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青

摘要:《隋唐演义》是说唐系列小说中的集大成之作,整部小说中多次出现梦境描写,直接或者间接地与君主,或者说是封建时代的最高统治者有一定的关联。本文将有关《隋唐演义》中的梦境描写与帝王意识的关系进行分析,旨在更深入地分析历史演义小说的深层内涵和所隐藏的思想观念。

关键词:《隋唐演义》;梦境描写;帝王意识

《隋唐演义》共二十卷一百回,作者为清初文人褚人获。褚人获,字稼轩,又字学轩,号石农,长洲(今江苏苏州)人,他在《隋唐演义》自序中讲述了《隋唐演义》是在《隋唐两朝志传》、《隋炀帝艳史》和《隋史遗文》的基础上,以隋炀帝、朱贵儿、唐明皇、杨玉环的再世因缘为线索,结合各种相关传奇故事,创作而敷衍成一百回的。整部小说中有关梦境描写共出现33次,除去8次不是跟皇帝或者与皇帝直接有关系的人的梦境描写之外,其余25次都是直接或者间接地与君主,或者说是封建时代的最高统治者有一定的关联。

首先,两世姻缘的梦境设计是与两个皇帝联系在一起的,这不仅与历史演义小说往往是描写各个朝代的历史有关,而且与中国古代的帝王崇拜心理有关。封建帝王是神圣、崇高的,对于帝王的故事的叙述,符合文人创作的心态,也能适应广大读者受众的阅读心态。

中国古代的帝王都以“天子”自居,在中国人的思想观念里,根深蒂固地认为帝王或者是地位较高的人在其出生之时就与常人有所不同,感日、月而生,或者其他先兆。封建帝王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和天授其命观的影响,甚至与帝王相关的人也是如此。《隋唐演义》中就有大量的这种杰出人物感梦而生的梦境描写。如第一回:“生坚时,母亲吕氏梦苍龙据腹而生,生得目如曙星,手有奇文,俨成王字。”后来就出现了杨坚篡夺了周国,自立为王的结果。同样在该回中,“皇后生晋王时,朦胧之中,只见红光满室,腹中一声响亮,就像雷鸣一般,一条金龙,忽然从自家身子里飞将出来。初时觉小,渐飞渐大,直飞到半空中,足有十余里远近,张牙舞爪,盘旋不已。正觉好看,忽然一阵狂风骤起,那条金龙不知怎么竟坠下地来,把个尾掉了几掉,便缩做一团。仔细再一看时,却不是条金龙,倒像个牛大般一只老鼠模样。独孤后着了一惊,猛然醒来,随即生下晋王。”这是隋炀帝杨广出生前独孤后做的梦,梦到的是金龙,这就是伟大人物的出现总是有着先天的梦兆的。在《隋唐演义》中,褚人获就采取了梦境“遂愿”或“启悟”的效果来为这些帝王的出场作铺垫的。这并不是褚人获杜撰的先例,在以前的《周公解梦书》里也有记载说:“尧梦身上生毛六十日得天子,舜梦见眉长发白六十日得天子”,“从整个中国古代社会来看,占梦迷信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历代的统治者最喜欢用占梦来论证他们的‘受命之符,各派政治家常常把占梦作为政治斗争的一种精神武器,广大的劳动者则在这种迷信中被欺骗、被奴役、被愚弄。”不管是统治者的受命之符也好,欺骗、愚弄广大劳动者也罢,这都足以证明在中国传统的思想中就有着这样的说法。

其次,以梦中之景象将圣主与亡国之君比以不同的对象,暗寓作者之意图与读者之期待心理。在《隋唐演义》中,褚人获对自己所拥护的人物予以赞扬,对要否定的人物则极力地丑化,这也是历史演义小说作者创作时在思想倾向方面表现出的共同特点。

最为突出的就是关于李唐王朝将得天下的诸多奇异征兆,这是正面赞扬的一面,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荒淫误国的隋炀帝在狄去邪的梦境中则是由老鼠所变的,且后来隋炀帝本人也确实得到证实,与狄去邪梦中之境相吻合。第三回李靖夜梦认为,将来有天下者,必是个姓李之人。

第三十二回“狄去邪入深穴,皇甫君击大鼠”与第三十四回“炀帝梦见武士,生得相貌凶恶,手执大棍,腾地里将棍照朕脑门打了一下,打得朕昏晕几死。至今头脑之中,如劈破的一般,痛不可忍”相互照应,而在第三十九回中,炀帝在观澜亭中小坐,“便觉恍惚间见海中有一只小舟,冲波逐浪,望山脚下摇来……”这也是炀帝必将亡国的征兆。这样的恶梦的征兆还不止这些,在第四十七回中,炀帝大哭道:“昔凤仪院李庆儿梦朕白龙绕颈,今其验矣!”

