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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菲利普·罗斯的早期小说看犹太人的斗争问题

2009-01-07

时代文学·上半月 2009年12期
关键词:艾利爱泼斯坦斗争

马 苗

摘要:犹太人的斗争问题是美国犹太文学的主题之一,本文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分析了该问题的产生、发展,并通过对美国当代犹太作家菲利普·罗斯的早期小说《犹太人改宗》、《爱泼斯坦》、《艾利·狂热者》的内容分析,深刻反映出当代美国犹太人在宗教、家庭和社会领域面临的精神危机。

关键词:斗争;《犹太人改宗》;《爱泼斯坦》;《艾利·狂热者》

历史背景

欧洲的犹太人是二战最大的受害者之一。尽管很多人已经逃到美国,很多人仍然摆脱不了大屠杀的噩梦,同时他们又面临被新世界同化的问题。“在美国,二战后幸存的犹太人被大屠杀噩梦追逐,逐渐远离美国人的主流生活,这些人再也不能正常生活了。”(Guoqiang, 106)为了过上正常生活,他们必须与过去和现在斗争,然而,无论进行多么努力的尝试,他们总是在痛苦的境遇中越陷越深。

二战后,犹太人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犹太人逃到以色列,寻求庇护,他们同许多欧洲幸存者一样,认为以色列是世界上犹太人唯一的庇护所 (哈斯,118)。另一部分人像其他美国人一样过世俗生活,例如耶式瓦1的孩子们告诉同伴自己也是美国人,他们有共同的敌人,分享共同的价值观,珍视同一个国家。(Bothwell, 2)

尽管这两部分人都属于犹太民族,他们对待犹太教态度截然不同。他们的矛盾成为民族内部矛盾,一直延续至今。前者主要相信东正教,大屠杀和以色列国家的建立加强了他们对传统的信仰;后者想跟基督徒和平共处,表现出强烈的世俗生活倾向。

菲利普·罗斯试图探索犹太人内部斗争这一主题,因此犹太民族内部思想、行为方式的矛盾斗争就成为他创作的丰富源泉。以下内容正是从宗教、家庭和社会斗争三个方面分析正统犹太教徒在融入现代美国生活的同时,固守旧礼仪而产生的麻烦。

宗教论争

菲利普·罗斯的早期小说通过描绘犹太人的纷争,揭示传统犹太人的不足之处。“每一部小说都建立起一种危机感,主人公必须通过特殊的经历来认识到他的犹太性。”(Baumgarten and Gottfried, 42)

短篇小说《犹太人改宗》讲述12岁男孩乌兹·弗瑞曼与拉比宾得的宗教论争。乌兹是个天真的孩子,他向拉比询问了很多难以回答的宗教方面的问题。他怀疑“既然《独立宣言》宣称人类生来就是平等的,为什么拉比宾得称犹太人为‘选民呢?”(Roth, Goodbye 141)当母亲读到拉冈达飞机失事人员名单时,乌兹认为这是一场悲剧,然而,母亲和祖母只注意到犹太人的姓名,因为发现有几个犹太人姓名,所以他们认为失事是“一场悲剧”(Roth, Goodbye 142)。乌兹是一个天真的孩子,他认为既然《美国宪法》和《独立宣言》中规定人人生来就是平等的,拉比和自己的亲戚们就不应该对其他民族的人们有偏见。这样,他就跟拉比和母亲在宗教问题方面产生矛盾,而那些象征权威的人们总是用暴力方式迫使弱者接受其教义,他的母亲在得知为什么要见宾得拉比后,“第一次打了他耳光” {Roth, Goodbye 143)。

尽管如此,他仍努力抗争。最后“他开始尖叫”(Roth, Goodbye 142)——这是儿童常见的反抗方式。乌兹宁愿相信美国人的民主,也不愿盲目相信犹太拉比教给他的东西。

“《犹太人改宗》经常被引用为犹太人自我仇恨的例子”(McDaniel, 57)。然而,作者没有完全拒绝犹太人的宗教信仰,他只是批判其负面作用,使人们更加客观地评价它。

