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翠红

摘要:竟陵八友创作的奏弹文、表等庙堂奏进文,洗净了板正滞重的传统风格。作为永明诗歌的倡导者,八友将诗歌的审美方式侵入到公文中,抒情色彩增浓,社会功能趋弱。体现了颂美、尊崇皇权的用意及士权向皇权妥协的无可奈何性。

关键词:竟陵八友;奏弹文;表

在南朝齐梁文学史上,竟陵八友无论在诗歌或是文章创作上都处于文坛领先地位。关于八友,《梁书·武帝本纪》云:“竟陵王子良开西邸,招文学,高祖(梁武帝萧衍)与沈约、谢脁、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等并游焉,号曰八友。”[1]八友散文中庙堂奏进公文占有很大比重。大致包括奏弹文、表等文体,所涉范围相当广泛。通过重点考察八友这部分作品,借以窥视八友公文创作在齐梁中的地位及其影响。

一、奏弹文

《文心雕龙》奏启篇论述弹劾文曰:“是以立范运衡,宜明体要。必使理有典宪,辞有风轨;总法家之式,秉儒家之文,不畏强御,气流墨中,无纵诡随,声动简外,乃称绝席之雄,直方之举耳。”可见,奏弹文作为奏进之篇,在遵循特定的法规下,其笔法、言辞都有一定的法度准则。

八友中,任昉与沈约现存的奏弹文数量最多,其中任昉4篇,沈约6篇。《文选》所选任昉、沈约奏弹篇目与清李兆洛《骈体文钞》大体相似。任昉《奏弹曹景宗》、《奏弹刘整》及沈约《奏弹王源》为二者同选之篇,盖二者均认可了任、沈此文特色。有关任、沈之诗文才学,齐梁士人颇有点评。《梁书·沈约传》曰:“谢玄晖善为诗,任彦升工於文章,约兼而有之,然不能过也。”又《南史·任昉传》云:“(任昉)既以文才见知,时人云‘任笔沈诗,昉闻甚以为病。”两条史料虽是为了突出任昉擅笔,沈约擅文的事实,但有一个共同之处即两者在齐梁时文章都很了得。故清代汪中在取法先唐文时候,除了《后汉书》、《三国志》之外,众多文章家中,仅取沈约、任昉两家而已[2],足以说明他们文章可法之处。

沈约《奏弹王源》作于永明八年(490),奏弹东海郑县王源嫁女于吴郡富阳满璋之子,从而导致“婚娅沦杂”,风气败坏,要求严格区分士庶。序文以议论方式,论及宋氏失御,礼教雕衰,至此每况愈下,达到说理目的。正文叙述王源嫁女之,娓娓道来,条理清晰。结尾义正词严,立明主张,“免源所居官,禁锢终身” ,气流墨中,声动简外,故李兆洛言其“曲勘尽致,笔甚锋锐”。[3]

任昉《奏弹萧颖达》以“贫观所取,穷视不为” 发端说理,“以藻语推究事理”[3],弹劾其“乞鱼军税”的贪婪行为。《奏弹曹景宗》以叙事方式,揭露曹景宗鬻货聚敛,坐视不救的丑恶行径,笔锋尖锐,“可谓笔挟风霜,骏迈曲折,气举其辞”。[3]《奏弹刘整》弹劾其恶积衅稔,欺夺寡嫂之恶行,感慨“人之无情,一何至此”,委婉情深,可谓“雅令”。[3]弹文结尾表明态度,祈请帝王的恩准处罚,故钱钟书言:“‘即主以上犹立状,举其罪,‘谨案以下犹拟判,定其罚。”[4]

一般情况下,奏弹文包括几部分内容,引用典宪、述罪状、明惩戒。任昉、沈约的奏弹文一般用骈体、散体的形式来安排此类文体。骈体的整齐骈俪,造成一种气势,产生义严气厚的审美效果。而叙述罪状穿插使用散体,发挥了散体叙事清晰、条理整饬的优点。

