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国富之道的深刻惑考

王秋实

最近，中国学者傅军教授所著《国富之道》由北京大学出版。

富国裕民，是两个多世纪以来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两大目标。贯穿傅军教授《国富之道》全书的核心问题是，各国贫富差距为何如此之大?作者用B+M=W这个公式来解释国富之道。这看起来简单，不免让人想起驰骋在马路上的BMW(宝马车)，但其中的内含却是十分丰富而严肃的。作者从现代政治经济学角度纵论国富之道，旁征博引，思想深邃。

世界上邦国林立，财富发展极不平衡，深入研究其成因，意义不遑多言。傅军教授此书宏论古今，时空跨度虽大，但脉络清晰。他认为，w(财富Wealth)=B(政府Bureaucracy)+M(市场Market)。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财富，取决于两个与制度安排好坏相关的自变量B和M，其中B是一个纵向的制度安排，M是一个横向的制度安排。关于如何衡量上述变量，作者提出了明确而可操作的标准：在控制人口变量的条件下，W是人均GDP，在加入人口变量的条件下，W是一个国家GDP的总量。衡量B的指标是在制度设置上如何选用人才和如何制衡权力和利益，包括从人治到法制，再到法治的考量。衡量M的指标是各生产要素在最大范围内的流动和组合的自由度，包括产权保护、激励机制和市场竞争度(或反垄断)的考量。

上述公式高度概括了社会生活中经济和政治两大方面的制度安排，不仅回答了经济领域的基础性问题，而且将政治和经济联系在了一起。诚然，不同国家情况各异，影响贫富的具体因素千差万别。然而，理论的目标不是详尽描述所有特殊性，而是从中抽象出具有尽量广泛适用性的一般性——正如本书所做的，将政治、经济两大领域形态各异的制度抽象为纵、横两个维度上对几个考量目标不同程度的追求。惟其如此，真正“具有理论资格”的理论才能在更大的范围内解释和预测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指导人类未来的行为，这才是理论的目标和意义所在。该书不惜花费大量篇幅帮助读者理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基本原则：通过对具体现实的整理和考量，抽象出一定范围内的几项事物之间具有一定稳定性的因果联系。

正是由于如上所述，社会科学的理论简化不可能涵盖复杂的特殊性中的各个侧面，学术分科才应运而生。不同的学科并非负责描述相互分割的世界不同版块，而是在不同的前提假设的基础上，从不同的视角对同一具体事物、同一个丰富的世界内部包含的各类联系进行梳理。因此，成功的学术研究绝非试图给出包容一切问题的解释和预测，而是从一开始即对自身目标和能力有所节制。

就人类社会整体而言，一个国家除了追求最大限度的富裕，一定程度上还肩负了许多其他使命和目标。该书所涉及的古今中外不同人群的具体行为和选择，也必然包含着多重目的和原因。作者将自身要回答的问题严格限制于对国家财富多少的原因分析，在纵深上直指基础性问题，而在横向上又体现了极大的审慎与节制。作者在该书的开始就明确指出了此研究的前提：首先，财富的增长是从过去到未来各国追求的目标之一。其次，在追求这一目标时，一个国家的行为模式必须符合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只有基于这样的前提，作者才能分析和抽取这一行为目标和模式基础上的因果联系，使自身研究因严谨和明晰而具有力量。也正是出于这样的节制，才为其他学科同样自由的舞蹈留下了充分余地，为不同学科空间的不断拓展打下了基础。

在其自身研究内部，本书作者将所有自变量归结到制度，这并不意味着文化、心理等方面的因素对于一个国家来讲总体上就是不重要的——而仅仅是对于追求财富来讲缺少直接的重要性。正是如此明确的节制，才为其他学科和进一步研究留下了充足的空间。横向上，一个国家和民族在追求财富以外的其他目标时遵循与此不同的逻辑；纵向上，“制度－财富”仅是因果链条的一个环节。我们可以继续追问：制度从何而来?为什么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皆有可能选择不同的制度?在本书开篇，作者即特别强调，任何富有价值的学术研究都成长于前人的肩膀之上，人类的不断进步不是依靠某一两个包罗万象的天才学者或理论，而是依靠一种对前人与各领域同行的尊重，基于统一的学术继承与方法论规范明确界定每一项研究的位置与外延的“知识生态”。

本书作者傅军教授现任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哈佛大学中国校友会的会长，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得政治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他的探索富国之道的新著《国富之道》，固然关乎国计民生，而这种探索的背后和本身，是对“知识生态”的建构与维护，对社会科学规范方法的理解与运用。

