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下载

“女孩子的花”为何没能绽放

2009-01-07

时代文学·上半月 2009年12期

何 英

摘要:本文认为《女孩子的花》作为20世纪80年代“女性散文”的代表作品,今天依然可以引发我们对女性生存与发展的思考,唐敏对女性自身性别缺失的反思发人深省,但其给出的现实选择并不值得推崇。

关键词:女性体验; 性别缺失; 选择与超越

唐敏《女孩子的花》是一篇浸透了女性生命体验的美文,文章以诗化的笔墨,委婉曲折而又淋漓尽致地抒写了一位青年女性对自身性别角色的敏锐感受和紧张思考。作为20世纪80年代“女性散文”的代表作品,此文今天不但依然能带给我们诸多美的享受,而且可以引发我们对女性生存与发展更深入的思考。

文章开篇是一个美丽的传说:相传水仙花是由一对夫妻变化而来的,丈夫名叫金盏,妻子名叫百叶。故单瓣的“金盏”有男子干脆简单的热情,重瓣的“百叶”则单纯而又复杂,像闽南善于沉默的女子,悲也默默,喜也默默。在唐敏笔下,水仙花是最能体现夫妻相互渗透的花朵,金盏和百叶共同散发出极其甜蜜的香味,那是人间夫妻和谐的芬芳。

宴尔新婚的“我”沉醉在亲密悠然的二人世界中,享受着如金盏与百叶般和谐的甜蜜,这种幸福感催生了“我”去孕育一个新生命的渴望,借花占卜的想法因之而生——“我”买回一个水仙花球,将之视为自己孩子的象征:如开金盏,“我”将有儿子;如开百叶,“我”将有女儿。

开篇金盏与百叶动人的传说与现实中“我”与夫君新婚时的形影相随交相辉映,传递着女性对现世幸福的沉醉与欢喜。那随后用水仙花来占卜生儿生女的举动意味着什么呢?是纯粹的急不可待的好奇?还是暗含着某种不能自已的希求与隐忧?

占卜的过程是一个敏感的女性对性别差异和自身存在的深切省思过程。占卜之初“我”就亮出了自己的期待:“我希望能开出‘金盏的花”,“从内心深处盼望的是男孩子”。但同时声明:并不是轻视女孩子,而是因为无法形容地疼爱女孩子,而不忍将她带到这个无法保证她能获得幸福的世界上。这首先是基于“我”对女性之敏感与柔弱的体认:“女子连最微小的伤害也是不能忍受的”,“她们最早预感到灾难,又最早在灾难的打击下夭亡”;其次是对朋友关于男女之别分析的认同——在这段分析中,男性是爱的施与者,而女性则是爱的接受者。

前面的忧虑似乎包含着作者自身的性别体验,后面的认同则可以视为对某种带有普遍意味的社会(尤其是传统社会)性别观念的无奈接受。这种无奈的接受进一步加深了女性对自身性别的忧虑。

很多自立自强的女孩子对唐敏笔下女性的脆弱与被动颇不以为然,然而如果从大多数女性生存的现实来看,其中恐怕又确实有某种不能抹杀、无法回避的真实性——虽然男女平等的口号已喊了很多年,但女性作为波伏娃所谓的“第二性”的地位并未根本改变。而唐敏对女性之柔弱的强调,似乎还应注意其产生的时代语境。众所周知,建国后我们一度在“男女都一样”的口号声中忽视了女性的性别特征,要求女性承担和男性同等强度的劳动,打造女铁人,女强人,这不仅使女性不堪重负,也使其失去了性别、失去了自我,变成了中性人。所以唐敏八十年代对女性之柔弱的展现是有一种抗议“男女都一样”,要求还女性“女儿本色”的意味的。

我希望我的儿子至少能以善心厚待他生命中的女人,给她们短暂人生中永久的幸福感觉。

生儿子的,是因为有一个男的灵魂爱上了做母亲的女子,投入她的怀抱,化做她的儿子。

回家,我问我的郎君:“要男孩还是女孩?”

“女孩!”他毫不犹豫地回答。

“男孩!”我气急了!

“为什么?”他奇怪了。

我的郎君每天忙着公务,从花开到花谢,他都没有关心过一次,更没有谈到过她们。他不知道我的鬼心眼。

前面两段引文体现出的是女性潜意识里对来自男性之关爱的深切期盼,后面的两段则恰足展现敏感而微妙的女性内心世界基本上进入不了男性视野。

“朋友”关于两性差异的观点,佛教的“缘生”说在“我”的脑海里打上的烙印,“我”与夫君关于生男生女的争执,夫君对花、对“我”的鬼心眼的一无所知……一边是女性对来自男性关爱的深切期盼,一边是女性敏感而微妙的内心世界根本不为男性所知。“疼爱”真切地道出了唐敏对女性生存的复杂感受。女性的敏感、柔弱,对爱的渴望与珍视,使之在面对忽视乃至无视这一切的男权世界时倍感痛苦与无奈……