家庭论争

犹太人的论争不仅体现在宗教领域,也体现在家庭生活方面。短篇小说《爱泼斯坦》描述了由婚外恋引起的犹太人家庭成员之间的矛盾。59岁的爱泼斯坦经营着一家纸袋公司,是一位成功的商人,他移民美国,曾经生活很艰苦,“他白手起家,在大萧条时期和罗斯福时期举步维艰,最后终于在战争时期和艾森豪威尔时期取得成功”(Roth, Goodbye 205)然而,他对自己的私生活并不满意,自己还有一年就要退休,所经营的爱泼斯坦纸袋公司还没有继承人。“一想到一个陌生人将来会接管他的公司,他就气不打一处来”(Roth, Goodbye 205)。他的妻子已经老了,睡觉的时候呼吸粗重,“好像永远都受到支气管炎的困扰”(Roth, Goodbye 203)。尽管如此,“一直以来他对家庭只是出于责任,而并非快乐”(Cooper, 27)。他深受痛苦,总是感到自己失去了什么。此后,他秘密跟寡妇艾达·考夫曼发展婚外情,与艾达在一起的生活充满冒险刺激。一天,爱泼斯坦一边开车一边跟艾达说笑话,那天因为违反交通规则收到了三张罚单。第一次违反交通规则预示着婚外恋违反了传统道德,由于爱泼斯坦一直以来过着传统的有规律的生活,违反交通法规表明过去平静的生活结束了。

不久,爱泼斯坦就患上了性病,这导致此后一系列事件发生:妻子认为是梅毒,勃然大怒,强迫爱泼斯坦在卧室里脱光了让全家人来见证他的病情,最终导致其心脏病发作,最后他不得不屈服于适合自己的状态——过上“正常的”生活,“对爱泼斯坦来说,过‘正常的生活意味着过一种外在成功内在痛苦的生活。清洁就成了表面上无瑕疵的有秩序生活的象征——无菌的、不能生育的、无法令人满足的生活。”(McDaniel,107)。尽管在别人眼中他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一个好丈夫,他却为这种极富欺骗性的生活深感痛苦,因为自己从未感到满足。他想找到真实的生活,真正的自我,因此他破例发展婚外情,引发了家庭纷争,使局面雪上加霜。他寻求什么是对与错,什么是表面的幸福和内心的满足,人们的欲望在所谓的洁净有规律的生活下是多么被压抑。“爱泼斯坦的遭遇体现了家庭束缚、个人身份以及周围人们的期待相斗争的双重主题…”(Jones and Nance, Goodbye 9)他越想解脱自我,就陷入困境越深——这就是传统的犹太人家庭有规律的生活与自由冒险生活的矛盾,爱泼斯坦越界打破自己在其他人眼中的形象,为此他也深深地感到痛苦。

爱泼斯坦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男人是否能通过自己努力减轻痛苦的问题,而且是一位有责任感的中年犹太人丈夫和父亲面对已经定性的传统时敢不敢解放思想的问题。

社会论争

短篇小说《艾利·狂热者》从社会视角方面表达了作者对正统犹太教和世俗生活之间的矛盾深深关切。小说从律师艾利(Eli Peck)同正统犹太教的矛盾开始,到他与美国化的犹太人的矛盾中结束。起初,作为伍顿屯地区中上层犹太人的律师,艾利与耶氏瓦学校校长信仰正统犹太教的雷·特瑞夫谈判。

艾利最初想跟对方达成和解,在美国化的犹太人眼中,正统犹太教徒是极端分子,说着一种死去的语言,过着中世纪的生活,穿着公元前1000年的类似丧服的衣服。艾利努力让他们换掉衣服,艾利对他们的态度就代表了已经同化的美国犹太人对新来的欧洲犹太移民的态度。而作为这些欧洲犹太移民,大屠杀的幸存者,他们更加坚定犹太信仰,“从不认为美国犹太人比他们想象中的那么安全”(哈斯, 117)

