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智芹

摘要:王安忆的《长恨歌》、《小鲍庄》、“三恋”等优秀作品通过各种渠道传播到国外,产生了良好反响,受到高度评价。王安忆对时代女性的关注,对上海的怀旧描写和对中外文学创作交流的热衷是她在西方受欢迎的原因。

关键词:王安忆;西方;传播;影响

王安忆是新时期文坛上杰出的女作家之一,她的作品以丰富深厚的意蕴、清新细腻的语言、性情抒写中蕴含理性哲思的风格,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成为当前文学评论界的热点之一。王安忆的创作不仅在国内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受到国外的广泛关注,其作品被译成英、法、德、日、荷、捷、韩等多种文字,产生了良好的反响。

一、王安忆作品在国外的传播

王安忆的作品在国外产生影响主要通过翻译,其渠道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中国官方出版的向国外翻译中国文学的杂志上选译了王安忆的部分作品;二是一些国外的或旨在推向国外的中国当代文学选集收入了王安忆的作品;三是国外的出版商和汉学家直接找到王安忆,要求翻译出版她的作品。

就第一种渠道来说,英、法文版文学刊物《中国文学》和 “熊猫丛书”都关注过王安忆。《中国文学》资深英裔翻译家戴乃迭等人先后翻译刊出了王安忆的《小院琐记》、《命运》、《话说老秉》、《妙妙》等。 “熊猫丛书”和外文出版社出版的一些英文版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集,比如《中国当代七位女作家》、《时机并未成熟:中国当代最佳作家及其作品》也收入了王安忆的作品。

第二种渠道也使王安忆的许多作品传播到国外。1988年刘年玲等编选翻译的《玫瑰色的晚餐:中国当代女作家新作集》收入了王安忆的《朋友》;1989年戴锦编选翻译的《春笋:中国当代短篇小说选》收入了王安忆的《老康回来》。

通过第三种渠道传播到国外的王安忆的作品主要有:《小城之恋》、《小鲍庄》、《荒山之恋》等。除了上面提到的译成外文的著作外,重要的中文版作品有:《69届初中生》、《富萍》、等等。

二、王安忆作品在国外的影响

随着王安忆的作品越来越多地翻译国外文字,国外阅读、研究王安忆的群体不断庞大,王安忆在海外的声誉不断提高。

2008年5月4日的《纽约时报书评周刊》盛赞王安忆。该期登载了四篇中国当代小说书评,王安忆的《长恨歌》排第一,并给予她极高的“专业”评价。德国汉语翻译家卡琳说她喜欢王安忆的《小城之恋》,原因之一是其表达方式委婉,很有意思。①

在王安忆被译成外文的作品中,影响最大的是《长恨歌》。这部小说在国内就获得过很高的赞誉,曾荣膺第五届茅盾文学奖,有些中国评论家甚至认为这是王安忆的巅峰之作。《长恨歌》的法文版于2006年2月由法国毕基埃出版社推出,在法国引起巨大反响。法国的《世界报》、《图书周报》等纷纷发表评论,对该书做出高度评价。《世界报》刊文说“王安忆的作品中飘出一种音乐,萦绕、低徊、紧迫。”“《图书周报》称:《长恨歌》是“中国新时期文学的杰作”,作者王安忆“用微妙、细腻、幽默而流畅的巴尔扎克式的笔法开篇,并贯穿始终”。称赞王安忆“既继承了传统,同时柔中有刚地更新着传统”。②

