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凤武

摘要:“王朔现象”是20世纪80年代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本文从时代背景,创作观念,流行因素和影视传媒四个方面论述“王朔现象”产生的原因。

关键词:时代背景; 创作观念; 流行因素; 影视传媒

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文坛出现了声势浩大的“王朔热”,甚至有人把王朔的“痞子文学”,金庸的“武侠小说”和琼瑶的“言情小说”,并称“中国文坛三大现象”。王朔小说的畅销,电影电视剧的热播,以及王朔的出言不逊,都使他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对此,我们又该如何客观公正地评价呢?

一、 “王朔现象”与其文学创作观念有关

中国传统文学注重“文以载道”,作品典雅、经典、纯粹,蕴含较高的思想价值,在此创作观念下,创作者背负沉重的精神负担,文学的正统性绑架了文学的娱乐性,造成主题的单一和文学个性的泯灭。而“王朔认为作家是普通人,作家创作并不是多么神圣的事情,他提出了作家创作只是一种职业,是编故事娱乐百姓的行当……,就像农民种地一样,只是一种赖以谋生的手段。”[1]在王朔看来,文学创作仅是一种“娱乐”和“谋生手段”,这就背弃了“文以载道”的创作观念,正统文学的伦理、道德、崇高、理性被亵渎,文革后,受众的阅读题材大都沉浸在“伤痕”、“反思”、“改革”等沉痛的话题中,王朔作品一枝独秀,脱颖而出,如同吃惯了海参鲍鱼的人,偶尔吃顿小米咸菜,会有种别样的满足感。

二、“王朔现象”的内因:作品的流行因素

传统文学强调文学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而王朔作品却包含很强的流行因素,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故事情节的“中间状态”。情节是按因果逻辑组织起来的一系列事件,把表面上沿着时间顺序出现的很偶然事件,用因果关系加以重组。[2]王朔作品打破故事的逻辑关系,具有非常态性。如《顽主》中:

马青端起电视机:“不过就不过!”

“别介”。少妇尖叫着扑过来,“这个不能摔,你是来让我出气的还是来气我的?”

“你说过你丈夫急了逮什么摔什么。”马青理直气壮地说。

“可我丈夫急了也不摔贵重物品,你这是随意发挥。”[3]

马青替少妇的丈夫受气,人物身份的替换造成情节背离正常逻辑,但王朔的成功在于:故事情节始终介于“荒唐”和“真实”的“中间状态”,既不完全根源现实,也不完全脱离现实,而在“荒唐”中折射着“现实”。社会需要“阳春白雪”,也需要“下里巴人”,这种情节安排的“中间状态”,使受众茶余饭后读来饶有趣味,满足了消遣的需要。

其次,人物描写的“角色置换”。“角色置换”就是用生活逻辑之外的人物身份代替逻辑之内的人物身份。王朔作品的故事情节的“中间写作”和“角色置换”是相关的:“中间写作”为“角色置换”设置特定的语境,而“角色置换”为“中间写作”服务。从此分析,王朔作品人物描写上采用“角色置换”是种讨巧的手法,但收到很好的艺术效果。如《你不是一个俗人》中,“三好公司”帮胖厨子实现将军梦,在“厨子”和“将军”之间进行角色置换,《我是你爸爸》中马林生与马锐之间的“父子关系”被置换成“哥们关系”,《顽主》中“顽主”替人赴约,替人受过,替人行孝,本质也是角色的置换。现实中,人们总是处于相对稳定的社会关系中,王朔作品的人物角色被置换,固定的社会关系被打破,但这种“打破”不具有彻底性,生活逻辑变得“不伦不类”,充满滑稽和闹剧,从而带给受众异于正统文学的阅读乐趣。

再次,语言设计的“独特建构”。当今社会,我们应承认:读者对小说的接受不只是求知,很多人为了“娱乐”。王朔作品语言的幽默调侃和对话成分,正好满足读者的需求。

小说《千万别把我当人》中,中年大夫和唐元豹之间有这样一段对话:

“是猴子的脸皮厚呢还是人的脸皮厚——请你回答。”

“人脸皮厚。”

“回答错误——扣分!”