与这种鲜明的对比相关联的就是,在不同的场合下,不同的人物会对不同的梦境做相似的解释,而恰恰相反,有时同一个人物在不同的环境下,则会对同一个梦境做完全抵触的解释。这就牵涉到圆梦对于不同对象的心理满足。圆梦主要是把梦象解释得圆通,或是解除梦者的某种心理负担,或是迎合梦者的某种心理欲望。《隋唐演义》第九十五回中写到关于黄幡绰对于安禄山叛乱时所做之梦的前后解释,这在李德裕《次柳氏见闻录》中就有记载,安禄山叛乱时,在所属的部队之中,其“与大逆圆梦,皆顺其情”。安禄山说他梦见衣袖长至阶下,黄说“当垂衣而治”。安禄山说他梦见殿中窗槅倒立,黄说“革故鼎新”。后来安禄山失败,他又说前梦表明“出手不得”、后梦意味“胡不得也”。而在《隋唐演义》中,褚人获则做了更为细致的描述,并且还写了皇帝听说此事的反映。《隋唐演义》中这样写的:“禄山在宫中梦纸窗破碎,幡绰解云:此为照临四方之兆。禄山又梦自身所穿袍袖甚长,幡绰又为之解云:此所谓垂衣而天下治。”而后来,当上皇问及此事时,他又解释说:“纸窗破者,不容糊作也。袍袖长者,出手不得也。”而上皇听说之后则不觉大笑,又命令他还照旧做他的官职。由此可以窥见,封建帝王的心理特点,即便是凶恶的事情,他也不允许别人直接道出实情,而是要维护自己的帝王尊严和威仪。这种看人说话,看场合圆梦的方式符合了帝王的心态,期望其统治的臣民能够服从拥护他的统治,这也是帝王的专制思想的体现。

第三,帝王也具有普通人的感情和欲求,有血有肉,重情义。虽然小说里有很多地方描写了隋炀帝如何荒淫,但他与朱贵儿的感情却让人感触很深,这是以往历史演义中所缺失的,也是《隋唐演义》的精彩之处。

褚人获创作《隋唐演义》,虽名为历史演义,但其内在的趣味却与人情小说作家相似,而与罗贯中这一类历史演义作家反而大为不同。一个帝王沉迷于感情生活,不注重国家大计,都是正统的历史演义作家的批判对象,而褚人获却致力于塑造隋炀帝这样一个不关注国计民生而注重感情生活的形象,体现的则是与以往的注重历史真实的正统历史演义作家截然不同的观念,而是人情小说作家的价值观念。《隋唐演义》对隋炀帝与女性之间的感情生活的诸多描写,表达了一种惊世骇俗的立场,即:一个失败的帝王,他在爱情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和表现的感情仍然是真挚的。本来,在一般人的观念里,皇帝总是高高在上的最高统治者,但在《隋唐演义》里,褚人获明显地更注重对于这些帝王的日常生活和情感的描写,而不侧重于突出最高统治者的谋略手段,这种把伟大人物世俗化的倾向也跟当时整个文化氛围有关。褚人获虽然处在清初,当时的文网控制还不是那么严重,并且由于明代中叶以后,文学平俗化的趋势加剧,使得明后期市井小说在表现形式上趋于生活化、平俗化,这种情形并没有因为改朝换代的风云变幻而断裂,这是整个文学创作观念的转变。

《隋唐演义》中往往在历史事件中穿插进凡俗生活之事,如在玄宗诛韦后立太子、诛太平公主而继位和天宝年间的安史之乱这些政治、军事斗争叙写的过程中掺人了玄宗幸梅妃、诏杨妃人宫、杨梅二妃争宠、杨妃专宠乃至骄纵被黜、长生殿夜半私盟等后宫艳事。这些后宫艳情的插入,在实质上使帝王的凡俗之情得到了强调和突出。这也是《隋唐演义》在人物感情的刻画上对《隋史遗文》的革新。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帝王纵态,世人所不欲遭而所乐道,唐人喜言明皇,宋则益以隋炀,明罗贯中复撰集为《隋唐志传》,清褚人获又增改为《隋唐演义》。”炀帝、玄宗的再世姻缘故事和帝后生活的浮糜奢华是世人所乐道的,它满足了市民对宫闱艳情的艳慕和猎奇心理。将读者“喜闻”的男女情事作为情节叙述的重要部分,是褚人获在汇编《隋唐演义》时的自觉追求。这在小说结尾的议论中也得到了证明:

……我只纪隋唐,隋唐往事话来长,且莫逮求详。而今略说兴衰际,轮回转,男女猖狂。怪迹仙踪,前因后果,炀帝与明皇。

正如褚人获所言,隋唐史话可叙可写内容颇为丰富,但他创作的主要则侧重在“男女猖狂”,是这个“轮回转”的大框架内包含的“怪迹仙踪”。这也表明了他在创作历史演义小说时的观念,并不止于叙述历史事实,而是要写出历史事实所掩盖下的人物的复杂情感和凡俗生活。

参考文献:

[1][唐]刘知几等撰.史通·书事[M].齐鲁书社.1996。

[2]袁于令[明].隋史遗文[M].人民出版社.1989。

[3]褚人获[清].隋唐演义[M].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

[4]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人民出版社.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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