《长恨歌》的英文版2008年1月在美国问世,美国作家弗郎辛·普罗斯发表书评《上海小姐》,认为这部小说是王安忆的“杰作”,并对小说的主题、人物、故事背景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解读。普罗斯认为《长恨歌》有不同层面的主题,其中最重要的主题是“小说考虑的是什么能够持久,什么保持不变——什么东西能够经受住时间的流逝,又是什么会在剧烈的社会变迁中面目全非”,上海“迷宫一般的弄堂消失在新崛起的、闪烁着不友好目光的高楼大厦之中”,而“小说的角色,或是或非,都有一种独特不变的特质,不光超然于历史之外,也丝毫不受个人经历的影响”。 对于《长恨歌》的主人公王琦瑶,普罗斯认为她“有意无意地将自己置于三角关系的核心,却很少考虑这样做给他人带来的痛苦,她不乏智慧,本质上也是一个好人,但不能完全理解人类情感的炽热激越”。“作为一个天生丽质却又普通平凡的女人,她太容易在时尚、财富和欢愉面前盲目,而认识忠诚和仁慈的价值又太过迟缓”。普罗斯评论说该小说另外一个值得肯定的地方是王安忆用“犀利的笔锋描写了有关女性友谊的问题——是什么使她们亲密无间,又是什么使她们分道扬镳”。除此之外,普罗斯还赞叹小说中上海独特而神秘的弄堂,认为弄堂和生活在弄堂里的市民给小说提供了强烈的现场感,为诸多诗意的描绘提供了场景,“当《长恨歌》接近尾声时,读者为小说中时间的流逝产生一种普鲁斯特式的伤感,这种伤感既映射出王琦瑶的忧伤,也映照出读者对正在消失的上海弄堂的留恋。”③

王安忆的小说集《流逝》推到国外后也引起了一定反响。斯佳丽·程在发表的一篇书评中认为,“西方人之所以关注中国的文学作品,是因为想要从文学中了解中国这个遥远而又重要的国度,文学作品中往往隐藏着一个民族的某些心理特征,西方读者很可能正是怀着这样的心理来阅读王安忆的《流逝》的。”并说“王安忆的这些中短篇小说给西方人提供了一个了解中国当代社会的独特视角,从中西方人看到中国社会存在的诸多社会问题,离婚率上升,邻里不和,阶级冲突不断加剧。”④

英籍巴勒斯坦裔作家安曼·胡笙则对王安忆的中篇小说“流逝”做出了高度评价。他赞叹王安忆巧妙地将个人生活和政治风云融合起来,认为《流逝》“表面上描述了文革期间一位中年女性灰暗、琐屑的生活史……而在深层上则从社会学的层面,向我们展示了一家三代人对政治变革的不同反应”。小说采用“事实呈现而不是分析的方法,通过主人公的思索和主人公之间蕴含丰富的对话来展现小说中人物的复杂感情。王安忆用极俭省的笔墨,节制而不铺张地表现了她对当时的物质主义、消费至上主义的批判,精彩地揭示了上海复杂微妙的人际关系。”并指出“流逝”是一篇“忠实地探索女性生存状态的小说,女性的理想、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女性生存的真实境况,一览无余地展现在读者面前”。⑤

王安忆的“三恋”——《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因是中国新时期文坛上最早触及性题材的作品而在西方引起关注。西尔维亚·陈在关于《小城之恋》的书评中写道:“西尔维亚认为《小城之恋》是“三恋”中最好的一部,讲述的是成年男女的性爱故事。“故事中男女平等的思想……显而易见,考虑到男女平等在当时的中国还受到嘲笑和反对,一位女性作家能有这样的勇气的确难能可贵。”1986年以后,随着社会风气的宽松,王安忆率先发表了描写女性性爱的三部小说,”“这让不少人感到意外,作为知名女作家,王安忆一直以纯真、优美著称文坛,但突然之间她把创作转向了性爱主题。” “故事中男女平等的思想……显而易见,考虑到男女平等在当时的中国还受到嘲笑和反对,一位女性作家能有这样的勇气的确难能可贵。”并指出小说最后“对女性性要求的肯定实际上是对女性创造性的肯定”,“这样的小说很可能会改变西方人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呆板乏味、缺乏文学价值和终极关怀的看法”。⑥

另外,一些国外出版的论文集里面也收入了从性别、性意识角度来评价王安忆创作的论文。费维恺编的论文集《意识形态、权力与文本——中国当代文学中的自我呈现与农民他者》收入了他本人撰写的论文“韩少功、莫言和王安忆的后现代‘寻根文学”⑦。在该论文集的结语里面,费维恺富有洞见地提出了将女性放在知识分子或农民的参照下加以探讨的模式,他评论说:“由于女性的双重性,她们一直处在质疑、挑战知识分子的自我与农民‘他者这一二元对立的界限的位置上”。⑧著名汉学家雷金庆在评价这部论文集时指出,尽管费维恺将王安忆划归到“寻根文学”里面,但王安忆实际上是以探讨“女性问题”——比如浪漫爱情、婚姻、家庭而闻名的作家。⑨

