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今年十月,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也是《人民文学》杂志创刊60周年。从文学角度来纪念新中国60周年,《文艺争鸣》杂志确定从“一本刊物和她的60年”的角度,也即从《人民文学》杂志60年的角度,来做一个回顾性的研究和讨论,以此折射中国当代文学60年的发展历程。本期《文艺争鸣》将发表一组学者的相关论文。非常感谢你对我们这个动议的支持,并回答我们的提问。

首先,《人民文学》这样的杂志的创办,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史无前例的。请你谈谈《人民文学》杂志创办的历史意义。作为现任主编,你怎样理解杂志目前的地位和办刊宗旨?

答:谢谢未民。谈到《人民文学》杂志的创办,我们应该回到60年前,假设你身处1949年的北京,你也会觉得一定要有这样一份杂志。当时胡风先生有一首诗,现在的学者经常引述,就是“时间开始了”——新中国、新生活开始了,新的文化、新的文学也开始了,那是激情澎湃,对未来满怀憧憬的年代。共和国的创立者们百废待举,在文学上,主要做了几件事:开了第一次文协大会,办了《文艺报》,办了《人民文学》。

由此可见,当他们规划新中国的文学事业的时候,《人民文学》是一个基础的和关键性的建制。重读茅盾先生的《发刊词》,它首先提出了《人民文学》的根本宗旨:“通过各种文学形式,反映新中国的成长”,“创造富有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人民文学”,然后,它也具体规划了《人民文学》的功能,其实就是两个方面,第一是发作品,包括各种文体,包括理论批评,包括翻译;第二是组织,组织文学活动、组织文学问题的研究和讨论、组织中外文学交流。这几乎涵盖了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和研究、文学活动等文学生产的全部流程。

依据这样的宗旨和功能,《人民文学》成为了中国当代文学演进和发展的首要平台,当代文学60年来的成就与挫折,它的光荣与局限,都与《人民文学》密切相关。

现在,我们的文化环境、文学的生产和传播条件与60年前相比已有极大的变化,但是,我认为,我们依然要坚持《人民文学》的创办者的初衷:她是中国文学最重要的探索、创造的平台,通过她,不断地让“好作品出世”,让有才华的新人出世;同时,她也是我们的文学生活中一个重要的公共空间——作为一个机构,她连接作家、批评家和读者和公众,通过各种方式,推动建设性、创造性的文学生活。

《人民文学》的志向从来就不仅是单纯办一本刊物,发很多作品,而是要引领潮流,推动中国文学在思想上和创作上的变化发展。这一点,我觉得尤其重要。前不久在杭州的一次会议上,邵燕君谈到,我们的文学期刊,曾经和读者有密切的互动关系,但现在,这个关系没有了、或者说削弱了。不仅是和读者,和理论批评界、和作家、和公众和大众媒体,文学期刊都有一个如何重建建设性和创造性的互动关系的问题,不能仅仅是关起门来约稿、发稿,和作者们吃饭喝酒。文学期刊要有力地介入文学生活,它应该成为文学思想和文学生活的发动机。《人民文学》一直比较注意这个问题,比如我们有连续举办七年的青年作家和批评家的论坛,让作家和批评家对话,最近还开了一个诗歌论坛,也打算坚持做下去。我们的想法是,大家坐在一起,认真深入地讨论问题,现在是言不及义,文学界中人,羞于谈文学,文学生活的品质低落。

问:文学界常常称《人民文学》为“国刊”,有些研究者也将《人民文学》与“国家文学”的概念联系在一起,这当然有其道理。但在此我更愿意使用更具超越性的“中国”概念,来切入《人民文学》杂志和中国文学的关系,也就是说,《人民文学》总是要着眼于一个“文学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并在“中国”的大背景下、大格局下来考虑编辑方针和策略,能否在这方面谈谈你们的想法?

答:我赞同你的看法。刚才我们谈到,这个刊物一开始的志向就是建构中国的当代文学,它对时代、对中国、对中国之文学有一种承担精神。这个志向,几代编辑都不曾放弃,直到今天依然如此。我们并不把这当成我们的权力,一本文学杂志没有什么权力,我们把这视为我们自觉承担的责任。

所以,我们高度关切文学的发展和文学与时代的关系,高度关注文学正在哪里并向何处去,我们从来就是勇于提倡、勇于表明我们的态度,当然是用我们发表的作品。

问:你对《人民文学》60年的发展怎样分期和描述?

答:《人民文学》与当代中国文学的关系是如此密切,以至于它的分期差不多就是通行的当代文学的分期,不外乎是“十七年”和改革开放三十年这两段,后一段再细分,或许可以分成80年代和90年代至今。

目前这个阶段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我想,在这一阶段里,我们和其他刊物承受着同样的压力和考验,我们必须和其他刊物平等竞争,我们要习惯于不依赖《人民文学》过去的特殊地位,那是我们的光荣和资产,但现在你必须把这个资产有效地化为你的竞争优势。我们当然经历了痛苦的探索,但总的来看,我们是成功的,我们现在对这份刊物在新的文化环境中的地位和作用充满信心。

问:从上世纪80年代“伤痕文学”的兴起,到90年代的“现实主义冲击波”,再到新世纪的“底层写作”,《人民文学》一直力图更加贴近社会现实,表现转型期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你一直在这方面参与其中,请谈谈感想和你们的做法。