双面日本人：傲慢与廉卑

祝大鸣

回顾日本古代史，当大和的子孙第一次西渡中国，辽阔的炎黄大地、众多的华夏民族令日本人大为震撼。在进一步了解灿烂的华夏文明、先进的社会制度、富饶的人民生活和多彩的文学艺术的同时，日本人内心深处既体会到了中华的“强”，又体会到了大和的“弱”。虽然化羞愧为动力的日本人几经发奋努力，全面掌握了制度、宗教、艺术、建筑、医学等方面的知识，但是，面对如师如兄般的中国，如何能不谦卑?更何况，直到现在，完全不懂日语的中国人也能把日文报纸读个大概，因为日本文字毕竟是以汉字为基础的。口口声声“脱亚”的日本人，在欧洲人面前尽力洗刷汉文化圈的印迹，似乎汉文化有辱于大和“优等民族”的身份，可是他们又拿不出日本文明独立性与先进性的证据，而且至今仍在使用汉字假名。一说文字，日本人就没了底气。

再看日本近代史。自明治维新之日起，日本的国家自我定位就存在深刻的矛盾：渴望以西方文明的秩序观确立自己在亚洲乃至世界的地位，但是，最后却被西方文明所击败。从根本上说，他们没有自己民族文化的归属感。日本人称自己的国家为“大日本帝国”，这一叫法本身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了日本民族从文化根基上的自卑意识。

“入欧”后的日本给自己找到了新的“师兄”：传播基督教文明的欧洲人和新大陆的新主人美国人。可是，，在欧洲人和美国人眼中，日本人就是日本人，就是亚洲人。永远脱不掉的千系。在欧美“师兄”面前，日本人的心态也是复杂的：又怕又恨。对于二战的战败，许多日本人内心深处存在着强烈的悲情意识。面对投下原子弹的美国人，不论日本左翼还是右翼，都有不同程度的反美意识。虽然日本人的反美意识大大区别于其他国家和地区，这种意识经过了慎重的处理，但终归是有所表达的。每年日本以最高规格纪念广岛原子弹受害者的盛大仪式就是最典型的例证。

承认强势、学习甚至联合强者，是日本人的一贯作风。这就导致了一种循环：找到一个强者，谦卑地学习，学习之后以傲慢回报；再找到一个更强者，再谦卑地学习，学习之后再以傲慢回报。

如果超越不了，就谦卑着。

古代中国强盛时，日本曾强烈请求中国的皇帝给启己的国家册封，谦恭地向中国俯首称臣，努力成为亚洲大家庭的重要一员，免得成为被人遗忘、孤立无援的海岛。为了表达诚意，日本不畏舟楫劳顿，定时朝贡。谦卑之情，溢于言表。

“日不落之国”大英帝国将殖民的触角伸到世界各地时，日本找到了新的能量来源。确认了英国的强者地位后，日本一边把对中国的朝贡变成了铁蹄，一边成了英国人谦卑的伙伴。英国和亚洲距离遥远，想要征服亚洲鞭长莫及。日本眼看着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满怀自信地企图号令亚洲，可苦于国小1人少，心有余而力不足。如果能借到大英帝国的威风，不就可以直上云霄了吗?

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德国军队一往无前、所向披靡，迅速占领了诸多欧洲邻国，并背信弃义地向苏联发起进攻，大有即将一统天下的气势。听到德国人节节胜利的消息，日本人又找到了新方向。出于对强者的认同和崇拜，日本主动与德国法西斯缔结了同盟，参与组成了德日意邪恶轴心国。

在广岛和长崎的废墟上，日本看到了美国的强大。一纸《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确立了日本和美国的同盟关系。日美同盟促进了日本的战后经济发展，也决定了日本的弱势地位。尤其在外交领域，日本外交官与其说是追求外交政绩，不如说是优先考虑美国的态度和情绪。这就是为什么有人会不无讥讽地说，日本是美国的第51个州。

历数了日本的盟友之后，崇拜强者的逻辑就清晰可见了。在任何一个结盟中都有相对的强者和弱者。日本不断地更换盟友，标准就是要与强于己者联盟。在强者面前，不谦卑又如何?

日本京都大学教授会田雄次指出：“基本上来说，我们日本人的‘本性中存在着劣等意识。我们的毛病是总认为别人的、外国的东西都是好的。”日本人的这种劣等意识是对自己在社会存在的一种极端反映。无论自己的真实能力和功绩是高是低，他们只接受社会或者周围的人给予自己的过低评价，也就是持一种‘损的意识。”“日本人的这种劣等意识使日本作为一个整体陷入了危险的境地。一旦恐慌情绪出现或是欲求得不到满足，极易出现全民性的歇斯底里。”

承认“其他人”是优等民族，就等于默认“自己人”是劣等民族。怀着对他人的强势意识和对自己的弱势意识，难免会仰人鼻息，谦恭便是自然而然的了。