三、王安忆作品在国外受关注的原因

王安忆的作品在国外不仅为汉学家所关注,还走进了国外的大学课程和普通读者的视线,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四点。

一是王安忆的作品紧扣时代脉搏,为西方社会了解中国变革提供了一幅时代跃动图。走上文坛之初,王安忆结合自己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经历,写了一批表现知青、“文革”、“右派”题材的小说。

王安忆的第一篇知青题材小说是《广阔天地的一角》,该小说采用一名年轻女知青郑雯雯给妈妈不断写信的形式,讲述了她作为省级代会代表在开会期间的见闻。之后,王安忆的知青小说以惊人的速度,不断地出现在读者的视野里,如《雨,沙沙沙》、《妙妙》等等。这些小说涉及到知青的个人问题和社会问题,反映了王安忆对经历过特殊时代的青年命运的思考,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叔叔的故事》是王安忆描写“右派”题材的一部中篇小说,“叔叔”被塑造成一个时代的代表,表现出作者对特殊历史时期“右派”不幸遭遇的反思。“叔叔”曾经历了屈辱的殴打、压抑的婚姻生活、日益麻木粗砺的生存,这些都被王安忆以夹叙夹议的方式娓娓道来。

从20世纪40年代末至70年代末,中国对外部世界封闭了将近30年的时间。西方人想了解中国社会动荡的实情,想搞清楚中国人生活的真相,而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文学作品成为他们触摸中国现实的一个重要渠道,王安忆翻译成外文的作品由于满足了他们这方面的需求,对其加以关注也就成为情理之中的事情。

二是随着20世纪70-80年代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兴起和发展,对女性及女性作家的关注成为西方文学批评界的一个突出现象,王安忆作为女性作家,再加上她创作了众多以女性为主人公的小说,因而进入了西方批评家的视线。她构建的男女主人公以及两性关系模式,表现出一种深潜的女性意识。《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表达了女性隐秘幽深的本能欲望,《长恨歌》表达了女性复杂多变的情爱经验,建构出一种新的以女性为主体、突出女性价值的两性关系模式。

王安忆小说中出现得最多的男性性格是软弱怯懦,没有主见,像没有长大的孩子一样渴望女性的温暖和庇护。《长恨歌》建构了一个以王琦瑶的生活为主体和中心的话语世界。不仅程先生、阿二、康明逊和老克腊平庸弱小,即便那个被体制赋予了强大性别权力的李主任,也只是一种表面的、有限的强大,王琦瑶却以她生命的延续和她在私人生活中持续不断的欲望,映衬了李主任不能主宰自我、终至被权力毁灭的男性政治生活。在不经意的对比中,王琦瑶式的女性生活就体现出它的价值,是对政治化的男性生活的一种质疑和对抗。这种质疑和对抗颠覆了传统的男性中心价值规范,赋予处于被动地位的王琦瑶们以主体地位和主体价值。

基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方兴未艾的背景和王安忆作品中对女性意识的强调,国外关注王安忆就很好理解了。他们要了解中国女性的生存状况,评价中国女性作家对女性意识的表现,推动世界范围内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西方人对上海的怀旧情怀是王安忆的作品在国外受关注的第三个原因。王安忆对上海有着独特的情结,她的许多知名作品都是以上海为背景或以上海为主题创作出来的,比如《长恨歌》、《妹头》、《富萍》等。旧上海有“东方巴黎”之称,十里洋场充斥着各色洋货,晃动着洋人的身影,嘈杂着洋人的声音。他们出入旧上海的各种场所,就像出入自家的后花园一般。新中国成立后,西方人恋恋不舍地辞别旧上海,连同他们的趾高气扬和各种特权一并消失在上海辞旧迎新的欢庆之中。之后便是新中国与西方世界长达二十多年的隔膜。改革开放以后,西方人的上海梦又萌动了,他们迫不及待地想知道新时期的上海是怎样改换了容颜。王安忆的大量描写上海的小说给他们提供了这种可能。