不论是对来自异性之爱的期盼,还是对自己生命诉求被忽视的恐惧,都让“我”希望有个男孩。所以当梦中看到盛开的是“女孩子的花”时,“我失望得无法形容”。“妈妈不爱我们,那就去死吧!”梦中“女孩子的花”扎进开水里自尽了。

随后,现实中“女孩子的花”开放了。“它发出一阵阵锐利的芬芳,香气直钻心底。”“每朵花都白得悬浮在空中,云朵一样停着,其中黄灿灿的花朵,是云中的阳光。” “我”面对着盛开的“女孩子的花”,“不知多么抱歉,多么伤心” ——这抱歉和伤心包含着怜惜,亦透露出失望——因为开出的不是“金盏”。“我”的表现让“她们无视我的关切”,让“她们的心中鄙视我”,并最终使之像梦中的花一样自尽了。这里,唐敏不但写出了“女孩子的花”的绚烂、纯真与刚烈,更发人深省地揭示了造成女性不幸的另一重因素——女性之间真正的理解和激赏的缺失——“女孩子的花”之决绝赴死,不仅仅缘于没有来自“父亲”的注视,亦因为缺乏母亲发自内心的垂青!

虽然一开始用花占卜,“我”就说希望开出金盏,但那时“我”恐怕并未意识到自己潜意识里对女孩子的排斥。当梦中和现实中盛开的百叶怀着对“我”的失望和鄙视相继自尽,“我”才恍然醒悟:作为女性的“我”,竟然也是忽视乃至扼杀女孩子生命力的男权社会的一部分!“我”竟真的“从内心深处盼望的是男孩子”。

“我”的儿女之卜,卜出了女性自身的匮乏,这亦是“第二性”的社会身份造成的匮乏,“我”因之陷入对女性命运更深切的忧虑之中。在这里唐敏深刻地揭示出女性生存的又一重尴尬——即使在同性之间,真正的理解和激赏亦十分艰难。“在世上可以做许多错事,但绝不能做伤害女孩子的事。”这里当然有对男性的警示,但是否更包含着对女性自身(尤其是为母者)内在缺失的反思与警醒?

现实中“女孩子的花”自尽之后,“我吓得好久回不过神来。”“我既不想男孩也不想女孩,更不做可怕的占卜了。” “但是我命中的女儿却永远不会来临了”。窃以为这意味着“我”因体认到自身的生命缺失而放弃了做母亲的权利。这是一个让人震惊的结局,“我”决绝的选择饱含着痛苦,似乎也体现出某种深刻,但并不值得推崇与效仿。

波伏娃说:“女人的戏剧性在于每个主体的基本抱负都同强制性处境相冲突,因为每个主体都认为自我是主要者,而处境却让他成为次要者。”那么女性在依附地位上应当怎样恢复独立?该如何界定女性的自我实现?“每个主体都要十分明确地通过开拓或设计去扮演自己的角色,而这种开拓和设计被视为一种超越方式。他只有不断地去追求别的自由,才能够取得自由。”①所以,发现了“我”自身性别认识的问题与欠缺,并不意味着就丧失了做母亲的权利。既然“每个主体都要十分明确地通过开拓或设计去扮演自己的角色”,既然这种开拓或设计就是我们追求和获得自由的自我超越之路,我们理应勇敢地去接受挑战。

《女孩子的花》以金盏百叶的传说始,以怒放中的百叶自尽终;以满怀希望的儿女之卜始,以无限感伤的放弃养育终。美丽的开始和残酷的结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让人叹惋,更引人深思。文章在对百叶水仙的抒写中承载了“我”对女性人生境遇的思考和感喟,“我”的沉醉、忧虑、失落与抗争、警醒、决绝,呈现出女性内心世界的曲折深邃。“我”由坦然地抗议社会对女性的不公,到沉痛地剖白自身性别意识的异化,显示出女性对自身性别与生命存在更深刻、更理性的体认,而“我”最终对“命中的女儿”的放弃却让人感到无尽的遗憾。窃以为这个选择既有女性还处于第二性这一弱势地位的客观现实原因,亦缘于“我”对自身性别角色的“女儿化”定位——文中“我”对女性被爱、被呵护的强烈诉求非常鲜明地体现出这一点。女儿性是女人的一种美好天性,但随着成长,更开阔浑厚的母性亦必不可少,对一个成年女性而言,过分强调女儿性恐怕很难说没有依附性——哪怕只是精神上的,亦不足取。

“女孩子的花”为何没能绽放?不仅因为“我”在一定程度上被男权社会异化了,还因为“我”缺乏超越和改变这种现实的勇气。对女性而言,在其自我超越之路上,“母亲”应该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这里的“母亲”与其说是基于家庭血缘的母亲身份,不如说是基于“母性意识”的母亲身份——她不但能够充实和丰富自我,而且会给整个世界带来更多的温暖与美丽。

注释:

① 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中国书籍出版,1998年版,第25-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