八友奏弹文貌美渊懿,符合《文选序》“沉思”“翰藻”的 审美特点。如任昉《奏弹刘整》“昔人睦亲,衣无常主;整之抚姪,食有故人”及沈约《奏弹王源》“忝籍世资,得参缨冕,同人者貌,异人者心,以彼行媒,同之贸布”等语言确实符合“以精微之思,奋以瑰灿之辞。故高而不槬,华而不繻,雄而不矜,逶迤而不靡”。[3]与陆机《文赋》“遣言贵妍”、“五色相宜”,《金楼子·立言》“绮縠纷披,宫徵靡曼” 等语言标准相似。

从创作目的来看,揭露被弹劾者罪行,获得帝王的恩准是奏弹文的主要功用。奏弹文的创作者由于特定的职务关系,创作者、被弹劾之人、接受者三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关系。由于接受的对象为最高统治者,创作者在奏弹文中,一方面要将所弹劾之人的“罪行”予以充分揭露,言辞严厉。另一方面又顾及帝王的威严,故在结尾语言有所和缓。任、沈奏弹文规以典章,论及罪行,付以铺叙,结尾摆明态度。《文心雕龙·奏启》云:“若乃按劾之奏,所以明宪清国。……故位在鸷击,砥砺其气,必使笔端振风,简上凝霜者也。”八友的奏弹文义严气厚,与此相符。

二、表、铭文

在八友中,任昉现存“表”9篇,沈约24篇,萧琛3篇,谢脁3篇,王融4篇,陆倕5篇,范云3篇,共51篇,可见“表”这种奏进文体在八友中使用的相当广泛。

《文心雕龙·章表篇》曰:“表者,标也……原夫章表之为用也,所以对扬王庭,昭明心曲。既其身文,且亦国华。章以造阙,风矩应明;表以致禁,骨采亦耀;徇名课实,以章为本者也。”可见表用以奏事,辞采畅达为其基本原则。

王融《求自试表》曰:“臣自奉望宫阙,沐浴恩私,拨迹庸虚,参名盛列,缨剑紫复,趋步丹墀,岁时归来,夸荣邑里。然无勤而官,昔贤曾议;不任而禄,有识必讥。臣所用慷慨愤懑,不逞自晏。诚以深思鲜报,圣主难逢。蒲柳先秋,光阴不待。贪及明时,展悉愚效,以酬陛下不世之仁。”“表”作为“对扬王庭,昭明心曲”(《文心雕龙·章奏篇》)的庙堂之文,以雅正为根本。而《求自试表》语言瑰灿,将王融欲展才华,绍兴家业的心绪表露无疑。李兆洛认为“遣词体势不独为徐庾前导,且已为王、庐开山”,[3]对此评价颇高。

《文选》选录任昉表5篇。其《为范尚书护让吏部封侯第一表》同样“一意之运必缓以藻辞”。天监元年(502),高祖受禅,范云迁为吏部尚书。任昉作为朋友,为其上表,让吏部封侯。虽为让表,自谦意味浓厚,流于形式,然任昉此表辞为心使,加之语言貌美渊懿,如“家承素业,门无富贵,易农而仕”等句,从而显得文情并茂。任昉《为禇谘议蓁让代兄袭封表》为其替褚渊之子褚蓁所作让表。世以为褚渊失节于宋室,故其子贲称疾不就让于弟蓁,其中曲折,任昉驰骋辞采娓娓道来,可谓“波折可法”。

沈约的表中有很多谢表。如《谢封建昌侯表》、《谢母封建昌国太夫人表》等都是对帝王所封表达感激之情,歌功颂德成为表的主要目标指向。其《上宋书表》为永明五年(487)奉诏撰写《宋书》,次年完成后上表。表中叙述撰史的经过,采编史实的原则,及《宋书》的体例等内容。其“桓玄、谯纵、廬徇、马鲁之徒,身为晋贼,非关后代。吴隐、谢混、郗僧施,义止前朝,不宜滥入宋典”之语,表现了沈约孝亲忠君的社会伦理观。而“臣远愧南董,近谢迁固,以闾阎小才,述一代盛典,属辞比事,望古惭良”之言,则透露其对皇权的颂美感恩之情。