王安忆的《长恨歌》凝聚了作者对上海所有的理解和领悟,她以一种鉴赏的眼光和趣味,用文字提供了上海的一个个速写:喧闹豪华的大饭店、侍应生穿行其间的优雅咖啡厅、用身份和经济实力堆砌出来的爱丽丝公寓、佳丽争艳的选美晚会。王安忆是把上海作为一个角色来写的,她写出了人与城市的互动和互映。主人公王琦瑶跌宕起伏的一生是上海赋予她的,上海深入到她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之中,将她的传奇经历衬托得具体鲜活而又富有时代气息。在经历过历史的狂风暴雨之后,从旧上海的尸骸上又生长出一个崭新的上海。时代发生了沧海桑田的变化,但旧上海的精致和讲究却顽强地留存下来。王琦瑶依然做着精细的家常菜,过着用繁华旧梦的残片装点的寂寞而优雅自足的生活。在后来的小说《富萍》中王安忆更是将人物与情节置放到次要位置,上海成了主角。作者只是将富萍作为小说的线索人物,通过她将许许多多上海底层人们的故事引发出来,在简单的线索上连缀起无数的上海生活画面。王安忆成了上海的记录人和代言者。

怀旧是人类的一种本能,岁月之网留住的一切将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愈见其光彩,西方人正是在这一层面上解读王安忆小说中的上海书写的。

关注中外文学创作交流并身体力行是王安忆的作品在国外受关注的第四个因素。早在1983年,王安忆赴美参加美 “国际写作计划”活动,历时四个月。王安忆曾经这样谈到她的访美感受:“美国之行为我提供了一副新的眼光:美国的一切都与我们相反,对历史,对时间,对人的看法都与中国人不一样。再回头看看中国,我们就会在原以为很平常的生活中看出很多不平常来。”⑩这次东西文化的撞击使王安忆的艺术视野得到拓展,从对人的社会哲学思考进入文化哲学思考,从此她的写作开始由自发状态进入到自觉阶段。王安忆还积极促进与外国作家的交流。2008年,她推出了“上海写作计划”,商定每年举办一期,邀请若干海外作家到上海居住一段时间,感受中国人的生活,了解中国社会的欣喜变化。同时和上海作家举行座谈会。

王安忆在该计划举办的报告会上说:“人在有限的空间,总是向往无限的空间。我们和故乡隔离的时候总会制造一个故乡,当我们长期生活在一个熟悉的地方就会制造一个他乡。”“他乡和故乡之间有一个可以进出的中间地带,我把它命名为:虚构。”11在他乡和故乡之间穿行,在怀旧与布新之间挪移,使王安忆在国外有了更高的知名度,对其人其作也给予越来越多的关注。

王安忆的文学生涯和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几乎是同步的,每一个文学潮流里面都有她的身影:从伤痕文学到知青文学再到寻根文学,从先锋文学到新写实主义甚至再到美女文学。王安忆是一个在热闹的地方安守宁静的作家,是一个不断超越自我、永不停止追寻的作家,我们期待王安忆的作品能更多地传播到国外,成为世界人民的精神财富。

注释:

①金莹:《每次翻译都是一次挑战——访德国汉语翻译家卡琳》,《文学报》2008-06-05。

②陈熙涵:《〈长恨歌〉在法引起巨大反响》,《文汇报》,2006-06-02。

③Francine Prose, “Miss Shanghai”, The New York Ti-

mes, 2008-05-04.

④Scarlet Cheng,“More Than the Basics”, Belles Lettr-

es,Vol.4,Iss. 2 (Winter 1989).

⑤Aamer Hussein, “Catalysts of Change”,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11, No. 3 (Jul., 1989).

⑥Sylvia Chan, “Book Review: Love in a Small Town”,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26 (Jul., 1991), p.209.

⑦Feuerwerker, Yi-tsi Mei. “The Post-Modern ‘Search for Roots in Han Shaogong, Mo Yan, and Wang Anyi”, In Feuerwerker, Ideology, Power, Text: Self-Representation and the Peasant “Other”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188-238.

⑧Feuerwerker, Ideology, Power, Text: Self-Represent-

ation and the Peasant “Other”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248.

⑨Kam Louie, “Book Review: Ideology, Power, Text:

Self-Representation and the Peasant “Other”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The China Journal, No. 44 (Jul., 2000), p.163.

⑩《文学对话录〈小鲍庄〉·文学虚构·都市风格:青年作家王安忆与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生对话》,《语文导报》, 1987, (4)。

11女作家畅谈“他乡和故乡”

http://shwomen.eastday.com/renda/node5661/node567

1/userobject1ai1538670.html/2009-04-05.

注: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中国新时期文学在国外的传播与研究”(08JA751026)的研究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