由于对犹太传统的看法不同,艾利自然不能说服对方。他们争论的焦点是对规律的不同理解:艾利认为社区法规保护美国犹太社区世俗生活的权利,而特瑞夫领导的正统犹太教徒只相信塔木德——犹太人的法律书籍。就在两人争论的过程中,艾利根深蒂固的犹太性被唤醒了。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是他们中的一员。他开始渴望长期淹没的犹太传统。第二天他把黑长袍带回家,“生命中第一次闻到黑色的气味:有点发霉,有点发酸,有点古老”(Roth, Goodbye 285)。他第一次感到自己跟犹太传统文化近距离接触,有如新生儿般兴奋。此时,他的孩子在医院降生,象征着艾利对犹太传统的新的态度,犹如新生儿一般。

艾利跟犹太社区的矛盾因换衣服的行为引发。艾利穿着犹太人黑色长袍,内心非常紧张,一出门看到住在社区的哈瑞特瞥了他一眼,赶紧躲开,此时电话响了“会是谁呢?——哈瑞特吗?艾利,你家门前有个犹太人。那是我。废话,艾利,我亲眼看到他。那是我,我也看到你了”(Roth, Goodbye 287)。他对街上遇到的每一个人说“Sholom”2,很多人认出是律师艾利穿着黑色长袍,包括他的妻子都认为艾利神经有问题或者有心理问题,应该去看医生。然而,艾利并不这样认为。“尽管他从头到脚都感到十分陌生,他知道自己所做的并非不道德,他觉得黑色的外衣就好像自己的皮肤一样”(Roth, Goodbye 293)。艾利通过这种方式,达到精神自由,而在社区人们的眼中,他就成为一名宗教狂热者。正如艾利所言,“如果你选择疯狂,那么你还没有疯狂。正是你不加选择才会疯狂”(Roth, Goodbye 295)。可见,艾利一旦穿上了黑色长袍,就走上了一条与周围熟悉的每一件事物斗争的道路。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菲利普·罗斯是一位关心犹太人生活状况的富有洞察力的作家,他客观描述犹太人生活和犹太文化,揭示出犹太人生活的全景图。短篇小说中的主人公是不同年龄段的人,都是犹太社区人们的典型代表。一方面,他们都有各自的矛盾斗争:乌兹挑战犹太权威;爱泼斯坦为了寻求内心的快乐发展婚外恋;艾利身穿传统黑色长袍与周围环境做斗争。另一方面,他们的斗争又有一些共性:首先,他们的斗争都属于犹太人内部斗争;其次,他们斗争的目的是相同的——为了追求自由,而他们精神越自由,肉体就越痛苦,这是罗斯小说的一个悖论,罗斯似乎对探究这类问题很感兴趣。“他的世界充满了意义剩余,过度束缚,事物总是走向反面”(Baumgarten and Gottfried 10), 作者在一次采访中也提到,“做犹太人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Searles, 1),需要与外部世界、周围环境甚至自己的内心不断斗争,以达到一种平衡,只有达到这种平衡才能生活下去。

注释:

①耶式瓦是指犹太宗教团体兴办的学校。

②希伯来语,意思是你好。

参考文献:

[1]Baumgarten, Murray and Gottfried, Barbara. Underst-

anding Philip Roth[M], (Columbia, South Carolina: the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90).

[2]Bothwell, Etta K. Alienation in The Jewish American

Novel of the Sixties[M], (Puerto Rico: Universidad de Puerto Rico, 1980).

[3]Cooper, Alan. Philip Roth and The Jews[M], (New Yo-

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6).

[4]GuoQiang Qiao. The Jewishness of Isaac Bashevis Si-

nge[M], (Switzerland: European Academic Publisher, 2003).

[5]Jones, Judith Paterson and Nance, Guinevera A. “Go-

od Girls and Boys Gone Bad,” in Philip Roth, Frederick Ungar Publishing Company, 1981, pp.9-85. Reprinted in Short Story Criticism[C], Vol. 26.

[6]McDaniel, John N. The Fiction of Philip Roth[M], (H-

addonfield, New Jersey: Haddonfield House, 1974).

[7]Roth, Philip. Goodbye, Columbus (New York: A Divi-

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1987).

[8]Searles, George J. ed. Conversations with Philip Roth

[M], (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1992).

[9]阿伦·哈斯. 大屠杀后遗症[M]. 梁骏(译).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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