“没错。”唐元豹看到刚得的分被扣光,有点急,“是人脸皮厚么,猴子的脸老是红的,而人几乎不红,明显厚于猴子。”[4]

严肃的智力测验变成一场充满喜剧色彩的闹剧。一般说,正统文学严肃有余但趣味不足,王朔作品幽默调侃的叙事风格,带给受众耳目一新的乐趣。

王朔创作以1984年发表小说《空中小姐》为标志,分前后两个时期,真正代表其创作特点的是后期作品。其中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作品大量使用对话。这有两大原因:其一,1988“王朔年”之后,为适应影视拍摄的需要,王朔有意识地使用对话,如在“顽主”系列小说中,都明显看到此特点。其二,在现代生活节奏加快和工作压力下,由对话建构起来的文学作品,具有简单、快捷的特点,容易满足受众的“快餐式”阅读。

三、“王朔现象”的外因:影视传媒的推动

影视传媒的力量是巨大的,对此,王朔曾深有同感地说:“影视创作为我带来了远超出小说创作的收益,如果我没有适时地转入影视创作,十有八九我至今仍在黑暗中摸索,写吐了血也不为人所知……”

首先,广泛接触媒介。王朔的“触电”是他的小说改编电影,1988年,他的四部小说分别被改拍成电影:《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改编自同名小说),《轮回》(改编自《浮出海面》),《大喘气》(改编自《橡皮人》),《顽主》(改编自同名小说),这一年在电影界被称为“王朔年”,尝到甜头的王朔开始了影视圈的闯荡:其一,成立海马工作室,强化组织力量。其二,专门为影视写作,如《修改后发表》、《懵然无知》、《刘慧芳》、电视剧《渴望》、《编辑部的故事》。其三,重视“人”的因素,王朔尽力与各路导演搞好关系,黄建新、姜文、冯小刚等人都与王朔关系密切,王朔曾说“我在1988年以后的创作几乎无一不受到影视的影响,从某一天开始,我的多数朋友都是导演或演员……”[6]

其次,适应影视传播的需要。影视传播的覆盖面是面向全社会,由于社会群体在性别、年龄、职业、文化程度等方面的差异,必然造成审美趣味的层次性。一部作品或一类作品肯定不能满足众多受众的需要。为此,王朔实践着多种创作题材:第一类是侦探小说,如:《人莫予毒》、《毒手》;第二类是纯情小说,如:《空中小姐》、《动物凶猛》;第三类是顽主小说,如:《顽主》、《玩的就是心跳》;第四类是世俗化小说,如:《刘慧芳》、《渴望》。[7]王朔曾说:“《空中小姐》吸引的是纯情的少男少女,《顽主》冲城市青年去的,《永失我爱》奔大二女生去的……,《动物凶猛》是给同龄人写的,《编辑部的故事》跟《渴望》,就想让老百姓做个梦。”众多创作题材覆盖了社会的众多群体,满足他们不同的审美需求。

再次,自我炒作。如果拨去道德的外衣,“自我炒作”的性质无疑会成为一种廉价的自我宣传。王朔经常在媒体露面,嬉笑怒骂,出言不逊,或贬低自己,或嘲讽他人。王朔在文章《我看金庸》中,把金庸作品贬低的一无是处,他骂孔子:“搁今天就是一傻逼”,骂鲁迅:“我们有一个伟大的作家,却看不到他像样的作品,”骂老舍:“文革不来,他活着,也只有开开会。”一时间,媒体连篇累牍地追踪报道,网站、报纸炒得沸沸扬扬,但王朔大有“无知者无畏”的架势,接着挨骂的人还有张艺谋,白岩松,余秋雨,甚至他自己。我们且不对王朔做道德上的评价,且就这种哗众取宠的个人行为在客观上所起的轰动效应来说,确实使他赚足众人的眼球。

“王朔现象”是众多因素组合共生的结果,但本质是:大众化的“俗文学”对正统文学的一次成功的解构和背弃,“王朔现象”只是一个“点”,通过这个“点”应对当代的文学创作进行多元化思考。

参考文献:

[1]于伟,《浅谈王朔现象产生的原因》,内蒙古教育学院学报, 第2-3期,1994年9月。

[2]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年版。

[3]王朔,《王朔文集2》, 华艺出版社, 1992年。

[4]王朔, 《王朔文集3》, 华艺出版社 ,1992年。

[6]王朔, 《王朔文集 自序》, 华艺出版社, 1992年。

[7]徐峰, 《商业写作的生存要素》, 选自《时代文学》,2007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