另外,八友中沈约现存铭文5篇,陆倕4篇。铭文重在规诫与记功叙事。陆倕铭文颇具渊雅特色。其《新刻漏铭》前有序,明其作铭之意。铭作为名其器物以自警的文体,“铭贵博约而温润”。《新刻漏铭》述刻漏之功用、装饰及社会赋予它的神秘色彩。辞体渊雅,与刻漏之名物相得益彰。故李兆洛“铭起盘盂,辨物当名。贵敷而肃,文虽失于辟积,而密藻可观”[3]。其另外一篇《石阙铭》在构思及语言上均遭到李兆洛的批评:“以典章法度之所系,而绝无尊严闳钜之思。词靡裁疎,不及刻漏铭远矣。录而论之,以示轨辙。”[3]但《梁书·陆倕传》对这两篇铭文却评价颇高,其本传云:“高祖雅爱倕才,乃敕撰《新漏刻铭》,其文甚美。……又诏为《石阙铭记》,奏之。敕曰:“太子中舍人陆倕所制《石阙铭》,辞义典雅,足为佳作。”上述两铭文辞义典雅符合梁武帝的审美爱好,故赞赏有加。《文选》收录,也说明其辞藻合乎萧统“沉思、翰藻”的文学审美特点。

综上,大体而言,作为庙堂之文,板正滞重为其惯有的风格。故李兆洛认为“马班已降,知者盖稀,或猥琐铺叙,以为平通;或诘屈雕琢,以为奇丽。朴即不文,华即无实,未有能振之者也。”[3]明清学者奉先秦两汉文为文章之圭臬,盖与其朴实平通之文采有关。齐梁之际,对于文采的追求成为文坛的时尚。竟陵八友为永明诗歌的倡导者,追求语言的圆美流转,诗境的婉转与巧思之风也波及到散文的领域。八友作为引领齐梁诗歌潮流的开拓者,才学的自信及社会风尚影响,促使八友在文章的创作上也追求异于先秦两汉的审美效应。

魏晋以降,文学的自觉和个体意识的觉醒,使散文表现为社会功能的弱化和文学意识的加强,骈化倾向突出,这在八友的庙堂之文中尤其典型。永明声律的影响,使得八友庙堂文表现为对偶工整,声韵协调,字句雕炼,“每每缀以排比之句,间以婀娜之声”,语言趋于华美雅丽。

从创作者与接受者的角度而言,庙堂之文,奏进之篇在两者形成了一种极为特殊的关系。归根究底,庙堂之文是为王权政治服务的。在王权的威慑下,创作者在有限的空间内驰骋其才,其创作心理又受到王权的约束。故庙堂之文在表达其社会功能的同时,又需凸显王权无上的威严,则逞才使气的气魄与诚惶诚恐的心态形成了一种尴尬的和谐,创作者心态始终游离于炫才与惶恐之间。如“臣昉顿首顿首,死罪死罪”(任昉《奏弹曹景宗》),与任昉奏弹时的严闳气势颇不类。如“臣约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沈约《上宋书表》)。一般情况下,庙堂之文创作者带着脚镣跳舞,故大多显得或猥琐铺叙,或诘屈雕琢。但总体上八友的庙堂奏进之文大多能义严气厚,貌美渊懿,在齐梁散文史中具有重要的影响。另外,八友的庙堂之文除了注重形式之美以外,骈化的色彩亦趋浓。骈句的对称平衡特点,使文章的气势回环往复,不可能一泻千里,放纵恣肆,则创作者之尊崇皇权的用意也能得到隐性的彰显。从这个层面而言,八友的庙堂之文无疑是最应景应时的。

庙堂奏进之文的接受者为帝王,创作者在文章中的才气与形式的美化,一定程度上使帝国王权无可比拟的声威得以充分的炫耀,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利得以无限的张扬,故对帝王而言阅读接受也成为一种审美享受。八友作为永明文学代表将诗歌的审美方式侵入到散文中,并身体力行,使庙堂之文的抒情色彩增浓,社会功能趋弱,从某个方面体现了士权向皇权妥协的无可奈何性。

参考文献:

[1]姚思廉.梁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2]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3]李兆洛.骈体文钞[M].上海:上海书店,1988。

[4]钱钟书.管锥编[M].北京:中华书局,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