。

五、结语

虽然《黑暗的心灵》与《印度之行》分别是由两位不同的作家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所创作的关于英帝国海外殖民统治主题的小说,但这两部作品却有着诸多异曲同工之处。两位作家尽管出身背景及其人生经历大不相同,但他们对帝国主义的认识和态度却如出一辙,而且两者都擅长于运用象征手法揭示作品主题,都关注揭露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并对之持批判态度。本文探究了康拉德及福斯特两部作品的一些文献及历史背景,读者不仅可以感受到上面所阐述的历史情形中包含的幻觉,而且还可以跟随康拉德及福斯特小说人物的想象,探寻两位小说家是如何展现那些受帝国殖民环境以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相互关系影响且发生转变的小说人物的心理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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