答:办刊物和做批评比起来,还是更有成就感,你可以行动,把你的想法逐渐清晰地做出来。我们现在谈“底层写作”,洋洋洒洒的文章一大堆,我看他们连“底层写作”从何时开始都没搞清——顺便说一句批评家的坏话,我觉得我们很多批评家现在是靠“大惊小怪”过日子,既不大看作品,也不大通世事,一看一个什么东西,大惊小怪:啊?都这样了?于是发现了新现象,其实地球人都知道了。

比如这个“底层写作”,文学对转型期的社会分化的认识和反应,至少,在90年代后期,就是我们编辑思路中一个特别重要的关切点,90年代末,我们发了白连春的《拯救父亲》,差不多从那时起,我们就特别关注这个东西,有意识地发,包括孙惠芬、鬼子的小说,一直到后来的罗伟章、陈应松等等,这是一个坚持了六七年的想法。到了前两年,“底层写作”口号也有了,作家批评家们一拥而上,翻一翻期刊,滔滔皆是,我们的看法是这里有问题。我对编辑们说:以后少发,从严。为什么?作家从既成的知识分子话语出发,既无经验,也无新的思想资源,就是在那里愤怒和悲悯,其实他连他悲悯的对象是怎么回事都没搞清楚也没打算搞清楚。所以,我们后来把重点放在一些真正有底层经验的作者那里,发郑小琼、塞壬、王十月这些人的作品比较多,也发像夏榆这样既有经验又有思想深度和广度的作品。

《人民文学》必须比别人走得快一点,这要靠对创作状况的了解,靠对时代和生活的判断。

问:新世纪前后,长篇小说创作的大规模兴起令人瞩目,我们注意到《人民文学》也从专发中短篇小说到有选择地发表一些长篇小说,请谈谈你们的想法和目前的效果。

答:常有人问:你们发长篇是不是考虑市场?我说我们就是考虑了市场,长篇就是有更好的市场效应,这个市场我们为什么不去占?

当然,说老实话,最初不是考虑市场的,最初我们是选发邓一光的长篇《我是我的神》,这是我很推崇的作品,但是很长,只好选了开头一章,起个名字叫《天堂》。然后,麦家写了《风声》,他是发给我看看,也没想在我这儿发,都知道《人民文学》不发长篇,但看了作品我想,为什么不发?和当时的主编韩作荣商量,他认为,不能画地为牢,好的长篇小说当然要发。顺便说一句,《人民文学》发长篇也不是新事,五六十年代就发《三里湾》、《山乡巨变》什么的,只是那时是选载。80年代前期主要发短篇,因为那时短篇繁荣,后来中篇兴起,才逐渐多发中篇,可见这也是一个与时俱进的演进过程。

但是我们定了一个原则,就是只发我们认为最好的,不凑和,不求数量。所以,《风声》之后,我们去年只发了三部:《小姨多鹤》、《空山》、《推拿》,今年发了两部:《一句顶一万句》、《金山》,我相信,这些都在本年度内最重要的长篇小说之列。

问:最近《人民文学》推出了“80后”青年作家专号,显示出杂志积极扶持青年文学创作,着眼于中国文学未来建设和发展的积极姿态,请谈谈你们的想法。

答:“80后”真是个有魔力的词,第八期一出来,我正在打吊针,手机就被记者打爆了。但不是我们到现在才忽然想起世间有年轻人、有“80后”。60年来,我们推出一代又一代作家,都是处心积虑,不遗余力。远的不说,“80后”之前还有一个“70后”,那时,我记得是1998年,仁发在香山开作协全委会,我和战军去看他,谈起有这么一批年轻作家要冒出来,要关注,后来我们三人专门就此做了一个对话。当时我和仁发商量好,两边一起推,他那里做了著名的“美女作家”专号,我们这里不可能这么做,但也有计划地推了一批人的作品。

现在看,那还是传统方式,现在有了网络、有了商业化的出版市场,很多新人会从不同的途径冒出来,但是,文学期刊在这方面仍有自己的事可做。做这个专号时,我们的想法并不全在“80后”,我和编辑们商量说:只要是新锐力量,不分老少,我甚至希望有个“60后”,以前没露面,现在忽然出世,像王小波那样,可惜没找到。总的来说,我们强调,不要炒“80后”冷饭,要发现新人,特别是发现被遮蔽的“80后”,现在我们一谈“80后”就是那么几个人,那么些路数,一代人的写作的丰富和差异被抹杀了,我想在大众视线和商业逻辑之外,发现一些新的写作者,所以我们发了吕魁、马小淘、吕伟、赵松、朱岳等人的作品。以后也还是要着重做这个工作。

问:《人民文学》在新的文学生态下如何应对?对各种艺术风格的文学作品的扶持有哪些设想?

答:和很多人的看法不同,我认为,正因为我们现在的文学生态是如此复杂多样,所以文学刊物的空间更为广阔,你可以有很多事去做。现在有很多新现象啊,比如,海外华文写作,这已经成为当代文学的一大新变,会改变当代文学的学科边界:你说颜歌苓是中国作家还是美国作家?张翎难道是加拿大作家?不仅是身份,他们的写作也确实为中国文学提供了新因素,还有陈河、袁劲梅等,过去一年多,我们有意识地多发这样的作品,今年第十二期我们会发一个专号。

(李敬泽:《人民文学》杂志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